村社组织、乡村精英: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底层机制——基于乡村内生秩序与制度变迁逻辑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是一个内嵌于社区内生秩序的复杂体系。小农经济形势下,社区"场域"的"熟人社会"特性催生出精英群体引领公共产品供给的基层治理路径;其"结构互动"的生成逻辑与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模式,在组织层面上决定了村社需作为"国家"与"社区"的介质承载起社区内公共产品供给的主导责任。当前村社公共产品供给最需解决的问题,在于借助国家资源来激活村社内部的组织力量,通过强有力村社组织的建设来实现农户的"组织化",从而在"统"的层面上确保村社基本公共产品供给。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分析

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一直沿袭着与乡绅治理制度相适应的供给制度，乡绅对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维护和公共设施建设等公共产品的低水平供给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政府组织和动员农民用劳动力最大限度替代资金的方式，实现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提高。改革后，农村大多数公共产品仍沿袭制度外供给体制，主要由收入远低于市民的农民筹资来提供。所以，农民负担问题实质上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问题。     

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调查报告——基于桂北几个自然村的个案研究

20世纪80年代,国家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原有的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国家力量的退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来源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乡村建设出现真空地带.农民自治能力的提升,为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了一条路径,但却增加了农民负担.村庄中有才能的人外出求学、从政,出现了"第三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大力支持下,乡村公共产品建设出现了新形势.但是,在几种力量的介入下,乡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和困难.     

将公共财政推进到农村去

由市场供给用来满足个别人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之为私人产品。由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机构——公共部门供给用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商品和服务称之为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不可分割性、非盈利性四个特征。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是公共产品的核心特征，决定了公共产品的提供是政府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能。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政府都应该向人们提供相应的公批产品。在实际生活中，有些产品兼备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的特征，因而可称之为混合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外生力量、资源动员与乡村公共品供给方式的再探索——以西藏六地一市干部驻村为个案的研究

2011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政府启动了以"强基础惠民生"为目标并覆盖所有行政村的干部驻村活动。本文以对这项活动的调研为基础,分析了西藏乡村公共品的供求现状,以及干部驻村对乡村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供给产生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作为外生力量的驻村干部群体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实现了一次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争取资源,拓展了乡村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所在村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现状。然而,如何使驻村干部这种外生力量带来的良性改变长期化和可持续,并确保各种资源更加均衡合理的分配,是改善藏区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供给时仍需要解决的问题。     

城乡统筹与社区商业网点布局:基于公共政策的视角

部分社区商业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应当纳入社会公共政策的范畴。研究发现,我国社区商业网点的布局存在"供给不足、需之未有"、"业态单一、配之不齐"、"规模低效、供之扰民"、"城乡分离、享之不均"等问题,而城乡统筹发展对社区商业的业态配置、空间供给和管理模式又提出新要求。为此,从公共产品供给、社会公平的视角看,新形势下我国应当更加关注保障性社区商业服务的体制机制保障,采取分区分类指导的方式,推进社区商业服务走向公平与高效。     

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政策思考

政府为社会提供均等化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长期以来,我们施行的是城市偏向型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供给成本分担不合理,公共产品收益分享不公平等问题,导致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失衡。因此,必须根据公共财政的要求,改革现行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     

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证研究

公共产品的供问题给不仅能反应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也是衡量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本文从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理论出发，结合贵阳市典型社区的实证研究，分析了这些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现状，发现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贵阳市城市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完善对策。     

地区公共产品最优供给与城市社区分层化——基于蒂布特理论的分析

基于蒂布特的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理论及其实现条件,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社区分层化问题,该理论核心思想是,只要消费者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就有可能使公共产品供给与尽可能多的人的需求相一致。该理论对我国的地区公共产品供给和城市社区发展现状具有解释力,对现状的改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乡村社区公共产品自主决策研究

文章考察了建国之后的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筹资制度的变迁和一事一议制度的历史渊源,以第一个村委会的产生为背景考察了村委会的产生和一事一议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讨论了村集体的小集团规模属性。运用林达尔均衡框架从谈判意愿、达成合约的可能性、合约的福利性和合约的有效执行四个方面论证了村集体自主决策供给公共产品的可能性,指出作为小集团的村集体完全可以通过一事一议式谈判来自主决策社区内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     

社区公共物品供给治理与多中心理论论略

随着社区建设的迅速发展,社区公共物品高效、优质供给的重要性凸显。西方国家公共物品治理的多中心理论为分析我国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了新的思路。要解决目前我国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需要进行城市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创新和政府治理革新。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改革中集体股的退出壁垒——一个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历来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农业税费改革后,财政体系尚未完全覆盖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制度变迁与农村的公共建设息息相关。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开展的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照,形成了以设置集体股与否为特征的"绝对量化"和"相对量化"两种基本改革模式。然而,农村公共产品刚性的供给和政府财政投入的不足,使股份制改革极大压缩了集体经济对农村公共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实践中,基层政府、乡村组织、农民等主体之间通过相互博弈,使集体股以显性或隐性两种方式始终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最终成为产权改革中集体股的退出壁垒。     

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研究

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产品,公共产品的供给对于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国家经济的增长及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现实中"政府失灵"的存在以及公众对公共产品的超额需求给公共产品的私人供给提供了可能。文章强调了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必要性,同时分析了我国公共产品私人供给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提出完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方法途径,从而更有效地供给公共产品,保障公共利益。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基本经验、问题及对策研究——以C市X区的实践经验为例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实现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理应遵循党建核心引领、多元参与共建、夯实文化基础设施、构建交流信息平台内在逻辑，探索适合社区自身的公共文化建设之道。党建引领城市社区公共文化建设已经取得了较为显著成效。但要看到，依然存在党建核心引领作用有待持续增强、多元主体的参与积极性较低、供给与需求的有效匹配度不高、公共文化凝心聚力作用有限等问题。为此，应当从持续增强党建引领城市公共文化建设的能力、充分实现公共文化建设育人化人立人核心价值、全面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的活力、全方位推进基于需求的社区公共文化供给体系四个维度着手，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文化惠民效果。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公共产品是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现阶段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中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及地区供给不平衡等问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使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产生了城市偏好的价值取向;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使得农民很少有机会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部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单一,缺乏政府以外的其它主体是造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主要原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创新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变革滞后所引起的农村公共产品供需矛盾突出是"农民真苦"的主要原因,其主要表现是: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采用制度外筹资方式,造成农民分担的成本增长过快;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划分不清,乡村两级负担过重;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偏离     

民间资本介入公共产品供给领域的实证分析——以浙商本为例

浙商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民间资本发挥优势、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弥补"政府失灵"的重要实践。目前浙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呈现供给领域集中、成熟浙商供给多、多数浙商愿意参与、参与目的单一化特点。同时,浙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也面临着行业垄断的阻碍、民众偏好的影响、利益的驱动过大、制度建设的薄弱的问题。在当今公共产品民营化的热潮下,为了更好的促进浙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除了政府为浙商创造良好的参与环境,浙商还应当在理念上创新,加强企业公共性,突破传统发展路径,提高自身竞争力,同时还要加强人才储备,增强垄断企业进行竞争的能力。     

乡村治理中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逻辑、治理困境与路径创新

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要着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实现以乡村文化振兴为指向的“治理逻辑”效能的提升。通过文献综述和数据分析,发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行政主导的供需错位、文化扶持的只“送”不“种”、责任主体不清下的主位缺位和文化资源开发下的价值悬置等问题,其应然效能暂未有效发挥。着眼乡村振兴的政策背景和提高治理效能的现实需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需以数字技术赋能推进供给旨向回归、以文化机制创新驱动公共文化再生产、以多元主体参与锻造协同治理模式、以产品价值定位实现公共价值共享。     

我国城市政府环境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研究

经过30余年的实践发展,目前我国环境公共产品提供部门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自主权,改善了其供给状况,但仍存在着供给不足、供给效率低下及供给中的公平缺失等问题。环境公共产品的固有性以及城市政府的供给理念、供给行为、供给保障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是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为此,我们要明确城市政府在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定位,积极构建与完善我国的城市环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     

为什么“空心村”农民也能组织起来

<正>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既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更是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加快推进实现"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乡村振兴需要农民,更需要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村社会组织应该具有代表农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提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以及教育培训和引导农民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