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与总体工资水平估算及分析

由于存在统计口径问题,有关中国劳动报酬份额问题经常被误读。国际上一般使用雇员劳动报酬衡量劳动报酬份额,而我国使用的统计口径除了雇员劳动报酬外还包括自雇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不同口径之间的比较是导致误读的主要原因。本文按照国际上通常使用的统计口径估算了我国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及其变动状况,并把这一变动与就业格局的变化结合在一起观察发现,2003年以来我国雇员劳动报酬份额在雇员就业比例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导致工薪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下降,收入分配格局向资本倾斜,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程度不足;与此同时,工薪劳动者内部工资水平也出现分化,越是低收入的劳动者工资增长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相对较快。如何实现劳动者尤其是低收入劳动者工资合理增长是改善我国收入分配状况的关键。     

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马克思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均衡增长的必要条件是工资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保持不变,即劳动收入占比以及资本收入占比保持稳定。中国当前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导致了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不能满足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资本收入占比上升和劳动收入占比下降是当前高投资、低消费、高出口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形成的直接原因。转变这一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在于纠正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同时加大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资,努力提高劳动收入占比,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资本形成、内生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基于资本产出比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资本产出比这一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并对影响资本产出比的因素进行探讨。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内生增长模型比新古典模型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投资率在中国经济转轨的两个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长期来看,投资率的变化不会影响中国的资本产出比,FDI的增长提高了资本产出比,而人力资本的增长有助于促进资本产出比的下降,从而得出了: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源泉在于人力资本和自主创新的内生技术力量的结论。     

我国内需增长的主要特点及变动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在我国经济中占据绝对地位,对经济增长发挥着绝对作用。其中,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波动下降,投资所占比重波动上升,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日趋严重。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并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较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投资率一般不应高于40%,消费率不应低于60%。预计到2020年我国投资率可能降到35%以下,消费率可能上升到60%以上。     

从投资比重上升看经济增长质量

本文利用数理模型分析了在不同投资时滞下,投资比重(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例)与经济增长率、资本产出比、资本折旧率之间的关系。定量分析表明,近年来我国的投资比重持续上升,或者是由于投资时滞增大、或者是由于资本产出比上升所引起,这反映了投资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在下降。     

我国投资消费关系的变动特点及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内需总体上保持了较快增长。其中,消费占内需的比重波动下降,投资所占比重则波动上升,总储蓄占GDP的比重稳定上升,投资和消费失衡问题日趋严重。根据国内外的发展经验,并考虑所处的发展阶段,我国较好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关系是：投资率一般不应高于40％,消费率不应低于60％。预计到2020年我国投资率可能降到35％以下,消费率可能上升到60％以上。     

为什么要把劳动者变成资本家？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96年开始持续下降。相应的，扣掉劳动要素的所得后，另外两个所得分别是资本所得和政府税收，这两种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在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现象与中闰经济增长方式也是有关的，由于经济增长大量依赖投资推动，所以大量的国民收入所得也给投资者拿走，劳动者拿的部分就少了。     

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动态关联

劳动报酬份额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存在着动态关联。劳动报酬相对于实际产出变动存在滞后效应,这使得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在现阶段呈现出反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通货膨胀和产能利用率对劳动报酬份额产生正向冲击,失业率对劳动报酬份额具有负向冲击作用。改善劳动报酬增长的滞后效应、提高产能利用率和促进就业等措施将有助于提升我国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     

对我国投资率的分析

改革开放25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4%,与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近。但是能够在较长时期保持这么高的增长速度在世界上还是罕见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的学者普遍认为资本的快速积累是过去二十多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投资率也持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近年来投资增长很快,投资率逐年上升,围绕“高投资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非典型”特征及其解释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似乎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共识,但本研究认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并不严重,而是呈现出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的特征,这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要么在较高水平上保持长期稳定,要么从较低水平上快速上升直到在较高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典型特征不同,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非典型特征。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较低,另一方面则和经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类型、对FDI和外需的过度依赖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等有关。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不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要求。     

技术进步偏向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CES生产函数考察了技术进步偏向与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中国工业1979—201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工业的要素替代弹性大于0小于1;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小于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变化率,1987年后工业技术进步为劳动节约型的,资本一劳动收入份额比值提高;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偏向、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国际贸易是我国工业资本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对要素收入份额失衡的影响最大。工业要素分配份额的演变直接体现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也间接拉大了我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     

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基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生产力概念的深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非常重要,考察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可行的切入点。在税收收入占比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意味着资本收入占比的上升。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缩小了消费市场规模而抑制技术进步(消费效应),资本收入占比的提高使得企业技术投资面临更少的融资约束而促进技术进步(融资效应),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可能呈现出无关、线性或者倒U型关系,其具体关系要视消费效应和融资效应的相对强弱而定。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初次收入分配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关系,存在一个最有利于技术进步的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意味着当前需要同时保护劳动和资本的权利。     

Labor reallocation in China: 1978–2011

This paper develops a three-sector model to analysis the mechanism of cross sectoral labor reallocation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of 1978–2011. The model incorporates factors of sectoral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s,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of labor mobility. Moreover, the model considers changes in the scale of the public sector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We find that there are two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scale of the public sector in declining public sector output on labor reallocation. First, enterprises will increase the share of capital input to labor, resulting in relative expansion of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econd, residents' income will also increase, together with the relative increase in demand towards non-agricultural goods due to non-homothetic preference characteristics of consumers. Therefore the non-agricultural production will further expand.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 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经济运行与增长中的中小企业作用机理

如果偏重于发展大工业企业 ,由于资本利润率下降和工资成本逐年上升规律 ,其资本有机构成随之要提高 ,就业的劳动力相对就越来越少 ,会发生严重的失业和消费不足 ;农业的土地资本有机构成也是一个提高的过程 ,也要逐年挤出大量的劳动力来。中小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 ,其变动不遵从于大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规律。因此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可以转移和吸收大工业和农业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剩余出来的劳动力 ,使资本、就业和消费达到平衡 ,避免出现严重的失业和生产过剩现象。从经济增长看 ,中小企业发展不足 ,将会导致民间投资渠道不畅而使相当一部分储蓄不能正常转化为投资需求。发展中小企业 ,疏通投资渠道 ,变劳动力过剩劣势为劳动力密集便宜竞争优势 ,以及城市化中中小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带来的聚集效应 ,将是未来 1 0— 1 5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智能制造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分析了智能制造发展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嵌套的CES生产函数来构建含有智能制造和传统生产方式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框架,刻画智能制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通过构造智能制造指标体系和“标准化供给面系统”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替代弹性决定了智能制造－劳动扩展型技术进步对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方向。根据“标准化供给面系统”发现智能制造与传统生产方式之间的替代弹性为互补关系,使得智能制造－劳动扩展型技术最终偏向于智能制造,从而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此外,智能制造发展提高了平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但要素之间的互补关系使得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资本与智能制造产生超额需求,提高了资本和智能制造所得,限制了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因此,应完善收入保障机制,如降低劳动所得税收,通过收入再分配提高劳动者的福利保障,同时也要加强对劳动技能的培训,使得与智能制造发展水平相匹配,进而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地方税收效率及公平性实证研究

在现行经济及税收制度下,增值税和行为税收入比重提升会提高资本要素的产出效率;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比重的增加在提高资本要素产出效率的同时,却会降低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比重提高有助于提升劳动要素的产出效率,而后者同时会降低资本产出效率;资源税类收入比重提高将会降低资本要素产出效率;流转税、所得税、行为税和财产税占税收收入比重的增加都会引起经济的总体产出的减少;我国地方税收收入具有显著的公平效应,其中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公平效应相对更强,资源税及增值税也具有明显的公平收入分配的作用。     

Tax policy, venture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The paper studies the effects of tax policy on venture capital activity. Entrepreneurs pursue a single high risk project each but have no own resources. Financiers provide funds, covering investment cost plus an upfront payment, in exchange for a share in the firm. The contract must include incentives to enlist full effort of entrepreneurs. Venture capitalists also assist with valuable business advice to enhance survival chances. The paper develops a general equilibrium framework with a traditional and an entrepreneurial sector and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taxes on the equilibrium level of managerial advice, entrepreneurship and welfare. It considers differential wage and capital income taxes, a comprehensive income tax, progressive taxation as well as investment and output subsidies to the entrepreneurial sector.     

Optimal labor income taxation in a two-sector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approach to the two-sector optimal taxation problem. We derive the optimal labor income tax rate which depends on factor intensity across sectors. It is the labor intensity that determines the initial wage rate, and therefore the optimal labor tax rate. We show that an increase in the initial relative price of consumption goods decreases the optimal tax rate on labor income in the case that the consumption goods sector is capital-intensive while it increases the optimal tax rate on labor income in the case that the investment goods sector is capital-intensive.     

人力资本投入差异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人力资本投入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且近年来仍没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而近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入差异已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利用2001-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无论在全国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内,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均没有随着城乡居民人力资本投入差异的缩小而降低,主要是由教育资源失衡、学历层次不同、劳动力市场扭曲及歧视性择业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在缩小我国城乡居民的人力资本投入差异的同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如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入、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居民比重、统一劳动力市场、引导居民树立正确就业观等,消除其他因素的制约,才能达到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