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他保险合同解除权中的第三人保护——《保险法》第15条的修改建议

由于我国民事法律中尚未确立利他合同具体内容,在实践中对利他合同相关利益主体权利的保护方面存在诸多漏洞。《保险法》第15条中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可能损害利益第三人(被保险人、受益人)的期待利益。最高人民法院原拟在“保险合同法解释二”中对该条内容做出解释,但因争议较大,最后颁布时删除了此内容。保险法学界对该条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态度,肯定说认为,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按照合同相对性理论,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应不受任何限制。而否定说认为,保险合同是利他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有一定的区别,投保人的任意解除行为可能损害利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其权利应受到一定的限制。本文对国内外利他保险合同理论进行梳理,通过实际的案例分析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并对《保险法》第15条提出修改建议。     

财产保险合同转让的立法比较与启示——评新《保险法》第49条修改的“属人主义”与“从物主义”之争

对于保险标的转让后,保险合同是否当然转让,有属人主义与从物主义之争。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旧《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合同转让从属人主义,新《保险法》则从从物主义。本文则认为,属人特征是财产保险合同的固有特性,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抛弃。保险立法单纯强调属人主义不利于保护受让人的利益,而单纯强调从物主义对保险人也有失公平。我国新《保险法》关于财产保险合同转让的修改并没有彻底否定财产保险合同的属人特性,而是对从物主义和属人主义进行了结合与折衷,以实现同时保护保险人和受让人权益的共赢。     

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对《保险法》修订适应性研究

新《保险法》将从2009年10月日施行，回顾我国保险法修改历程，此次修改涉及保险合同方面的内容较为广泛，突出了对被保险人利益的高度关注和保护，对保险人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拟从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以下简称“车险合同”）入手，对新《保险法》修改内容影响车险合同要素、合同体例、合同术语、合同条款、单证格式、实务规程等重要涉法问题的适应性进行分析，期待对保险人修改车险合同有所裨益，预防法律风险和经营风险。     

我国新《保险法》复效制度探析

分期支付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往往会因为投保人的主观或客观原因没有交付当期保险费而效力中止,但无论是从保护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利益的角度,还是从保护保险人利益的角度,法律都会给效力中止的保险合同以重新恢复效力的机会,即保险合同的复效。由此可见,保险合同的复效制度是保险法中重要的、特有的制度。因此,我国原《保险法》和新《保险法》均对保险合同的复效制度作了规定,而且相对于原《保险法》,新《保险法》对相关内容做了部分的修改,以进一步对复效制度的规定进行完善。     

我国保险合同解除法律制度完善研究

我国保险法以投保人和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当事人建立了我国保险合同解除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还不尽完善,突出表现在对被保险人的利益保护不够。本文在探讨和分析保险合同解除权的主体、第三人代交保险费是否享有保险合同解除权、保险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期限以及人身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死亡后其继承人是否享有解除权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要对投保人的保险合同解除权进行适当限制,并建立和完善保护被保险人利益的法律机制,如保险合同解除应通知被保险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异议权和参与权等。     

投保人死亡后保险合同解除权归属研究

一、保险合同解除权主体 （一）《保险法》中保险合同解除的相关规定 我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十四条、第十五条对保险合同的解除作了一般性的原则规定（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将这两条合并为一条）：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规定了投保人享有任意解除权，保险人除法定或约定外不能解除保险合同。     

论法律解释方法在《保险法》第十六条司法裁判中的运用

<正>一、《保险法》第十六条法律条文检视我国《保险法》第十六条共包含七项条款:第一款规定了投保人的有限告知义务;第二款与第三款分别规定了保险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条件与行使要求;第四款与第五款就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心态属于故意还是过失分别规定了合同解除后的相应法律后果;第六款规定了保险人禁止反言的义务;第七款对保险事故的内涵予以明确。     

保险合同纠纷中如实告知义务若干问题研究

保险合同被称为最大诚信合同,投保人告知义务系其最重要体现之一。保险法上的告知义务是指告知义务人就保险标的的重要情况向保险人所作的如实陈述。2009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新《保险法》第16条对投保人告知义务进行了新的界定,其与原《保险法》的     

新《保险法》不可抗辩条款之立法不足与完善建议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我国制定于1995年的《保险法》进行了大幅度修订。新《保险法》在制度设计上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突破,将“不可抗辩条款”引入保险合同法律规范之中,以限制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维护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权利,这是本次《保险法》修订最明显的变化和亮点之一。不可抗辩条款被引入保险法中,无论是对保险人还是对保险相对人的利益而言,都将产生深远影响。     

不可抗辩，我们准备好了吗？

全国人大常委关于今年2月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增订的“不可抗辩（争议）条款”格外引人注目。《保险法》第16条第3款规定，“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其实质就是保险合同成立满二年后，保险公司不得再以该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而解除合同。     

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的体系建构——兼评《保险法》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的解除权条款

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体现了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和当事人对契约实质公平的追求。体系建构不但是完善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的有效方法,也是其目标所在。建构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体系,需要将保险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行使期限、行使方式和行使的法律后果等五个要素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从而发现《保险法》合同解除权制度的诸多问题,进而提出改进的对策。《保险法解释(三)意见稿》从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继承人的解除权资格、投保人合同解除的期限等方面对其中部分问题做出了回应,但从建构完整的制度体系来看仍显不够。     

对投保人合同解除权的反思与立法建议

保险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民商事合同,较之一般合同具有自身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保险合同的附合性和涉他性.有关保险合同解除制度的规定,直接关乎合同当事人的权益平衡,是保险合同立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首先将保险法中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权界定为任意解除权,然后对任意解除权提出质疑,并进一步探讨投保人合同解除权的立法完善并提出个人建议,希望能对完善有关规定有所裨益.     

保险标的转让规则的规范构造及其完善——以《保险法》第49条及《保险法解释(四)》第1条为中心北大核心CSSCI

关于保险标的转让对于保险合同的影响,《保险法》第49条采取了从物主义立场,凸显对受让人的保护,性质上为相对强制规范。保险标的转让的主体为被保险人,转让的效力系使受让人承继被保险人地位,而非发生保险合同概括移转,同时,既已发生的保险金请求权并不跟随保险标的移转。保险标的转让的时点应为其权属移转时,《保险法解释(四)》第1条建立在买卖合同价金风险之负担规则上,实属误会。《保险法》第49条对保险人利益的平衡不足,未来修法时应增设保险人的任意解除权与受让人的拒绝权,限制投保人的任意解除权,强化转让通知义务,以期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     

利他人寿保险合同投保人任意解除权研究

一、引言 我国《保险法》第十五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学界把这条规定中的“投保人可以解除合同”称为“投保人任意解除权”。     

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利益的转移与保险合同的效力

新《保险法》第12条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第13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保险合同成立。依法成立的保险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投保人或者保险人可以对合同的效力约定附条件或者附期限。     

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基于产权理论视角

本文首先综述了公司治理的多种涵义。从产权理论视角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也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方,所以公司治理目标不仅要维护股东的利益,而且要保护保险公司治理机制弱势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权益。这为新《保险法》突显保护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权益提供了理论基础。接着,笔者从产权市场失灵、产权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分析了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影响。最后,在简述我国目前保险公司治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别从公司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机制出发,分析了新《保险法》对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影响。     

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基于产权理论视角

本文首先综述了公司治理的多种涵义。从产权理论视角看,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也是公司治理机制的一方,所以公司治理目标不仅要维护股东的利益,而且要保护保险公司治理机制弱势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权益。这为新《保险法》突显保护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权益提供了理论基础。接着,笔者从产权市场失灵、产权资源配置效率视角,分析了新《保险法》对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影响。最后,在简述我国目前保险公司治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分别从公司内部和外部的治理机制出发,分析了新《保险法》对我国保险公司治理的影响。     

养老保险统筹账户收支缺口省际差异研究

2009年我国修订《保险法》增设“不可抗辩条款”是立法的进步,但因其未将投保欺诈等情形作为不可抗辩的除外适用规定,致使该类案件的司法处理无所适从。《保险法》司法解释（二）制定中对保险人受欺诈后撤销合同诉求之支持,先定后删,司法解释（三）征求意见稿又将其作为待定议题,使学界对保险合同撤销权与解除权竞合时的“排除说”与“选择说”之争更趋激烈。深入研究所得结论是：在投保欺诈背景下,保险人应依法享有保险合同撤销权。主要理由为：投保人自觉履行健康询问时的如实告知义务是最大诚信原则的内在要求;依赖保险人的事先防范无法阻止欺诈;公正的司法不应以任何理由和方式支持恶意欺诈行为;现行保险合同解除权制度对保险人的司法救济已形同虚设,不足以发挥惩恶扬善作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适用”规则在投保欺诈案件中缺乏适用前提;合同解除权与撤销权不该相互顶替取代;被投保欺诈的保险人撤销合同并不完全排除不可抗辩条款的适用;带病投保欺诈背离保险的本质属性,破坏保险的社会功能。     

保险人说明义务正当性之探讨

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指在合同订立过程中保险人就有关保险合同条款内容向投保人进行提示与说明的义务。保险人的说明义务是一种法定义务。我国《保险法》第17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该义务的目的在于保证投保人能够就交易的内容作充分的了解。     

浅议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规则

我国《保险法》第15条规定了投保人的合同解除权,其内容为“除本法另有规定或者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外,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险合同。”对于投保人之“任意解除权”,结合保险合同之特质,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问题需要我们给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