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性支出分权、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与经济增长

本文建立一个财政分权框架下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最优公共资本投资配置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以我国全国和省份经济数据为基础对本文理论分析进行实证检验。分析表明,我国公共资本投资构成不尽合理,全国和地方公共物质资本投资比重明显偏低;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公共资本投资事权划分也欠妥,资本性支出分权水平明显过高。这些结论对于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合理调整、政府间事权的科学划分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

本文首先建立一个包含政府公共资本投资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并把公共资本投资分为政府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对公共资本投资的长期经济增长效应进行理论分析。结论是,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都可能具有正效应也可能具有负效应,取决于民间经济主体消费跨时替代弹性大小。其次,我们利用向量自回归分析框架,对我国1978—2004年间公共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实证分析。结论是,我国两种形式的公共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其中政府公共物质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更为显著,而政府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正影响较小,且在短期内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对我国今后科学制定财政政策和选择公共投资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     

资本形成路径与资本存量调整模型——基于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析

本文综合考察了我国生产性资本的总量水平、形成路径及其调整机制。通过改进的方法所估算的资本存量在改革开放以来已经翻了不止两番 ,年平均增长率为7 3 6 % ,积累极为迅速。资本形成路径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增量改革推动的配置效率改进使资本—产出比率在 1 994年之前持续下降 ,而近年来的资本形成过快是由于经济增长越来越倚重资本深化 ,必须通过全方位结构调整加快转型进程。本文进一步给出了我国转型期资本存量调整的供求决定框架 ,实证结果表明 ,需求导向的资本存量调整机制和投资行为已经在中国的转型经济中基本形成 ,产出水平与资本成本均为资本调整与投资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     

经济波动中的收入分配与有效需求——基于1990-2007年中国数据的再检验

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均衡的角度,本文分析了在经济波动的过程中,功能性收入分配比例的变化将会对有效需求结构产生影响,这是构成中国经济波动的内在机制.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政府在调节经济的同时,应特别注意到有效需求问题,保持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之间的适当比例关系,并调整收入分配.这对实现国民经济平稳、快速的增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策略与要素收入分配

自上世纪末期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劳动份额大幅度降低,而资本份额却不断增加,本文试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对此予以解释。财政分权和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机制导致在争夺外来资本的过程中,地方政府更多地采取对投资者有益的政策,降低了劳动者收入。同时,政府的引资策略加重了资本深化,这也使经济增长的收益更多被资本获得,不利于劳动份额提高。     

财政政策、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

高增长、低消费和高投资是中国宏观经济的显著特征.笔者基于财富效用的视角,研究财政收支结构和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等的影响.建模分析发现,税率、对个人的转移支付、转移支付总额、政府消费、资本在效用中权重、政府投资外部性、收入水平和收入分配都影响着经济增长率和消费资本比.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在长期可由基尼系数、投资、政府消费、税收、转移支付、政府投资来解释,其短期波动则可由基尼系数、投资和政府投资来解释.所建模型可以解释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     

金融危机下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09年的月度数据,买用H—P滤波法分析了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得出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最为突出,但在经济增长恢复和带动机制上,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     

政府研发投资与长期经济增长

本文在一个资本积累和创新相互作用的增长框架中引入政府研发投资,考察了政府研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分析知道,政府研发投资通过影响休闲劳动选择、消费投资(包括物质资本积累和研发投资)选择,从而影响经济增长;政府研发投资规模越大,经济增长率越高。本文还就我国1980—2006年间政府研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协整检验,发现我国政府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政府研发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本文发现政府研发投资对民间物质资本投资和民间人力资本投资也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金融危机下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7-2009年的月度数据,采用H-P滤波法分析了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波动的特征,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协整分析,得出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对外贸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最为突出,但在经济增长恢复和带动机制上,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更为明显.     

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与信贷波动研究

随着资本监管在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实施,资本充足率标准成为影响银行行为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由于资本监管的存在,会使得经济周期内银行信贷的波动幅度加大,进而加剧经济周期波动。次贷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出于宏观审慎监管的考虑,一方面提高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另一方面要求建立逆周期资本缓冲机制。本文从银行的监管机制出发,考察在银行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受资本充足率提高和建立资本缓冲的影响,通过银行信贷最优选择的比较静态分析表明,资本缓冲的大小是银行信贷对经济波动的敏感性的根本性影响因素,提高资本充足率会增强银行信贷的顺周期性波动。     

从五大资本比较看中国经济追赶美国

中国经济总量追赶美国是本世纪影响世界格局的重大事件.本文利用五大资本(物质资本、国际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知识资本)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经济追赶美国的内在动力.改革以来,中国之所以经济增长率大大高于美国,是因为支撑经济增长的各类关键性资本有高的积累率和投资增长率.中国进一步追赶美国需要在提高硬件投资效率的同时,强化非竞争性的软件投资,大幅度提高教育投资、健康投资、环保投资和知识投资.     

中国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关联性研究

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是中国金融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密不可分,通过检验资本是否流向边际资本产出高的区域,可以衡量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如果区域净资本流与区域边际资本产出正向相关,则可得出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效率较高的结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并没有通过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推动经济增长,资本往往被配置到生产率较低的地方,这一现象的形成可以利用政府干预过度、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不协调以及地方政府保护主义盛行等因素加以解释。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和区域经济增长——基于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Financial Decentralization, Regional --Based on the Two Fixed -effect Model

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转变为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源之一。以中部地区为分析样本,运用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4年的财政分税制改革后,中部六省的地方政府投资有力的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但是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与政府投资的投资价值取向和标准有关。针对这一分析提出了优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政策建议。     

关于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差异化出让行为动机的经验分析

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行为之一是国有土地出让。在对我国市场化进程以来的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影响地区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行为动机的解释方面,现有的文献形成了两种互不相同的分析框架,即基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的财政激励框架和重视地区经济增长的晋升激励框架。在对上述文献进行总结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可检验的命题,从而为合理判断我国地方政府国有土地出让行为的动机奠定了计量基础。依据该命题,采用System-GMM法对我国1999～2008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后显示,我国地方政府的基于不同土地类型所采取的差异化出让方式存在显著不同的激励。     

外商投资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一个蒂布特模型的解释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对外商投资影响的内生机理,正在引起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用一个蒂布特模型的设想来解释地方政府服务与外商投资选择的关系,通过理论模型来分析外商投资者"用脚投票"选择投资地区,从而使公共资源达到效率化配置的一个均衡过程,进而说明在外商资本投资进行竞争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公共支出以及政策服务水平决定了外商资本的流向和选择,从而可以实现地方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     

怎样解释中国经济波动： 基于BCA的分析

本文应用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BCA）方法,分析效率、劳动、投资和政府消费等扭曲性楔子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一个基本新古典增长模型,本文先从总量数据中估算出这些楔子的实现值,再分别将它们反馈到模型中以进行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只有效率楔子对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是最重要的。这个发现为解释中国经济波动提供了一种新思路——让经济冲击或经济结构因素产生全要素生产率（TFP）波动,借此来引起其他相关变量的波动;这样建立的模型等价于带有效率楔子的基本增长模型,因此能够解释总量数据的大部分波动,而它们揭示的经济波动机制更有意义。经济周期政策应该更加关注TFP的变动,因为能够影响TFP的政策措施才能更有效地作用于经济波动。     

房价变动、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基于中国土地制度的特点,以及地方政府依赖土地财政的事实,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多部门DSGE模型,模型包括房地产和非房地产部门,同时嵌入了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和支出结构。通过这一模型本文分析了房价影响GDP的作用渠道和机制。我们发现,外部冲击带来的房价变动,导致了房地产部门投资和土地价格的波动,而土地价格的波动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支出偏向,地方财政收入的变化又会对投资和资产价格产生冲击,在金融加速器效应的作用下,这一冲击进一步放大,最终导致了总投资和GDP的剧烈波动。本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行为联结了房价变动与地方政府的收入,而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投资上的偏向和金融加速器效应放大了房价对投资和整个经济的影响,三者共同作用使得房地产部门成为中国经济波动的重要来源。     

基础设施投资应向民间资本开放吗?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两种基础设施的内生增长模型,考察了基础设施融资模式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我们假设两种基础设施可以全部由政府提供,全部由民间资本提供,或是由政府和民间资本联合提供。民间资本提供基础设施时,没有考虑基础设施的外部性;政府提供基础设施可以将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内部化,但经济中存在税收扭曲。研究表明,由民间完全提供基础设施或是民间和政府联合提供基础设施对应的经济增长率和社会福利可能高于基础设施完全由政府提供的情形。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我们通过我国36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2006—2012年的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市政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表明,民间资本参与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倒U型关系,民间资本参与城市市政基础设施的最优份额为50.4%。本文的结论为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领域投资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     

经济波动、成本约束与资源配置

经济波动影响企业投资,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已经成为研究转型期间市场资源配置的关键。本文研究发现,随着生产率波动的增加,企业间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也逐渐加大,其原因主要是调整成本所致,这意味着经济波动的增加会严重影响行业内的资源配置。在理论上,本文利用调整成本的投资动态分析框架,发现生产率增长率高的企业虽然投资预期很大,但是由于企业在跨期投资过程中面临不断上涨的调整成本,其投资存在上限,因此它们的资本扩张不能使资本边际报酬下降至行业平均水平,此时资本边际报酬的差异也就形成了资源错配。此外,本文还使用我国工业企业数据进行数量分析,基于理论框架以及通过校准得到的调整成本,发现生产率波动性和资本边际报酬差异之间的确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即经济波动加剧的时候,资源错配现象就越严重,并且这种关系会因为调整成本的存在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