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山东省试点为例

本研究以农村居民参加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以下简称“新农保”）意愿影响因素为出发点,通过对山东省新农保试点地区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问卷数据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子女个数、希望的养老方式、为家庭考虑是否参保、是否参加商业养老保险以及对新农保的总体评价等因素对农民参保意愿具有较强影响。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农保使参保群体的基尼系数下降3.7个百分点;在浙江省参加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远大于在甘肃省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60岁及以上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大于60岁以下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群体参加新农保使个人收入显著上升46.2%～53%;60岁以下群体参保使个人收入上升34%～40%,但该效应并不显著。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并改善了收入分配,但发挥的作用有限。由此,本文提出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实现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衔接等建议。     

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资源限制与养老保险参与

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风险敞口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险决策,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政策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CFPS 2010、2012、2014以及2016年四期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老年人数量占比作为家庭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衡量指标,考察了其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同灶或同住家庭老人占比越高,参与新农保的概率越低.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可能的变量度量误差、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养老金净领取的影响之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代际竞争这一类家庭资源限制是使得老年人占比数量较高家庭参保更低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本文也得出了家庭老年人占比数量进一步制约参保家庭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和家庭资源限制的实证检验证据.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与决策中的同群效应

我国于2012年实现了社会保障在制度上的全覆盖。然而,对于自愿参与型社会保障项目,政策目标人群的参保率过低,无法充分发挥社会保障体系的风险分担和福利保障作用。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分析政策目标人群的参保决策,有针对性地提高群众参保率,对于充分发挥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为例,使用家庭调查数据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同群效应在社会保障项目参与决策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同村居民参与新农保的比例每增加10个百分点,个体参保概率显著增加4.24个百分点;同村居民之间的信息传递以及其内部形成的社会规范是同群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男性的参保行为具有更强的示范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加强基层政策宣传和提高政策透明度,以及有针对性地提高特定群体的参保率是提高社会保障项目整体参与率的有效手段。     

认知能力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逐步深化以及农村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居民在社会化养老中的理性决策能力更加突出,而认知能力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年数据,在充分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条件下,分析认知能力对新农保参保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认知能力对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参与率,以及参与程度(缴费金额)的影响并不是线性关系,而是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在青年群体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认知能力对参保的边际效应会受到家庭风险态度的影响,由于认知能力将同时影响个人的收入和参保意愿,低认知能力群体的老年人更易遭遇贫困风险,因此应成为社会养老保险项目的重点关注对象.     

关于巴彦县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情况的调查与思考

一、基本概况 经国务院批准,巴彦县为全国第二批新农保试点县之一,于2010年10月1日正式启动实施。自实施以来,全县16—59周岁农村居民已办理参保登记13．2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77．6％,录入“金保工程”信息系统11．9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70％。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主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10年对1595个衣民的调查数据,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主观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信任度对其参保行为有显著性影响,农民的信任度越高,其参保的可能性就越高;农民对制度的满意度对其参保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了解对其参保有促进作用,农民对制度越了解,越倾向于参保...     

淳安浮安老农保账户转换衔接清理

浙江省淳安县出台“叠加享受、直接转换、退保参保、清理退出、自愿参保、保留待遇”6项政策，集中做好“老农保”参保账户转换清理工作。其中，60周岁及以上已享受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并已领取新农保基础养老金的老农保人员，可将两种养老金叠加发放；16～59周岁还未参加城乡届保的老农保人员，经本人同意，先进行退倮处理，退保金额按个人缴费额扣除3％银行业务经办手续费后再按利率结息。     

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与农民家庭消费异质性——基于CHARLS数据的研究

基于2011年和2013年两期CHARLS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居民养老保险制度中央财政“一刀切”的基础养老金补贴政策与地方财政差异化的缴费补贴政策对农民家庭消费的异质性影响。结果显示：财政补贴有利于整体促进参保农民家庭消费支出，尤其对已领取养老金的家庭，消费增进效应更明显；对于未领取养老金的参保农民家庭，却具有抑制效应。从不同收入阶层和不同地区来看，农村居民养老保险财政补贴对低、中、高收入阶层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减弱，对东部、西部、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依次增强。因此，加大财政补贴力度、优化补贴方式、扩展筹资渠道、强化制度联动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补贴改善社会福利的作用。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全民问题研究

“十三五”末,我国已基本建成覆盖全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较好地实现了“制度全覆盖”和“人群全覆盖”的目标.“十四五”期间,“全覆盖”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突出表现为大量在城镇就业人群未进入职工保险体系.城职保方面,新增参保人数持续下降,特殊群体参保比例低,断缴短缴呈上升趋势,社保关系跨地区衔接不畅,不依法合规参保现象普遍.城居保方面,低待遇影响积极性,参数设计激励不足,低收入人群缴费能力不足,基层经办能力薄弱.此外,新业态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社会保险制度模式提出挑战,尤其影响参保率.为促进“依法合规全覆盖”,关键是提高就业人群职工保险参保率,完善“三新”就业等重点人群参保政策,适当提升制度激励性,加大征缴执法监管力度,提升经办机构管理服务能力,以橄榄型补贴机制提升财政支出效用.     

养老金收入如何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基于相对剥夺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分析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影响机理,并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检验养老金收入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养老金收入增加在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同时,还能缩小其主观福利差距。养老金收入增加对女性、低龄和低收入农村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更大,相对剥夺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鉴于此,应以公平、适度为目标,缩小养老金收入差距,切实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幸福效应

基于2011年和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数据,聚焦65岁以上城镇非职工老年群体,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实证检验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群体异质性和影响产生的机制。研究发现:参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可以显著提升城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其中,显著降低老年人的消极情感,促进积极情感的产生;幸福感的提升作用在低龄段、低收入、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群体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参保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来实现。由此,本文提出提升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作用的深度和力度,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灵活筹资和动态调整能力,增强商业健康保险的补充作用,将老年人单纯的医疗保障升级为全面的服务与精神保障等建议。     

农户视角下的新农保政策效果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605份问卷的调查分析

利用2011年在湖北省团风县和宜都市进行调研的605份有效问卷数据,从农户视角对当地新农保试点的政策效果进行分析。主要分析新农保政策对农户家庭、老年居民生活的客观影响以及农户对新农保政策的主观感受,并得出每个农户的政策效果综合得分。结果发现:对大部分农户而言,新农保政策取得了较好地效果,但仍然存在待遇水平不高从而影响新农保政策效果的问题。分析新农保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发现被访对象的年龄、文化程度及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会影响政策的效果。建议提高新农保的待遇水平,增强农户的缴费能力,加强政策的宣传力度,以此提高新农保的政策效果。     

农村居民如何看待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以安徽省当涂县为例

对安徽省当涂县202名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了解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当地的实施情况和农村居民的满意度。结果显示：农村居民对养老金管理方式基本认可,参保率很高;农村居民参保后的生活有一定程度改善;基层组织对该政策的实施还算顺畅,但仍有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对跨省流动人口参保行为的影响：基于居留意愿的调节效应

流动人口参保率低是制约我国社会医疗保险实现全民覆盖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2016～2018年三期微观数据和定点医院宏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医保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政策对跨省流动人口参保行为的影响,并分析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对政策效果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后,跨省异地就医的医保报销水平和可及性明显改善,流动人口的参保概率也随之显著提高了12.4%;由于政策实施初期仅覆盖了住院费用,因此只有当流入地的三级医院能够实现联网结算时,该政策才会对个体的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直接结算业务范围的限制也使得流动人口的参保意愿没有随着定点医院数量的增加以及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而进一步提高;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化,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会更加期望在流入地参保,因此个体的居留意愿对政策的参保促进效果具有负向的调节效应。     

农民参加新农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部分试点县的调查

以江苏省三个国家试点区县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使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家庭年均纯收入高、在参加新农保之前有过养老方面保障的农民,其参保意愿更加强烈;以务工收入为来源、以参加社会保险为首选支出项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的参保选择;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与农民是否参保存在负相关关系.     

农民参加新农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部分试点县的调查北大核心SSCI

以江苏省三个国家试点区县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使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家庭年均纯收入高、在参加新农保之前有过养老方面保障的农民,其参保意愿更加强烈;以务工收入为来源、以参加社会保险为首选支出项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的参保选择;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与农民是否参保存在负相关关系。     

农村中老年居民的健康风险及其社会决定因素

基于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本文对我国农村中老年人健康风险的社会决定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村中老年居民面临较高的健康风险;收入对健康风险的影响程度较小;同收入相比较,主观自我评价的生活水平更能够揭示农村居民的健康风险状况;接受过初中以上教育能够显著降低自评健康风险和抑郁风险;有务工经历的农村居民面临较高的身心健康风险;社会医疗保险、子女居住在本社区、子女经济支持以及配偶等正式和非正式社会支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健康风险;社会因素对西部地区居民的健康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对保险公司而言,针对农村市场开发团体小额健康险较为适宜。同时,政府要提高社会医疗保险的报销比例。     

合作收益视阈截至下农村养老支持力体系构建研究

家庭结构的小型化、核心化加上农村年轻劳动力在比较收益的激励下向外流动等现实国情,将农村老人的养老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新农保以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方式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的内容。养老支持力的多元化意味着现行模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农村老人的养老需求。然而,以新农保为主的政府支持力在高参保率的"泡沫"褪去之后却产生了参保老人福利水平不升反降的"倒逼效应";经济转型以及家庭的结构性嬗变带来了家庭支持力来源的单一化;社会支持力在村集体经济发展不稳定以及社区支持同质化下充满了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构建政府、社会、家庭和社区四位一体的农村居民养老支持力系统模式就成为缓解我国农村老人养老困境的必然选择。在该系统中四方支持力通过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并获得合作收益,达到多方共赢的目的。     

云南省新农保制度问题分析

完善新农保制度不但提升了社会保障体系本省的需要,而且关系城乡统筹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大局。根据2009年以来新农保在云南省的运行情况,对当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具体包括:一农民缴纳的保费低;二农民参保意识薄弱,;三新农保基金保值增值难,基金统筹管理不善;四基本养老金标准低。因此本文根据我省的实况,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原则需要明确、机制需要优化、积极探索新型农村集体养老模式和加大新农保政策宣传力度,破除农民陈旧思想等四个方面提出了促进我省新农保制度发展的对策,也为完善我省新农保制度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