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表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以商务服务业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和以教育、医疗卫生业为主的社会服务业就业增长推动的。生产者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是今兽譬国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但服务业难以承担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是今后转移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非正规就业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数据

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期,近年来的快速城镇化和产业结构的深入调整使得就业压力日渐突出,非正规就业已经逐步成为城镇就业的重要趋势。文章基于河北省2003-2012年的相关数据,探讨分析了河北省非正规就业的发展规模、行业特征及其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就业的规模近年来一直在不断增加;非正规就业目前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传统服务行业;服务业增加值和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显著相关;固定资产投资比重、经营业态的创新和改进可能对非正规就业集中的传统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促进作用。     

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影响——来自第三产业和个体私营企业的数据

大部分研究贸易对就业影响的中文文献关注的均是制造业行业,忽视了贸易对第三产业就业的影响,同时所采用的制造业行业数据中也没有包含私营和个体企业的就业人数,因此也忽略了贸易对私营和个体企业就业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的省际分行业数据,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第三产业就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虽然服务业贸易占贸易和服务业产值的比重很小,对就业的直接影响不大,但是贸易自由化可以通过拉动经济增长有效促进第三产业就业,特别是对零售、仓储、建筑、居民服务、餐饮、住宿、电力煤气和水的供应这些行业的作用尤为明显。同时,贸易自由化程度的加深对制造业行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私营性质企业的就业促进作用也很显著。     

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以上海为例

文章基于上海制造业27个细分行业1997-2009年的面板数据,就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而言,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程度与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异质性相联系.具体而言,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行业就业的提升都有显著影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有积极作用,但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不明显;而交通运输仓储争邮政业、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对三种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就业影响的替代效应高于促进效应.最后,指出了发展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对上海制造业就业提升的重要意义和相关政策建议.     

对社会服务业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的实证研究——以苏州2006—2010年数据为例

社会服务业作为与社会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个行业,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在吸纳社会就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文章在文献比较分析基础上对社会服务业的内涵、范围进行了界定,并从理论上分析了社会服务业在促进大学生就业、创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以苏州市2006—2010年的统计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社会服务业在生产总值、就业人数方面增长很快,在吸纳就业人数方面作用明显;社会服务业内部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吸纳就业人数方面贡献明显,技术密集型行业吸纳就业的人数增加不太明显,但对从业人员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

人口城市化和城乡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本文研究宗族文化对移民城镇就业的影响,考察传统社会资本在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影响机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大姓占比作为宗族文化的代理变量,本文实证研究了作为社会资本的宗族文化与移民就业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对移民就业有重要影响,它显著提高了移民进入低端服务业的概率,但没有提高移民进入高端服务业的概率,说明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传统社会资本在低端服务业中依然可以发挥作用,对高端服务业发展则影响有限,这些结论在控制了城市间物理、行政距离和迁出地经济社会信息后依然成立。结合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和2012年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和个人跟踪调查数据对其作用机制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并非简单地通过同姓之间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影响移民就业,信任才是关键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以现代服务业为基础的城乡融合不能仅依托于传统社会资本,构建现代契约社会下的信任文化是新型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保障。     

天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分析

以天津1997、2002年投入产出表为基础,运用投入产出法,对天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产业关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比重均有所下降,第三产业已经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主要服务对象;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集中在批发零售、道路运输等行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其他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主要制造业的行业特点直接影响着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需求状况;生产性服务业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上升,对资源密集型制造业的中间投入趋于下降,道路运输业、金融业和商务服务业等行业中间投入特征明显,所提供的服务涉及制造业的关键环节.     

广东省科技服务业就业效应分析

运用投入产出方法对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预测,结果表明：广东省科技服务业的间接就业效应要远高于直接就业效应,相关间接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部门;在广东省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不能忽视制造业对就业的巨大隐性吸收能力。     

经济增长总量与结构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

本文基于奥肯定律模型分析经济增长总量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拉动作用,结果表明高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增加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奥肯定律“失灵”;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就业弹性指标分析各行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吸纳能力,结果表明,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工业、流通性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吸纳能力依次增强,且不同学历层次的高校毕业生在各行业的分布结构差异较大,其中社会服务业中高校毕业生的学历层次普遍高于其他行业。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之谜:技术进步还是结构转型？

我国劳动收入份额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持续上升，这与全球趋势相反。利用我国2007年至2020年投入产出表数据进行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行业内与行业间贡献率分解，结果显示其主要来自行业内增长。对工业、服务业细分行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劳动收入份额上升存在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基于生产侧均衡并使用两步FGNLS方法估计的工业与服务业CES生产函数参数表明，当资本劳动替代率大于1时，全行业范围内的劳动增强型技术提升是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主要原因。基准模拟结果能够解释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31.56%以及服务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80.98%，该结果与我国近些年实施的一系列民生保障措施有关。研究结论支持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主要原因，而非大多数文献提到的结构转型，这为我国科学实施“双循环”发展战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高增长背景下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低就业吸纳能力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的直接就业效应较高、就业吸纳能力较强,然而,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扩张效应并没有伴随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而得到明显的提高。其中有许多理论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为促进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解决我国就业难题,本文试图就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低就业吸纳能力问题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行业的国有单位比重和行业工资水平阻碍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因此,应该增加生产性服务业的私人有效投资、促进行业产出增长、消除现行的二元就业体制、打破部分生产性服务行业的行政垄断,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吸纳能力提高。     

供给侧改革、行业供需匹配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背景下,阐述了需求侧促进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机制,并采用行业需求满足度指标测算了2002年、2007年和2012年长三角地区30个行业的供需匹配度,然后进一步研究了行业需求满足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制造业的供给大于需求,而服务业特别是部分现代服务业的供给缺口明显;消费结构转型使得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产品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同时增加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投入,引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低技术制造业的行业需求满足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生产要素流动的前提下,江苏低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浙江和上海低技术制造业原有生产要素流失且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南京市主城区就业空间布局初探

依据2008年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的就业人口数据和2007年南京市用地现状图,修正匹配得到南京市主城区各街道统计单元服务业、制造业及总的就业密度值,对城市就业人口空间分布数据的统计方法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采用就业集聚指数分析方法分析南京市主城区总体和分行业的就业空间集聚区分布,并结合地统计方法和城市空间结构模型识别其就业中心。结果显示:南京市服务业就业集聚区集中于主城中心区域,呈"单核+扇形放射"分布,形成了强集聚的单中心就业结构;制造业就业集聚区集中分布于主城南、北部边缘区域,呈现出较明显的"圈层+环带"结构,且主城范围内无就业中心;总体就业集聚区集中于主城中心区域,呈"单核放射+散点"分布,形成了单中心主导的就业结构,其分布格局与服务业类似,且拥有共同的就业中心,但相较于服务业,总体就业中心影响力较小;历史因素、政策引导和市场力量相互作用,是影响就业空间布局的主要因素。     

世界城市目标下的北京产业链演变研究

在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下,根据1997、2002和2007年北京投入产出表,以净输出、区位商、影响力及感应度系数等综合指标分析了北京核心产业和产业链的演变。研究表明:核心产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1997—2007年,一直处于核心产业的主要有计算机制造业、建筑业、航空运输业、金融业及科教服务业。同时,一些不再适合北京城市性质和功能的产业链如纺织服装业、饮料制造业、钢铁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高能耗型、高耗水的产业链逐步退出,而适应北京向世界城市转变的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链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逐渐形成,产业链逐步向高端化方向演替。现代服务业产业链逐步增多,由1997年的4个增加到2002年的5个以及2007年的6个,而且产业链中的产业联系向更加紧密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其中,金融产业链从与钢压延加工业结合向房地产结合转变,再向商务服务业结合转变;电子信息产业链从与制造业结合向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结合转变;科教服务业一直是北京城市功能独特的优势。现代服务业所具有的高端、高效和对其他行业高辐射力的作用逐步增强。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与女性就业

随着"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不断提高,势必会对服务业就业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利用OECD投入产出数据和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分析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服务业女性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制造业投入服务化通过创造效应和转移效应对服务业女性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使从事家庭生产的女性减少,服务部门的女性就业增加(创造效应);同时使女性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部门(转移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分销、金融、电信和研发投入服务化对服务业女性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口服务要素投入对女性就业的促进作用超过国内服务要素投入;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受教育年限较长的女性群体的就业影响更大,并且提高了女性的创业动力。     

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笔者采用DEA方法估算了中国268个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检验了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与就业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城市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产业结构的快速调整对于城市就业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制造业和建筑业具有较高的就业吸纳能力,而电力燃气和供水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份额的提高对于城市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此外,研究还表明人力资本和科技投入水平是推动中国城市就业增长的重要因素。     

集群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趋势实证分析——以绍兴为个案研究

绍兴GDP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就业弹性变化趋势基本上一致,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94--2006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77,第二产业为0．21,第三产业为0．26。绍兴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变动的特点与绍兴集群经济发达的特点密切相关。绍兴集群经济演进及就业结构变动趋势对扩大就业的启示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把青年劳动力作为就业和创业扶助的瞄准点;保持灵活的就业渠道,弥补经济增速下滑的失业损失;发挥政府职能,降低自然失业率。     

制造驱动还是服务驱动?——基于中国产业关联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87-2010年间中国投入产出表以及相应年份的延长表,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全面测算并比较了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关联变化的特征.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趋于上升的态势,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高于服务业,制造驱动经济发展在产业关联上具有显著的特征.但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要高于制造业,其对于制造业发展的支持作用非常明显,而制造业对服务业的带动作用则较小.从制造业的产业关联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在内生发展和溢出机制上都要优于资本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尽管在研发、信息与商务服务上的溢出效应有了较大的进展,但金融、流通等与制造业转型升级比较密切的服务业的溢出效应还相当低.因此优化供给推动与需求拉动的产业关联机制,突破地方保护、贸易壁垒等制度性的障碍,完善制造与服务的生态系统建设是实现中国产业融合发展的关键所在.     

服务业发展能烫平宏观经济波动吗?——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

为了研究服务业在烫平宏观经济波动中的作用,我们建立了以人力资本为投入要素的服务业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运用我国1978-2009年的年度数据,验证了服务业所具有的稳定器功能,即就业的强稳定性和产出的弱稳定性。随着宏观经济的稳定趋强,服务业自身的稳定性具有动态的自我强化性。在结构上,随着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当宏观经济稳定性弱时,服务业的发展加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在宏观经济稳定性强时,则它增强了宏观经济的稳定。分析还表明,服务业稳定总就业的幅度比制造业要小。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国情所致,即制造业在现阶段依旧是我国维持就业稳定的主要力量。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创造能力与比较优势研究

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面临着产业结构转型与就业之间的尖锐矛盾。根据2002年、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借助就业乘数理论分析了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就业创造能力及其变化,并与部分国家制造业的贸易竞争优势进行了比较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我国新型工业化模式选择必须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充分发挥资源禀赋,依赖技术创新,改造劳动密集型企业;同时,加大研发投入水平,增强成果转化能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便承接更多的国际产业转移,拓展新的就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