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基于公共风险分析框架

本文认为基于传统分析框架评估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会导致许多风险以及风险关联被屏蔽,造成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评估落入"风险盲区".财政政策只有有效对冲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相互关联的公共风险,才能真正为经济增长注入持久的确定性.通过考察"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时期"中国、美国和日本的财政政策不难发现,三者在实践逻辑上都有意无意地遵循着公共风险逻辑.财政政策应跳出片面的经济系统分析,基于社会大系统中的公共风险与财政风险的权衡来制定和调整,着眼于中长期力求全社会的公共风险最小化,而不只针对经济波动,财政政策与其他公共政策的相互协调也应以此为旨归.     

公共风险的财政行为分析——一个行为主义视角的分析框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试图从行为主义的视角来研究财政基础理论。行为主义视角下,财政的逻辑起点是基于集体行为的逻辑。财政的本质是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的集体行为规则。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核是追求集体行为确定性的公共风险治理,财政作为减少不确定性、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防御机制,与国家治理的基本内核高度一致。走向基于行为主义的财政治理之道,需要建立新的思维方式,从确定性思维转向不确定性思维;基于不确定性思维引导行为预期;建立不同财政行为主体之间责任分担和风险分散机制;遵循风险理性原则进行财政行为治理,以实现公共风险最小化。     

公共风险、财政政策与内部控制建构——对疫情防控下政策传导机制的反思北大核心CSSCI

新冠肺炎疫情使社会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大大降低,增加了公共风险。这要求财政政策更应当转向风险管理,并作为公共风险的有效应对工具,更注重中央“六保”风险底线和“六稳”工作任务的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实施。本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维度阐述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建构以公共风险防范化解和财政政策有效传导为目标的内部控制体系,并将其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微观组织制度基础。具体是将国家治理要求融入控制环境、将公共风险事件作为评估重点、将法规政策规则嵌入控制活动、将数据智能共享植入信息沟通、将社会多元评估纳入监督机制。这为内部控制建构作为疫情防控下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执行措施提供借鉴参考。     

应对疫情财政政策积极有为要有新思路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国家的治理体系、财政体系和财政制度等方面的调整和优化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当前疫情影响,积极的财政政策怎么发力,需要我们跳出传统的思维,全面分析经济社会各领域公共风险,从稳定市场预期和增强社会信心的角度,让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从公共风险视角看财政经济学——传统财政经济学观点述评

传统财政经济学发展至今已经几百年了,细究每个时期每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几乎都是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打转转.透过表面的观点,传统财政经济学隐含着诸多不确定性元素和公共风险理念,如传统财政经济学讨论的政府与市场实质都是化解公共风险的手段,传统财政经济学中的财富分配的背后实际是风险分配,传统财政经济学关注的制度实质上是防范化解公共风险的产物,甚至其中的行为经济学和现代货币理论等已经触摸到公共风险理论的边缘.然而,在传统的财政经济学当中,确定性思维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虽然这些学说中隐含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元素,但因其本身存在重大的理论与逻辑缺陷,对公共风险认知也非常局限,最终都陷入理论与现实脱节的僵局.构建现代财政经济学,要以风险社会为背景,以公共风险作为逻辑起点,转向和坚持“以人为本”,基于行为主义构建公共风险的治理机制,这样才能构筑起不倒的新财政经济学大厦.     

公共风险视角下财政政策目标重构与转型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政府"理性"和经济运行不确定性的视角,对目标短期化、机制确定性的财政政策有效性进行了反思,认为由于政策实施主体的"理性"选择与影响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因素,传统财政政策效果正在弱化。人类已进入后工业社会,公共风险正在加速迭代变化,财政政策应凸显"防范风险"的目标定位,从聚焦总量调节转向更加关注结构调节与利益调节。基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应推动财政政策转型,一方面以风险管理为主线、以公共风险最小化为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强化财政政策的综合平衡功能,重视对市场主体和社会个体行为与利益的调节。     

河北省财政运行风险及防范对策研究

近年来,面对经济社会各领域公共风险,河北财政通过减收、增支、加债等方式,有效防控了公共风险的暴发,全省财政经济运行整体平稳,但也导致财政自身风险的累积,体现在财政收入持续增长后劲不足、财政支出保障难度逐步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存有隐患、其他领域风险趋向财政转移等.防控地方财政经济运行风险,需要充分发挥财政职能,加强财源建设,推动财政收入持续增长;调整支出方向,确保地方财政平稳运行;完善管理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财政风险转移隐患.     

理解现代财政:公共风险的视角

理解财政,需要转换思维.表面看,财政行为是利益的分配和转移,而从实质看,财政行为是风险的分配和转移.财政通过分配和平衡风险,避免风险在某处聚集并在风险链上放大,避免了危机的产生,这实质是化解公共风险,所以财政的本质功能是通过平衡风险化解公共风险,以维护社会共同体的生存和发展.财政的基础性作用在于,只有财政有这种平衡风险的内在功能.与社会共同体面临的公共风险治理要求相匹配,是现代财政的判断标准.如果财政能够很好地平衡风险、化解公共风险,那就是现代财政;通过改革与公共风险治理要求相匹配,就是现代财政改革.新时代的现代财政改革,要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大国财政体系,应对面临的全球风险挑战;织密预算的制度笼子,完善权力的财政治理体系;建立公平与效率融合的财政制度;为形成经济双循环格局"架桥铺路".     

我国积极财政政策风险实证分析

本文从宏观经济运行和财政运行两个方面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基本结论是：(1)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部分预期目标，实施该政策要比不实施该政策要好。如果企图通过一直实施该政策来实现预期目标，则财政风险是存在的；(2)我国国债在总量上不存在风险问题，财政风险主要存在于结构上。     

政府科技支出、财政政策工具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分析

风险社会下公共财政应当定位于防范化解公共风险.创新的外部性往往导致企业承担更多风险,有为政府会加大科技支出,应用财政政策工具以促进企业风险承担,防止个体风险转化为公共风险.基于这一视角,本文验证了政府科技支出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关系及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可以有效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政府补贴不但作为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非常明显,还可以缓解融资约束、劳动力成本和管理制度有效性不足这三类企业要素配置问题,但税收优惠只在劳动力成本和管理制度的约束下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科技支出下企业风险承担能够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却加剧了盈余管理行为.研究从公共风险视角为政府科技支出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财政政策工具应用建议.     

积极财政政策背景下的税收政策评析

政府工作报告强调,2021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对疫后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但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本文从税收的视角,论述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对经济恢复发展的作用、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以及相关税收对策建议.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武汉市财政支持韧性社区构建的思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时期,反思疫情常态化防控下的社区基层治理问题,探索财政发力的路径,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文章从风险治理视角,立足于“韧性社区”基本特征,大胆尝试以“蜂巢”模型说明城市与社区之间、社区与财政之间的关系,并对武汉市自2012年以来韧性社区建设情况进行分析,剖析构建韧性社区过程中财政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及原因,就如何疏通当前财政高质量发展的堵点,提出以财政适当集权和社区经济放权改革来实现财政供给与社区需求的动态平衡的可操作性建议,以期为财政“十四五”规划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转型与可持续性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连续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宏观税负持续下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积极财政政策何去何从?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任何一种财政政策都不可能长期不变地存在下去.如何理解积极财政政策?如何让财政政策具有可持续性?如何让财政政策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文章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初步的回答,并在讨论财政政策理论发展趋势的同时,展望中国未来的财政政策.     

论界定我国公共支出范围的标准

市场失灵理论是西方财政学说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在揭示市场经济缺陷的过程中，引申出了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性。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市场失灵领域是界定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基本标准。市场失灵领域不断扩大不仅是由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所致。而且还受到不同经济理论、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和特殊国情的影响，因此，科学地界定我国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的标准，既要参照市场经济的一般原则，同时还要注重不成熟的市场经济的判定原则。     

关于构筑我国公共财政支出框架的思考

适应市场经济改革，构筑公共财政支出框架是我国下一步财政支出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政策的同时，应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通盘考虑。构筑新财政支出框架时，既要满足公共财政的一般性要求，又要结合我国财政的特殊性要求，两者并重，不可偏废。在合理界定财政支出职能范围的基础上，通过提高支出总量、优化支出结构、加强支出管理、构筑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支出框架。     

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公共财政问题

在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中 ,应正确认识和评价我国建设性财政的历史作用。公共财政的建设应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应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来确定我国公共财政的进程和公共服务的水平     

提升财政治理能力促进公益事业改革发展

为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促进我国公益事业改革发展,本文以提升财政治理能力为切入点,对当前我国公益事业发展和财政投入现状、突出矛盾和问题以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研究提出构建与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新的公共服务体制和财政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财政改革要与经济发展同步——“十四五”时期中国财政前瞻与2021积极财政政策解读

我国“十四五”时期财政收入基础和税源分布将发生持续性的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包括居民收入增加、消费扩大、服务业上升、数字经济成长等,但风险因素更加不容忽视,财政将面临收入增长减速、支出需要增加、债务进一步扩张的多重压力,可持续性将明显承压。本文指出财税体制的改革速度亟待与经济发展的趋势与速度同步,提出财政可持续的若干建议,并就2021年财政政策进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