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都市区治理模式、困境及原因分析

随着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大都市区逐渐出现并不断发展.当前我国大都市区主要采取中央政府主导治理模式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引导下的治理模式.但是,大都市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着治理碎片化、 行政边界限制和行政色彩浓厚等问题,而我国由单中心治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型的认为尚未完成是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     

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研究述评

大都市区已成为全球竞争的主要单元,治理是影响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针对美国大都市区政府碎化现象,相继产生了单中心主义、多中心主义和新区域主义三个区域治理流派。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政府碎化的测度,政府碎化与政府成本、经济增长、贫富差距之间的关系,以及大都市区治理模式的选择等几个方面。     

省直管县改革与大都市区治理体系的建立

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县行政关系的反复变化,认为这种变化正是我国区域治理体系尚不成熟的表现,不应频繁使用。针对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正在实施的"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指出应该区别情况对待,而不宜简单划一。在借鉴西方大都市区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充分利用省直管县、调整地级市职能的机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双层制大都市区治理体系。     

比较视野下的大都市区治理:概念辨析、理论演进与研究进展

"治理"是国际上处理区域事务的基本理念,强调多利益协调、多元协同等理念,大都市区治理是区域治理的重要尺度层面,也最能体现"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在剖析治理、区域治理及大都市区治理等概念基础上,梳理了大都市区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进一步研究国内外大都市区治理的主要内容,并进行比较与评述。国内外大都市区治理理念一致,但由于国情差别,研究领域、关注重点、治理机制和具体实践差别较大。国外较为注重"多元利益协调"基础上大都市区治理问题研究,充分考虑各方面诉求,并关注地区社会公平、公共资源和环境问题;国内较注重"政府间关系"基础上的大都市区治理研究、本土化探讨等,实践中均以政府为主导,对其他利益诉求考虑不充分。     

基于新区域主义的广东省“核心—外围”区域合作治理——以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作区为例

针对广东省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兴合作治理空间——经济合作区,基于新区域主义区域合作治理理论,结合案例研究,首先从制度视角深入分析广东省核心—外围合作模式演变的制度构建,然后进一步分析核心—外围地区合作新模式形成的内在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在21世纪资本的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是地区间合作的起因,资源互补性和地缘关系成为内在和外在主要动力。在资本空间重构过程中交织着各种地域组织的尺度重组,从"对口扶贫"到"对口帮扶",新时期广东省核心—外围地区合作模式无论是形成机理、表现形式、区域效应,还是政府角色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并形成一种基于共同利益和多元参与的自下而上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新区域主义在我国的一种体现。     

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管窥和衡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以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线,从历史视角回顾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并总结归纳出若干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单中心城市到城镇密集区,从城市密集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空间演化主要特征包括：“外引内联型”要素配置模式,自下而上的“内部膨胀型”空间演化模式,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区域治理演化模式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应逐步从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向提倡合作的大都市区治理转变。     

公共服务竞争、要素流动与区域经济新格局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和地方治理体系的一场考验,在促使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和补短板的同时,围绕疫情防控的公共服务竞争隐然显现.厘清那些将地方竞争导向经济增长而非公共服务的现实背景和制度性约束条件,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引导公共服务成为地方政府新的竞争标尺,可为中国迈向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地方政府改革的内在要求.文章首先通过一个两地区模型,说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未与经济增长协同推进是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自然结果,而在新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下,从经济增长竞争走向公共服务竞争成为可能.接着基于地方公共服务的典型事实,围绕当前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经验检验发现新时期人口、资本要素的充分流动依托于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为载体的空间网络体系,公共服务已成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吸引发展要素的核心资源.公共服务的加强应借助地方政府的竞争激励,基于"两区制"空间杜宾模型的进一步估计结果发现改革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扩大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增强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为推动建立"见贤思齐""力争上游"的竞争关系来提升整体公共服务水平,并为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现实可行的路径选择.     

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的转型

我国现有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各级政府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引下,通过“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竞争”的制度安排,采取“政府主导”和“贤能治理”的方式,利用“投资驱动”等具体手段来开展在经济领域的治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层面的全面调整,对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型提出迫切的要求.“治理现代化”是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总方向,要遵循现代社会治理的一般规律,形成界限分明的各社会领域和权责明确的各社会主体,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新常态下我国治理模式转型的主要举措包括:从“政府主导”转向“政府引导”;切实加强民主参与,完善官员的激励机制;推进中央地方关系调整,形成“权责明确、法治调节”的中央地方治理模式.     

社会资本对多中心治理区域科技孵化网络产出的影响

我国各城市孵化器协会相继成立,使得区域科技孵化网络由地方政府和孵化器二级治理模式,发展为地方政府、区域孵化器协会和孵化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主要研究多中心治理区域科技孵化网络社会资本的本质、表现形式及其对网络产出的影响。结论表明：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信任、网络和规范对多中心治理区域科技孵化网络的产出产生影响,以增强网络社会关系广泛性、创新资源流动性及信息共享程度。从社会资本角度提升网络产出的主要建议有：通过提升网络整体形象来拓展网络范围;充分实现区域孵化器协会对在孵企业所需资源的动态整合;及时调整和细化区域孵化器协会的有关规范;加强区域科技孵化网络主体之间的互动和合作。     

国外大都市区治理模式及其对中国的有益启示

站在全球视野来看,目前我国大都市区治理进程中遭遇的瓶颈之困,英美等一些发达国家也曾遇到过.因此,批判性地借鉴发达国家大都市区治理的经验,不失为突破我国大都市区治理困境的一种理论视角和行动方略.当然,我国国情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我们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也要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大都市区治理模式.     

整体性治理、利益协调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

当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受到行政分割的制约日益明显,但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的条件下,政府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依靠政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内在稳定性。政府间加强合作是推动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最佳选择,而区域整体性治理模式则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推动地方政府加强合作的有效途径,但要以建立科学的利益协调机制为前提条件。     

区域治理:内涵及理论基础探析

一、区域治理内涵 我国区域治理是在区域经济的自然发展不断被行政区划的界限、被政府干预行为挫伤的背景下,为适应区域经济发展要求而进行的合理化的关系构建与行为调整.区域治理是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为了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而产生发展起来的.     

新区域主义视野下的中国区域治理:问题与反思

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涌现,日益呼唤区域内地方政府间开展一系列双边或多边协调与合作为基本内容的区域合作。研究发现,我国区域治理不完全,区域内多元利益相关者在治理主体结构中缺位或虚位。通过新区域主义视角的评估,显示我国的区域治理实际上是缺乏治理的地方政府间合作。要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提高,应该适时推动区域政府管理走向区域治理。     

基于认知共同体的大都市区治理与协调机制

认知共同体共享的思维逻辑和思想理念有助于达成共同的政策.从认知共同体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结合美国大都市行政联合实践和宁波大都市区案例.以新制度主义、网络理论和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试图将认知共同体这一协作机制延伸至次国家层级,检验认知共同体在国内区域协调中的作用,探讨基于认知共同体的大都市区治理与协调的新型机制.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京津冀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探析

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京津冀环境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需要区域内利益相关方积极主动参与其中,从而改变过去以政府为主从上而下的单中心治理模式。文章以京津冀环境治理问题入手分析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必要性,总结了多中心治理与环境协同治理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状,尝试着提出基于政府、企业、民众、非政府环保组织"四中心"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模式,分析其各参与主体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与责任,以及利用"道德"的力量促使环境治理目标实现的必要性。     

中国大都市区管治的理念、结构和模式

大都市区化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新阶段,未来中国的区域政策需要关注大都市区管治.目前中国大都市区管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重建轻管"和"单一式"的管治理念,"后果导向"和"管家式"的管治模式,部分大都市区管治行政主体缺失,大都市区管治的监督机制薄弱,政府的"越位"、 "缺位"和"错位"现象普遍,非政府组织独立性不强,公众参与度不高等.为了实现中国大都市区"好的管治",管治理念将不断地趋向于市场化、民主化、柔性化、信息化、"人本化"和"能本化";在大都市区管治中必须协调政府与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政府间组织以及市民社会等主体之间的关系;要构建完善的垂直管治体系和水平管治体系,实现由"后果导向"式管治向"原因导向"式管治的转变;逐步建立多元化的管治模式.     

多中心治理模式下区域科技孵化网络框架与效率提升途径

我国各地区相继成立区域孵化器协会,使区域科技孵化网络由原来“地方政府—孵化器”二级治理模式发展为“地方政府—区域孵化器协会—孵化器”多中心治理模式。从网络结构和网络治理两方面研究多中心治理模式下区域科技孵化网络系统框架,指出网络效率提升的主要途径。研究表明：①多中心治理使区域科技孵化网络结构表现出网络结点分层、治理结构分层和网络平台化运作等特征,从宏观层面出发应建立信任机制、合作机制、联合制裁机制和声誉机制,从微观层面出发应建立学习创新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决策协调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②促进网络主体间建立更多正式与非正式合作关系,利用网络平台加强各类网络主体间互动,增强网络主体间协同创新效应,是提升网络效率的主要途径。     

“双碳”目标下乡村生态合作治理的机制与逻辑

发展生态低碳农业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而推进秸秆生态化处理是发展低碳农业的重要途径。但长期以来，农民生态责任意识淡薄，甚至成为农业“排碳者”。多元主体合作是“双碳”治理的最优选择。以往研究多关注乡村生态合作治理的制度设计和对策优化，基于“双碳”视角可以发现“秸秆悖论”的治理密码。碳责任是一套结构复杂的责任体系，是生产者和治理者的共同责任。碳责任归因、多元主体协商、责任份额调适、多维责任交互是达成合作的内在机制。在责任范围交互、责任量度匹配、激励性三个维度作用下，以责任内容为驱动力，可以生成层级“共责立方体”的模型。基于责任视角下的合作治理逻辑为基层政府组织农民有效参与低碳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式借鉴。     

且行且思,太湖治污走上攻关路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要把握好三个重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从释放地方政府和企业治理内在动力着手,又好又快发展;统筹城乡环境治理,打造工业和城镇精细管理的同时,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公平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变政府主导为多元参与,协调发展。太湖列入国家重点流域治理迄今17年,是我国水污染治理历时较长、投入较大的流域。在一个跨越多个省市、经济发达、污染又相对严重的流域,要探索出一条湖泊治理的成功之     

国家审计与地方政府治理:作用与路径

基于我国当前"发展型政府-分权压力型体制"的地方政府治理模式,探讨了国家审计促进地方政府实现良治的作用与路径。分析认为,国家审计应当通过事前的考核指标和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事中的考核指标分配、事后的评价活动以促进地方政府治理的改进。具体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强化预算的监督与审计工作、加强经济责任审计与绩效审计工作、加强对地方债务的审计以及发挥国家审计的治理作用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最后,还对未来"服务型政府-民主合作型"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下国家审计的特征与功能进行了初步的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