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四地高等教育合作与中华经济发展分析

高等教育对现代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两岸四地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互补性和可行性强,加强高等教育合作,对两岸四地均有益处,最终有利于促进中华区域经济的发展。两岸四地高等教育合作,可以从民间到政府,从行动到制度等全方位进行。     

两岸四地创新型人才战略合作与中华区域自主创新发展研究

创新型人才在国家自主创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分析了两岸四地（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创新型人才战略,发现两岸四地在人才结构、产业、教育、科技等方面互补性较强,通过人才交流、教育合作、科技合作等措施加强两岸四地的创新型人才战略合作,对两岸四地均有益处,最终有利于促进中华区域的自主创新。     

入世后两岸四地农业合作的财政政策协调

加入WTO后两岸四地农业都面临巨大的冲击,只有加强合作才能增强竞争力,共同发展.但目前由于台湾现行大陆政策及大陆的现行财税政策都不利于两岸四地农业合作,大陆有必要改进现有的财税政策,建立有利于农业合作的外部环境,引导三地资源流入大陆农业,并致力于将来最终建立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以实现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四地农业合作.     

两岸四地经济的互补促进与西部开发

改革开放以来，快速、持续、稳定增长的中国经济，为港澳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港澳回归后，两岸四地经济合作将在更大的层面上展示，以实现互促互补，同生共长；而西部大开发则为两岸四地经济的繁荣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两岸共建华人资本市场之展望

本文分析海峡两岸金融业的机遇、华人四地资本市场的优势。指出，未来两岸的金融业可望成为合作的焦点，两岸金融合作的范围也会从间接金融模式扩大到直接金融模式；在互补开放的关系丁两岸有机会共同携手创建崭新的华人资本市场。最后，提出打造华人资本市场的行动方案。     

两岸经济建立机制化合作的策略与途径

WTO中国的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走一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的效益是:有助于两岸四地经贸交流的相应扩大,大陆加入WTO还有利于提升港澳台商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两岸四地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两岸四地政策协调的机会。CEPA标志着大陆与香港、澳门之间已经进入一体化进程的历史新阶段。     

两岸经济建立机制化合作的策略与途径

WTO为中国的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走一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的效益是：有助于两岸四地经贸交流的相应扩大，大陆加入WTO还有利于提升港澳台商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两岸四地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两岸四地政策协调的机会。CEPA标志着大陆与香港，澳门之间已经进入一体化进程的历史新阶段。     

两岸经济建立机制化合作的策略与途径

WTO为中国的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走一体化道路创造了条件,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的效益是:有助于两岸四地经贸交流的相应扩大、大陆加入WTO还有利于提升港澳台商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两岸四地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两岸四地政策协调的机会.CEPA标志着大陆与香港、澳门之间已经进入一体化进程的历史新阶段.     

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先试探究

当前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机,但是两岸金融合作的滞后性却严重威胁到了两岸经济贸易的迅速发展,影响到海西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在分析两岸金融合作现状的基础上,从建立两岸金融合作试验区的角度,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厦门作为试验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总结出相应的有效对策。     

对两岸金融合作状况的分析

两岸自经济交流以来,经济合作得到很大发展,但两岸金融合作几乎没有展开,原因是金融是高度敏感行业。今后两岸金融合作方面临很多障碍,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更有技术层面的障碍。两岸金融合作的情景是乐观的,因为两岸经济发展需要金融合作,经济的推动力不是政治力量可以阻挡的,未来两岸金融合作将采取多方面的对策。     

基于区域经济合作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整合研究

人力资源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第一资源”是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内容,也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乃至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中国基于区域经济合作的人力资源开发与整合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在分析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产业共生视角的循环经济区域合作模式

工业园区是推进循环经济的主要载体之一,但园区产业结构同构化现象影响着资源利用率和生态效益的提高。从产业共生的视角,提出了依靠园区企业合作推进区域循环经济建设,并分析了产业共生合作模式、合作关系和资源集成管理。     

构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绿色税收体系

循环经济是一种关注资源减量,实现资源循环及再利用的生态经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要求与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支持能力都要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在此过程中,政府的税收政策和优惠支持是相当重要的。本文以此为基点,按照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分析了国内循环经济发展中税制上存在的问题,并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的思路和对策。     

边境地区旅游业发展模式研究

我国大多数边境地区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脱贫与发展面临着市场、技术、人力资源等方面的阻力，但许多边境地区都拥有文化、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和原始优美的生态环境，特殊的地缘关系促成了文化交流和边境贸易的发展，开发旅游业具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边境地区可实施旅游边贸互动式的发展模式，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挑战·机遇·出路——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之路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中,存在包括发展阶段、资源禀赋、产业结构、技术条件等诸多方面的压力与挑战,同时也存在减排空间大、减排成本低、技术合作潜力大的优势.因此,我们要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建立低碳经济的政府主导机制、技术支撑机制、制度创新机制、生产消费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从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     

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开始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发展道路。而发展循环经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符合建立节约型社会的要求。本文在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现状,重点论证了国内外发展循环经济的经验与启示。     

水转化机制与生态经济耦合运行探究———以滨水历史文化名城为例

历史文化名城的滨水区建设成为近年来全球水资源开发重点项目。城市资源的稀缺性和相应的名城效应使相关部门对其进行反复建设和优化,人们对城市滨水区的保护性建设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也日益被关注。名城的水资源开发为顺应旅游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务必探究水资源转化的过程。回顾和分析国内外转化机制研究、水资源开发研究和水资源转化机制研究,还有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有待我们解决。本研究旨在通过“三维空间模型”假说、“三层面关系模型”假说、“普遍性与特殊性”原理和“循环运行”原理构建“水资源转化机制模型”,解决现有水资源开发规划中量能不均衡问题;结合生态经济运行规律和水资源转化机制作用原理,从发展链的点段式管理角度、线型管理角度和环型管理角度构建“水资源转化机制及生态经济耦合运行模型”,进而创新资源开发规划理论和生态经济理论。     

丽水市发展生态旅游的条件评价与措施

浙江省丽水市发展生态旅游具有资源和区位优势条件。本文根据各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特点将丽水市分为4个生态旅游区。同时，指出丽水生态旅游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做好科学合理规划；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生态旅游资源的建设；加大区内交通建设力度；重视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培训和环保宣传工作。     

杭州都市圈旅游空间结构优化研究

经济市场化的必然选择。因此，针对杭州都市圈的旅游空间结构特点展开研究，提出优化模型及杭州都市圈区域旅游的优化措施，对于更好地促进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提升旅游整体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Federal tax policies,congressional voting and natural resources

Can abundance of natural resources affect legislators' voting behaviour over federal tax policies? We construct a political economy model of a federalized economy with district heterogeneity in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The model shows that representatives of natural resource‐rich districts are more (less) willing to vote in favour of federal tax increases (decreases). This occurs because resource‐rich districts are less responsive to federal tax changes due to the immobile nature of their natural resources. We test the model's predictions using data on roll‐call vote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ver the major federal tax bills initi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945–2003,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presence of active giant oil fields in US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Our identification strategy rests on plausibly exogenous giant oil field discoveries and exploitation and narrative‐based aggregate federal tax shocks that are exogenous to individual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and legislators. We find that: (i) resource‐rich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are less responsive to changes in federal taxes and (ii) representatives of resource‐rich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are more (less) supportive of federal tax increases (decreases), controlling for legislator, congressional district and state indicators.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resource richness is approximately half as dominant as the main determinant, namely party affiliation, in driving legislators' voting behaviour over federal tax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