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分析

新生代民工身份认同的困境主要包括身份分类的矛盾和未来归属的矛盾两个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身份认同困境主要存在个人身份建构与社会建构之间的矛盾。社会距离是导致其自我认同困境的直接原因。相对剥夺感是导致自我认同困境的重要原因。追求生存目标与现有体制之间的矛盾是导致身份认同困境的根本原因。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的困境问题,必须从内部条件、外部环境和政策建构等多个层面着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学习成本、同群效应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必须提高他们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认知度。本文运用广东省东莞市与昆山市的新生代农民工调研数据,实证分析学习成本、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度的影响,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支持政策的综合认知度位于中等偏下水平,加班、工作强度以及从正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加大了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学习成本,对政策认知度产生负向影响。企业与社区的政策宣传、农民工之间的政策谈论、农民工加入正规组织产生了农民工之间的正向同群效应,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有正向影响。出生年代、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影响不显著。     

“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研究——对欧盟社会融合指标和移民整合指数的借鉴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它并非仅指农民工单方面融入城市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相互接纳和认同的过程。农民工城市融合度的测量应该从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层次进行。其中,城市层面的城市融合包括政策融合和总体融合两个方面：政策融合是从城市与农民工相关的政策角度去测量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总体融合是从整个城市农民工总体来评价农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而个体层面,既要考察农民工主观融合感受和评价,又要观察农民工客观融合状态。因此,＂农民工城市融合度＂评价指标体系应该从＂农民工城市融合政策指数＂、＂农民工城市融合总体指数＂和＂农民工城市融合个体指数＂三个方面进行构建。     

治理理论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实现路径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体,是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群体,但住房保障的不足已成为制约其市民化进程的瓶颈.公共租赁住房是唯一面向新生代农民工开放的住房保障形式,由于中央层面政策设计缺乏操作性,地方政府采取“经济上吸纳,制度上排斥”手段,新生代农民工实际获得公租房数量相当有限,难以从住房困境中解脱出来.建议借鉴治理理论,构建多元参与的治理机制,最终实现政府、用人单位、新生代农民工以及社会组织四主体合力解决住房的格局.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浙江省969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以及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企业薪酬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在当前发展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也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以及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和变化,对调整、完善我国农民工就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人——实证分析与城镇化道路选择

加快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驱动力。本文借鉴西方城市学理论,尤其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对移民问题的分析框架,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和文化心理融入等维度透视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状况,剖析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如何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农民工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代际差异研究——采用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组群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消费行为一方面受过去农村生活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影响。采用2002—2015年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的混合数据，利用组群方法构建“伪面板”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存在对即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由于消费习惯处于从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向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型中，农民工家庭消费没有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示范效应的影响更大，表现出更强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收入、提供住房保障和职业培训、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加快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等促进农民工消费习惯的城镇化转型。     

自雇农民工的经济同化强于受雇农民工吗？——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经济同化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     

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影响的实证研究

作为连接城乡的纽带,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民工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凸显。但从社会地位来看,农民工群体处于一种＂底层精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们在城市社会中处于社会的底层;另一方面,在农村社会中,他们却属于精英群体。农民工对新农村建设包括新农村经济建设、新农村政治建设和新农村文化建设三个方面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河北省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调查及其对策分析

在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建立健全过程中,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日益成为一个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作为一个农民工群体聚集的大省,河北省在城市农民工医疗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以河北省部分城市为调研基地,从医疗保险的视角,采用现场调查和访谈的形式,对城市农民工的医疗保险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和分析。     

论中国“农民工”的特殊性

不公正的二元制度决定了当代中国农民工在身份、社会经济地位和未来发展前途上的特殊性。从身份看,农民工是国家将国民划分为城乡两种身份、并实施不同待遇的结果;从社会经济地位看,“农民工”是对农民“低贱”地位的继承和延续,具有制度锁定性;从发展前途看,农民工的未来令人堪忧。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对二元制度以彻底改革,以“制度公正、国民平等”为主旨,加快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权益实现

农民工问题是第二次转型背景下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要实现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即农民工市民化。残缺的市场主体、公共产品的边缘人以及失范的利益表达,既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进一步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赋权基础不稳固、维权方式不健全等权益缺失问题,是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对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权益予以重构。同时,将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和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政府责任,作为权益实现的主要路径。     

微观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微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和2009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该地区2008年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并不大,年龄、婚姻状况、工作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对离职倾向产生较大影响,且该地区稳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50%。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市民的收入吗?———基于城市规模视角简

城市增长具有规模效应和拥挤效应。不同城市规模下,进入城市的外来劳动力与本地市民既可能形成分工合作关系,促进本地市民收入增长;又可能形成竞争替代关系,导致本地市民收入下降。文章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开放数据库（CGSS2008）中城市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流入对特大城市本地市民工资的影响不显著,而外来劳动力每增加1％就会使省会级大城市本地市民的年薪提高1．46％,中小城市本地市民的年薪下降0．83％。因此,外来人口与城市本地市民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特大城市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同时并存,大城市（省会）表现为互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中小城市则替代效应强于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