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北大核心

随着全球人口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面临着巨大挑战。理论和实践表明资金和技术对环境污染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但其影响机理和空间效应有待探讨。从企业微观视角出发,运用博弈论分析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机理;基于STIRPAT模型,采用中国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展开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重污染地区高度集聚;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虽增加了当地环境压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邻域环境质量;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当地环境压力,有效遏制了领域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存在倒U形关系,证实了EKC假说。最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并提出加强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充分考虑污染的空间相关性;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绿色环保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推广。     

物流产业集聚的工业减排效应——基于长三角空间面板模型

根据物流产业的发展和工业新型绿色发展理念,选取长三角地区2004-2016年物流业集聚和工业污染排放的空间面板数据,构建"反距离平方"空间权重矩阵。根据Moran指数揭示长三角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空间集聚情况和空间格局,并对比不同时期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空间分布特征。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考察物流业集聚对工业排放的影响。结果发现:长三角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集聚水平有增高趋势。物流业集聚水平降低了工业的废气排放,对于其他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河北省经济与能源消耗空间变化

本文采用MapInfo方法,探讨河北省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发展空间结构,选取河北省2000及2010年11个城市GDP和能源消耗总量进行空间分布分析.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好的东南部,污染也相对严重,呈现空间集聚.     

长三角都市圈空间集聚扩散效应研究

文章以空间经济学为理论基础,考察了长三角都市圈16个城市1981年至2010年间区域集聚扩散功能的演化,并将影响该功能的潜在动因划分为城市空间效应和总体经济增长效应。随后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考察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研究证明,在过去近三十年间长三角都市圈呈现明显的经济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既是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之间存在空间竞争效应和空间补充效应的结果,也是部分城市存在空间总体经济增长效应的结果。     

推动城市群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我国开展城镇化布局的重要依据。近年来成熟型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表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在城市群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城市群层面的系统性疾病:核心城市"大城市病"+外围城市"工业病"及两种疾病通过产业外移、空间侵占、污染跨界传输、发展断层等因素在城市群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调整优化核心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和功能,提升外围城市产业集聚效率和质量,建立核心城市—外围城市污染减量转移机制,建立核心城市—外围城市资源环境产权交易体系,优化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构建城市群层面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和环保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     

中国高速铁路对沿线城市经济集聚与均等化的影响

高速铁路对城市经济集聚与均等化影响重大。本文分析了高速铁路引起可达性变化,再引起集聚租金变化,进而引起城市经济与空间集聚的变化的作用机理。通过构建DID估计模型,分别以第三产业区位熵等4个指标作为集聚经济指数,计量分析高速铁路对城市集聚经济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城市集聚经济的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高速铁路促进经济更向西部地区集聚,有益于我国经济趋向于均等化。     

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

首先测度了长三角城市群金融业的集聚水平,然后利用2008～2018年长三角2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金融集聚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金融业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而且集聚趋势不断增强.长三角城市群金融集聚对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均通过...     

产业集聚红利还是“污染避难所”再现？——基于广东省的证据

本文利用广东省的面板数据,采用 VEC 模型,分析广东省产业集聚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发现短期内产业集聚发展对环境改善具有负外部性效应,但在长期产业集聚与环境污染之间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且,这种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珠三角和东翼地区呈负相关关系,而山区和西翼地区呈现相反的结果。珠三角和东翼地区的产业集聚红利,可能是以“污染避难所”重现为代价,将环境成本转移到山区和西翼地区。     

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空间效应研究北大核心

基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水平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工业集聚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影响机制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环境效率具有一定的空间集聚性,但集聚模式具有差异;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工业集聚对城市群本地城市环境效率的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对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京津冀城市群工业集聚对本地和周边城市环境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和环境规制等影响因素对城市群环境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建议以绿色创新为支撑提升城市群发展质量,加强城市群工业集聚区域的环境规制和监管,发挥优势、补足短板,实现区域整体协调。     

区域数字经济与人口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空间差异研究

基于2016—2021年中部地区六省81个省辖市的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Moran指数,揭示人口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时序走势与空间差异特征。研究发现：中部地区的人口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逐年递增,已经达到高度耦合协调类型。省会城市和非省会城市的人口发展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省会城市远远领先于非省会城市。人口发展水平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总体差异逐年减小,呈现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空间相关性有变弱的趋势,河南与湖南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安徽和湖北具有某种程度的集聚现象,山西和江西属于点状离散分布。     

中国地级城市规模分布与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将中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区域,利用中国地级城市数据,检验两个区域的城市规模分布和集聚效应的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分布符合齐普夫定律,城市规模分布相对过于均匀,存在进一步集聚的空间和必要性。中国不同地区存在不同的城市规模集聚效应,东部地区的提升空间不大,未来的发展依赖于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西部地区的利用空间较大,可通过引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来扩大城市规模,获取城市集聚效应,从而促进城市的发展。     

产业一体化、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长三角城市群的证据

基于2003～2020年长三角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分析方法,全面评估长三角产业一体化与产业结构优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整体来看,长三角产业一体化不仅能通过直接效应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还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的间接效应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分省份来看,产业一体化通过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促进安徽省和江苏省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对浙江省城市呈现出明显的“U”型影响特征;从空间效应来看,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在空间效应下产业一体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强。鉴于此,应积极推动长三角产业一体化发展,注重地区产业结构和发展特征,发挥产业发达城市对欠发达城市的带动作用,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飞地经济的特征及优化策略

飞地经济是推动产业跨区域转移的方式之一。长三角地区飞地可分为农业飞地、制造业飞地、创新飞地及服务业飞地4种类型。长三角飞地经济形成多核辐射叠加的“蝶形”网络化空间关系,“创新飞地中心城市集聚+制造业飞地”外围扩散非对称分布,产业转移正从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总体处于创新集聚与制造业扩散双向流动并行阶段。目前,中心城市“核”的能级和协同有待进一步提升,产业链创新链协同发展有待加强,飞地经济圈层结构缺乏有力支撑,产业协同治理尚待进一步加强,与飞地经济相匹配的政策协同存在壁垒。建议发挥好中心城市的创新引擎作用,加快形成“一带两轴”的支撑作用,集中力量建设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型示范飞地,加快飞地园区带动当地产业集群的形成,强化长三角参与全球创新链产业链的能力,着力打破与企业跨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隐形壁垒。     

我国城市金融集聚的空间福利后果研究

金融产业发展会受外部规模经济的影响，存在鲜明的集聚特征，造就了金融中心城市和非金融中心城市的分异。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金融资源会向金融中心城市聚集，并会对中心和外围区域的福利产生不同影响。在自由资本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外部规模经济，模拟金融产业的地理分布演化及其带来的福利影响，模型推演证明：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金融业会向中心区域集聚。与此同时，中心区域的福利状况会随着集聚不断改善，而边缘地区的福利状况则因规模经济与贸易成本不同而存在不确定性。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2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门槛回归模型验证了城市金融部门存在轻微的规模经济，并以面板回归和空间计量方法验证了在只考虑距离摩擦的情况下，金融集聚对于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均存在福利改进，但过高的制度成本会阻碍金融中心溢出效应的发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及优化各地营商环境可以降低制度成本，更好发挥金融中心的作用。     

长三角中心城市“首位就业区”比较研究——基于全国经济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首先从国内有关就业统计数据获取的现实出发,在考虑西方"就业中心"与我国国情差异的基础上,尝试提出"首位就业区"的概念。同时,选取长三角地区的上海、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六个中心城市的"区"级行政辖区作为遴选对象,通过运用相关的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对其首位就业区的空间区位、集聚规模、就业类型、从业结构等方面的特征进行比较认识。最后以此为基础,结合长三角地区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前景,提出未来城市首位就业区及就业多中心格局发展的相关建议。     

空间与产业双重维度下的城市群经济增长机理及空间外部性测度--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群的兴起,集聚经济的优势产生于"邻近空间"的交互作用中,应该构建包含"空间"维度的逻辑体系、法则和模型。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城市间的竞争与合作是并行的,城市间的关系对城市自身和城市群整体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基于探索性地统计分析、空间权重矩阵、空间杜宾模型等方法,选取长三角城市群扩容后的26个城市为样本,分析城市间竞争关系和合作关系对城市及其他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产业"已形成有效互动,二三产业发展、FDI对本地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弱化其他城市经济发展,资本存量和人口密度对本地和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均产生正向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未来要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探索城市群的协同管理机制,在从整体上规划好城市群发展的同时,将"城市间合作"作为区域发展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产业分工强化城市间的经济合作关系和行为,重点解决城市经济联系不充分、城市职能分工不明确等问题,构建网络化城市布局形态,推进横向错位发展和纵向分工协作的城市群空间格局。     

长三角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空间差异分析

以长三角地区26个地市为研究对象,构建城乡协调发展的评价指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计算出长三角26市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局Moran's I指数、局部莫兰散点图对长三角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长三角东西部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分布不均衡,但是空间集聚特征整体上稳定在较高的水平;各地级市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明显,HH型、LL型和LH型城市分别集中在长三角的东部、西部和中部,HL型的城市主要为南京和杭州,并且长三角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在逐渐减小.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果,就推动长三角地区城乡协调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FDI溢出对高经济产出区的增长影响

运用空间Durbin模型和极大似然估计技术,以1991-2012年大长三角25城市和大珠三角21城市面板数据,对比检验了FDI溢出与城市生产率间的基本关系。发现：FDI对本地城市增长正效应显著存在并随时间增强,其空间溢出显著但在二地区行为相反;空间依赖在城市生产率增长中有增强趋势,但在二地区方向相异;FDI提高了二地区城市增长的条件收敛速度;空间溢出在二地区的核心和外围都存在但表现各异并有不同演变。上述结论对于二地区引进FDI和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功能分工、经济集聚空间溢出视角下城市群多中心性研究

伴随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中心向多中心、网络化转变,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会呈现出不同的空间效应。具体而言,当城市群处于单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极化效应显著;当城市群为多中心空间结构时,功能分工与经济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利用2015年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截面数据,建立空间联立方程模型,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京津冀城市群为单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水平较低;珠三角城市群处于单中心向多中心模式的过渡阶段,发育水平较高;长三角城市群为多中心发展模式,发育最为成熟。从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角度来看,应促进城市群内城市之间的功能分工,进而推动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的协同发展。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及其变化

合理的城市人口密度关系着城市经济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在2000年、2005年、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数据的支持下,以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人口密度为对象,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城市人口密度的变化进行了统计描述,分析了中国城市人口密度格局及变化类型,并探讨了影响城市人口密度及其变化的因素。结果表明,十余年间全国的城市平均人口密度呈波动下降趋势,但不同地区、不同人口规模、不同行政划分的城市平均人口密度及其变化均存在差异;黄河下游流域与长三角是城市人口高度集聚的主要区域;人口密度变化类型包括五类,其中"一直升"型的城市数量最多,且在中部地区、四川盆地成片状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