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叙事中,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县政绅治"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模式。清末民初,日益深重的帝国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并引致乡绅阶层的流变。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传统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与新政权应对(1946—1953)——以浙东地区为中心

传统乡村演剧之所以绵延不绝,具有持久的韧性,主要是因为它在乡村社会拥有稳固的生成机制。虽然演剧与乡村社会之间的被需要和需要关系,是这种生成机制的一个重要层面,但其更值得注意的一个层面却是,围绕乡村演剧形成的关联网以及乡村"精英"在这一网络中的权力竞逐。某种程度上,正是乡村"精英"在演剧"文化网络"中的权力竞逐推动了传统乡村演剧的持续生成。传统乡村演剧给新旧政权都带来了挑战。国民党旧政权在应对这一挑战方面总体是失败的,因为传统乡村演剧得以生成的机制没有受到根本性的触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通过发展农村剧团并在其形成的关联网中不断添加规范和政治元素,更新了乡村演剧的生成机制,从而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使乡村演剧与新社会相适应的目的。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唱和与首倡:论国家政权在传统乡规民约演进过程中的角色嬗变及其影响

在传统乡规民约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时刻浮现出国家政权的身影,在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自身的合力努力下,国家政权实现了从"禁断者"到"唱和者"再到"首倡者"的角色转化,这种角色的嬗变对于传统乡规民约自身发展乃至整个乡村社会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它有力地推动了乡规民约的规模发展、增强了乡规民约的合法性、强化了乡村社会组织在乡村社会的统治权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乡规民约性质蜕变、认同感降低、乡村社会组织影响力下降、乡民"自治"意识与能力削弱等消极影响,并最终导致了对乡村社会管理失控的严重后果。     

高音喇叭:权力的隐喻与嬗变——以华北米村为例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是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依据华北地区米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以米村高音喇叭的演变史为分析文本,发现在改革开放以后,高音喇叭经历了从"国家象征"到"广告载体"的变化。喇叭的"角色转换"事实上反映了国家权力运作方式在乡村社会的转变:少了些"管控",多了些"治理"。以国家治理内在逻辑的变迁及乡村社会环境的变化为表征的乡村社会转型是权力运作方式转变的主要原因。     

乡村治理改革与村民自治完善

20世纪初以来,国家政权逐渐开始扩张,历代政权都竭尽全力企图将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社会,以此来汲取政权建设和社会发展资源.在总结20世纪半叶几乎所有尝试失败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遂渐确立起村民自治,真正开启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村民自治又陷入一种"设计原则相悖"及治理性困境的"十字路口",这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本文认为,村民自冶的走向应不断强化村治的实体性与"草根性"、自主性与多样性.     

权力、表达与民众反抗——以抗战前江苏省民众与乡镇保甲长的冲突为例

抗战前江苏省保甲制度推行过程中,因乡镇保甲长滥用权力,侵害民众的生存利益,引发了民众与乡镇保甲长之间不同程度的冲突。在反抗乡镇保甲长不法行为的过程中,民众通过国家政权、士绅网络以及乡村伦理来向政治权力系统表达其利益诉求,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乡村权力恢复平衡态势。从根本上来看,国家与乡村关系的近代转型及其引发的张力,正是民众与保甲长不断冲突的深层根源。同时,民众反抗又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国家权力扩张的限度与方式。在与乡村社会不断调适的过程中,国家权力呈现出波浪式扩张的图景。     

锲入与磨合:新式学堂与乡村治理——以近代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科考废止，学堂制度植入乡村社会，引发了乡村社会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动。一方面，它扩充了乡村管理的传统内容和社会职能，使得村庄的地位随着自我功能的膨胀而逐渐上升，成为地方社会治理的主体。另一方面，随着学务权在地方行政系统中重要性的日益突显，造成了新的权力资源在国家一社会以及乡村精英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重新分配，因此引发了对权力的争夺和种种弊端。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以“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为例

本文通过考察当前的"合作社包装下乡资本"现象,发现合作社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呈现出乡土实践与制度文本背离的异化状态。合作社制度的运营需要与乡土社会政治生态相适应。当前乡村的社会结构分化、基层治理方式之变以及乡村经济发展动力之变,使下乡资本与权力形成了不同的结合形态,即下乡资本和部门权力的结合、下乡资本与暴力权威的结盟以及与少数乡村精英的合谋。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这些结合的权力主体策略化运作,这构成了合作社制度异化的乡土逻辑。     

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研究回顾与展望

围绕后公社时期的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学界在乡村精英研究、农村基层组织研究、国家与农村社会研究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索。要改变目前的研究现状，可能的进路应是进行整合性、多学科和互动关系的研究。唯有吸取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国家权力与农村社会关系发展的经验，才能建构一种良性、协调的互动关系。     

转化与更迭:乡村回流精英的角色变迁

乡村回流精英的角色变迁是文章探讨的意旨所在。乡村精英在回到家乡后,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逐渐成为了乡村中的核心人物。而在这其中,伴随着精英角色的不断变迁,由"新"精英代替了"旧"精英,由经济精英转化为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乡村精英的更迭与转化促进了乡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精英结构,并最终影响了乡村治理格局。     

乡村政策动员中的“权力——技术”及其影响

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乡镇政权对村干部的政策动员,开始由激励机制、压力机制转向责任机制。乡镇政府面对财权与事权不匹配现实,渐次倚重对制度性资源的技术化调配,塑造乡村"责任共同体"关系,推进政策落地。乡村政策动员中体制性吸纳、组织化协调、技术性约束和伦理化调适等权力—技术支配机制,虽可借助组织内责任关联纽带提高政策动员与执行效率,但该"权力的技术支配网络"同时也容易带来乡村治理的悬浮化、去政治化与泛政治化等"行政消解治理"问题。由此,乡村政策动员应警惕过于强化制度的工具性价值,重新发掘其治理内涵与社会价值,实现乡村治理"治术"与"治道"的平衡。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逻辑研究

当前对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分为宏观、微观层面,这种分类方法使得乡村治理研究走向一个极端,即乡村与国家被割裂成完全不联系的部分,无法真正理解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复杂关系,同时,该分类也导致了乡村治理不能从理论上有太多的建树。村长作为国家政权在乡村的代理人,是当前乡村治理研究的重要切入点。结合"权威类型"和"差序格局"的研究,说明村长以个人的道德性来影响村落公共领域,进而突出其在乡村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更为当前国家的基层治理提供有效的参考。     

传统乡规民约的历史反思及其当代启示——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互动的视角

乡规民约是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传统乡规民约是在乡村精英、国家政权和农民三方力量博弈和互动中不断向前发展演变的。乡村精英阶层是乡规民约的倡导者、制定者和执行者,国家政权是乡规民约的监督者和制度保障者,而广大农民则是乡规民约的主要施受对象,是决定乡规民约能否顺利贯彻实施的主要力量。只有保证它们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正确的角色分配,特别是确保农民阶层在乡规民约制定、实施过程中话语权和参与权的实现,才能保证当代乡规民约良性发展和有效实施。     

关于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路径选择的思考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治理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社会改革不断深入,我国乡村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等一系列的变革在给"三农"领域带来进展的同时,也为乡村治理带来诸如治理体系不健全、人才流失严重、精英治理存在局限性、自然环境污染严重等现实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文章提出通过健全治理体系、健全人才引进与开发机制、优化精英治理体系、健全生态环境保护机制等途径来促进乡村治理水平的提升。     

新时代乡村振兴主体的角色定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在于解决城乡二元体制下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困境,进而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在传统乡村社会管理过程中,由于乡镇政府不恰当的行政干预、驻村干部的选择性回应与社会组织的不在场,使得村支两委任务繁重、乡村精英流失与村庄集体行动弱化。在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新时代背景下,应通过加快乡镇政府职能转变、差异化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村支两委"回归自治以及培育新乡贤精英与打造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在提升各主体责任意识的同时,也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水稻种植与乡村造景——以人民公社时期浙江省海宁县联民村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乡村生产受到政权管理模式的重大影响。据人民公社时期联民村水稻种植的考察,国家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规划和安排。水稻种植各个环节以农民自身行动呈现,却也无不体现了国家和集体组织的力量。在生产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对产量的高度需求造就了密集劳动的场景。国家技术和权力推进能力的有限性、农民和乡村文化对于国家权力调适的有限性以及土地承载的有限性,既塑造了人民公社的成就,也衍生了许多不良后果,形成了特殊的乡村景观。     

国家政权建设视域中基层政权角色的变迁与重构

基层政权建设是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政权角色直接影响国家政权建设的成效。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政权扮演代理型政权角色,帮助国家政权管理基层社会的各类事务;改革开放之后,基层政权扮演经营型政权角色。基层政权的经营性行为不仅没有为基层民众谋取公共利益,而且攫取基层社会更多资源,恶化了国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基层政权从经营型政权向服务型政权转变是改善国家政权建设成效的重要手段。优化基层政权公共权力、强化基层政权的财力、重塑党政机构设置及厘清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是构建服务型政权的现实选择。     

村庄权力研究：回顾与前瞻

本文对村庄权力研究进行了回顾性梳理和前瞻性讨论，认为20世纪的村庄权力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即国家政权内卷化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人民公社时期的村庄权力以及“乡政村治”背景下的村庄权力。不同时期村庄权力的特点和运行机制是不同的。既有的关于村庄权力的研究大都是在国家／社会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也有学者试图进入村庄内部进行村庄权力结构分析。在今后的村庄权力研究中，应该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将村级组织作为研究对象，并且要正确认识“乡政村治”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     

精英俘获对乡村创业的影响及其矫正研究

鼓励乡村创业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乡村创业属于草根创业,需要乡村公共资源的支持,但在乡村公共资源使用中存在的“精英俘获”现象,严重影响着乡村创业者对创业机会的开发及新创企业的成长,从而影响着乡村创业多重效应的发挥。需要从政策设计的公共性,资源管理的系统性和权力分配的透明性入手,消除乡村公共资源“精英俘获”对乡村创业的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