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助制度的财政保障问题研究

社会救助作为政府的当然责任或义务,无论是救助资金的筹集、使用还是使用发放、监督管理,财政始终居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财政资金是社会救助资金的主要来源.当前由于政府间社会救助责任划分不明确,社会救助资金的投入缺乏稳定的内在增长机制,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等问题,导致社会救助制度的财政保障不足.应从财政保障范围、投入规模、职责划分和规范转移支付等多方面加以优化.     

金融危机救助方案与成本分担机制分析

各国政府应对本轮金融危机的救助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引发了关于救助方案的选择和救助成本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救助基本遵循了依靠市场或私人机构进行救助,政府尽量不采取直接的干预,以减少政府救助成本。资产负债表重构这一救助方式能将救助成本分担到私人机构,在合适的条件下应用,可以降低救助道德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且极大地减少政府的救助成本。     

我国社会救助基金管理现状思考与建议

本文认为,现行的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在基金的筹集、基金的覆盖程度、保障水平以及基金的发放程序等方面存在着不规范性的操作,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救助作用,建立财政评估体系,科学测算最低救助线,完善社会救助基金的监督与管理。     

中央银行金融危机救助的成本-收益分析

维护金融稳定是中央银行的一项基本职能,这决定了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救助中的主体地位.但中央银行的金融危机救助能力不是无限的,因为无论哪种救助措施都不是无成本的.文章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央银行对金融危机救助的成本与收益,既包括直接成本与直接收益,又包括隐性成本与间接收益,并通过建立成本.收益模型,考察最优的中央银行金融危机救助应满足的条件,结合我国中央银行金融危机救助的实际,提出成本收益分析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金融机构财政救助权合法性缺失之论证——兼论“大而不倒问题”的应对

在后危机时代,应对大而不倒问题的法律研究依然专注于金融法部分,但对其核心——政府救助和金融救助权的研究一直付诸阙如。大而不倒问题,始于政府救助,终于政府救助,这种金融救助权是财政支出权的一种。合法性问题是金融救助权面临的首要问题,用财政民主、财政公平和公共财政来对主要的救助法案——《经济紧急稳定法案》的检验来看,合法性存在缺失。解决金融救助权合法性缺失的方法有两种,或者是取消金融救助权,或者改变金融救助权的实施范围。     

社会救助在农村社保统筹中的作用

本文主要论述了在农村统筹过程中,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作用,以社会救助作为农村统筹的支点,加大对农村社会救助的投入,建立与完善农村的社会救助制度。现代的社会救助有别于传统的社会救助,通过社会救助使被救助者通过摆脱贫困状态,能够自助,融入主流社会,因此应建立积极的社会救助体系,同时保证财政对社会救助的支持,逐步完成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统筹。     

黑龙江省临时救助问题研究

临时救助是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了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在社会救助体系中救急解难、拾遗补阙、托底保障的重要作用,在深入分析黑龙江省临时救助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通过确保临时救助资金充足、拓展临时救助方式和内容、壮大临时救助队伍建设、规范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建立临时救助紧急应对预案、建立临时救助信息共享平台和加强临时救助政策宣传等方式,提高黑龙江省临时救助服务质量,使临时救助能够更好保障人们的生活。     

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在大洋洲被称为经济与社会福利最协调的国家,这离不开澳大利亚独具特色的社会保障模式。澳大利亚社会保障模式以社会救助为核心,以缓解贫困为政策目标,国家财政给予全力支持。虽然我国与澳大利亚的国情存在明显的差异,但澳大利亚的社会救助制度对我国新时期救助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论我国的社会救助标准

社会救助标准在我国社会救助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社会救助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和执行力直接关系到社会救助制度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和生命力.针对我国社会救助标准所存在的问题,需要深化给付标准的认识,从标准的公平性、标准的充足性、救助标准的针对性等方面完善社会救助标准,充分发挥社会救助制度实际效用,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小城镇面向弱势群体社会救助标准的确定研究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腾飞的同时,导致了贫富分化的迅速嬗变.由此显现出来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问题因此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尽管有关城市社会救助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对于小城镇社会救助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将对如何鉴别与确定小城镇社会救助对象,以及对不同社会救助对象的社会救助标准如何合理确定作系统研究,以期得出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金融包容：新型危机背景下金融 地理学视阈的新拓展

新型危机背景下，金融空间结构由于路径依赖而呈现的刚性开始松动，金融包容成为实现社会公平、协调、增长、共赢的必需手段。它是金融排斥理念的拓展与深化，也是动态、多层次、复合维度理念，不仅包括微观供求主体的包容，也涵盖了区域层面的包容共生，即各区域经济、金融、社会的协调、城乡金融协调以及区际金融协调。影响金融包容的因素包括需求、供给与社会三个方面，其作用渠道与强度随国别、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深度包容比宽度包容更为重要，不能将其简单理解为金融普惠。包容的精髓在于充分信息下所有参与主体的机会均等、自主选择与互利共赢。     

论不同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

从金融功能出发,分析了不同金融结构——以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结构与银行中介为主的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由于银行中介的风险内部化,且在信息处理上不能反映存款人的不同观点,使其不适合为高风险、高收益的高科技产业融资;而金融市场有利于投资者通过资产组合分散风险,且能提供表达不同投资者不同意见的机制,使其更能支持技术创新。这一结论已为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所证实。在此基础上,解释了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金融制度原因,并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建议。     

金融结构对金融稳定的作用机理:功能观的分析视角

在金融结构的变迁过程中,蕴含着金融不稳定的因素,客观上两者之间存在着互相作用的机理。同时,金融结构的变迁以及金融稳定的实现都与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紧密相关,所以金融功能观为研究两者关系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从宏观上看,金融结构与金融稳定通过实体经济和货币政策相互发生作用,货币政策作用于金融系统并影响着金融结构,金融结构的变动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由此引起的实体经济波动将会影响到金融稳定,反之亦存在着作用机制;从微观上看,金融结构的各个组成部分,包括金融市场结构、金融制度结构、金融融资结构、金融开放结构等,都对金融稳定产生各自不同的、具体的影响。     

混业经营与金融体系稳定性:基于银行危机的全球实证分析

银行混业经营不仅关系到自身效率的提高,更关系到银行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对全球范围内61个国家的跨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一个国家对银行混业经营的限制越少,该国的金融体系越趋于稳定,发生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小。不仅如此,在宏观经济越不稳定的国家,其一般性银行危机演变为系统性银行危机的概率也越大。     

我国省域金融风险动态预警研究*——基于浙江省月度样本数据的分析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程度极不平衡使得部分重点省域对国家总体金融安全影响程度显著而突出，关注我国省域金融系统风险并进行提前预警与监管防范对于省域与国家金融安全尤为重要。本文立足金融市场深入扩大对外开放趋势背景下，构建了我国省域金融风险先行预警指标体系和金融风险压力指数，并以浙江省2004年1月-2016年12月样本数据为对象，通过TAR门限自回归模型和Ologit概率模型对省域金融系统风险状况进行了实证预警分析，研究发现：（1）省域先行预警指标统计检验发现，通货膨胀率与出口增长率对省域金融风险水平呈现显著负相关效应，而新增信贷额/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与进出口增长率对省域金融风险水平呈现显著正相关效应；（2）动态概率预警模型检验发现，省域上一月份的金融风险压力值对下一月份的金融风险压力值呈现显著负向影响效应，并使下一月份的金融压力风险起到一定程度的“熨平”作用效应；（3）通过统计检验比较发现，动态Ologit概率预警模型无论是从模型整体显著性与拟合优度，还是预测的准确度都明显优于静态概率预警模型；（4）通过近12个月的样本外数据对模型预警的稳健性检验发现，Ologit概率预警模型金融风险预测准确程度在严格区制上为25%，但大类区制预警准确度为50%，相对优于国内外同类型的模型预警效果。     

优化金融供给结构防范流动性风险*

2018年以后，中国经济金融运行中出现了三对相互关联的“两难选择”：“去杠杆”与“稳增长”之间的矛盾、资金“脱实向虚”与“脱虚向实”之间的矛盾、金融整治与防风险之间的矛盾。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向经济金融运行注入流动性，难以破解这些“两难选择”，甚至有可能引致南辕北辙的效应。破解之策在于：拓展商业票据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允许城乡居民和实体企业以资金供给者和资金需求者的身份直接进入金融市场；加快发展资产管理市场，将金融服务对象从法人机构向居民家庭扩展，推动实体企业的暂时闲置资金从存款（尤其是定期存款）转向现金管理（或资金管理）；形成以负面清单为基础的行为监管机制和监管沙盒机制。     

区域金融安全指标体系及其计量模型的构建

区域金融安全指标体系的含义包括三个关键性的内部指标系统:区域金融安全微观监测指标系统、区域安全宏观监测指标系统、区域安全金融生态环境指标系统。把区域金融安全内在关键性指标作为区域金融安全衡量体系的基础构成,把区域金融安全的外在影响性指标当作补充构成可以构造出区域金融安全计量经济模型。     

金融资产规模、公允价值会计 与管理层过度自信

本文以2004-2009年持有证券资产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金融资产规模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1）公允价值会计是上市公司金融资产规模显著增加的解释因素；（2）管理层过度自信在成本计量模式下与金融资产规模只有弱相关性，但在公允价值会计下却与金融资产规模显著正相关；（3）受政府控制的公司、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的公司在成本计量模式下有显著更低的金融资产规模，但在公允价值会计下，特别是当管理层过度自信时，金融资产规模却呈现为显著增加。上述结论解释了会计理念、管理层行为与金融风险的内在关联性：公允价值计量模式遵循的是价值相关性原则，要求把证券持有利得也计入资产价值和会计收益，这个未来价值理念激励了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金融投资行为。     

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抑制贫困的发生,且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更明显。（2）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3）经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可知,在“抑制效应”下,金融能力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决策来缓解居民贫困状况。具体而言,在三种不同的贫困状况衡量方式下,金融决策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542%,2296%和2160%。     

现代金融机构操作风险管理研究

近年来操作风险管理的兴起成为全球金融界的重要现象,业界和监管界对其定义、性质和管理框架的共识已经基本形成。在操作风险衡量技术上,以损失分布法为代表的量化方法正在兴起,但面临数据难题和有效性争论。在管理策略和方法上,风险规避、控制降低、多样化分散、风险转嫁和风险吸收等多种策略,以及保险、业务外包、提取资本金、风险定价等多种手段,开始被应用于操作风险管理,面临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我国金融机构应该从中学习和借鉴这些先进的理念、制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