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

本文运用2011~2020年深圳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城市层面数据,构建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有效促进中小企业创新投入。企业家精神在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企业家精神特征越明显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支持作用越强。数字普惠金融对中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以及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因企业规模、所有权属性、所处行业和所在地区的不同存在差异。本文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更好的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效应,推动创新型经济增长提供经验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

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是企业充当信用中介,将银行信贷等资金通过商业信用的渠道为供应链的上下游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支持,这会导致资金供给链延长,加剧了供应链系统性风险,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因此,其能否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对于防范金融风险和促进实体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深入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有效减少了企业利用商业信用把长期借款资金进行二次配置的行为,而且该抑制作用对于外部融资能力较强的企业更加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减少上市公司超额银行信贷抑制商业信用二次配置。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外部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内部风险较低、现金持有水平较高以及非高科技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对上市公司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而且,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商业信用二次配置的同时,对于促进企业创新投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减少了资金供给的中间环节,进而抑制大型企业充当"影子银行"进行资金的二次配置。     

数字金融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和机制研究——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选取2011~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匹配对应的数字金融和数字化转型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2)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人才引进和研发投入的途径促进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3)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金融的3个维度都能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使用深度作用最大;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企业的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以及数字技术的运用,对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没有显著影响;数字金融发展能促进大中型企业、国有和民营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外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而对小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有抑制作用。因此提出:数字金融从广度朝深度的转变发展、完善数字技术的标准和规范、实现数字系统的产品化、扶持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技术、促进制造业全面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     

居民数字化水平的增收与分配效应——来自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的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家庭数字经济调查数据库（CHDES），编制了一套中国居民数字化指数（CIDI），全面度量了个体层面的数字化渗透程度，从微观视角研究数字化水平对居民收入的影响和机制。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当CIDI提升1个标准差（0.13）时，居民收入将提升5.93个百分点，且该结果经过一系列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发现，随着数字经济的渗透，农村和县城居民可以通过线上经营等渠道获得更显著的收入增长，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也推动了数字化人才加速向高薪资水平的产业集中，扩大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机制分析中，本文构建了纳入居民数字化水平的收入函数，检验了数字化水平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时长或劳动参与率提高收入（“赋能效应”），以及调节居民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的资本组合提高收入（“倍增效应”）。本文拓展了对微观个体数字化水平的度量体系，为推动数字经济包容发展提供了基础数据、研究框架和政策启示。     

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知识产权保护是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有力支撑,也是助推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要抓手。本文借助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使用2010～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正向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且随着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持续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向驱动效应呈边际递增特征;(2)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可通过促进知识溢出、提升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驱动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升;(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相较于西部及东北部地区、传媒服务业和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更能推动东、中部地区、软件开发及信息技术服务业和非国有数字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基于此,提出多管齐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多路并进提升数字产业创新效率、因地制宜推动数字产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希冀为提高数字产业创新效率提供相关理论经验。     

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从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及服务业现代化3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测度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水平，并通过多重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及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显著推动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旧成立。调节效应检验表明，金融支持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能够放大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促进效应。中介检验表明，在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的影响关系中，产业结构升级、技术创新及人力资本均发挥显著中介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现代产业体系构建存在边际递增的非线性影响，且二者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此，提出促进数据开放共享，带动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金融服务模式，提高金融支持水平的政策建议，为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有益借鉴。     

空间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合理把握数字经济与FDI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区FDI吸引力,FDI的引入又能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FDI引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地区提升FDI吸引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深化了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RCEP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步入以数字和绿色为发展特征的新时代。数字普惠金融在成为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是否能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呢?本文基于2011—2020年15个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具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这3种途径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基于差异化能源结构的门槛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人口高聚集国家和污染严重国家的碳减排。因此，各国应逐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并利用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政府也应加大节能减排方面的投资支出。此外，各国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要充分认识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数字金融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6年1月~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工商注册信息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及其在不同类别城市间的差异,基于优势分析方法考察数字金融促进创业活跃度的相对重要性。本文首次从城市层面考察数字金融对创业的影响,从促进创业视角为“稳增长、保就业”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目标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经验证据。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该结论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后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并未缩小甚至拉大了主要城市与其他城市、发达地带与其他地带之间的创业活跃度差距。分位数结果显示,数字金融总体缩小了城市间差距,数字金融缩小主要城市、其他城市、发达地带、其他地带各类别城市内部差距,是缩小全部城市间差距的重要原因。优势分析结果发现,数字金融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贡献率达到了将近20%,显著高于其余解释变量,说明相对传统金融、交通基础设施、财政支出和产业结构而言,发展数字金融是更加有效促进创业的驱动力。     

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机制与效应——来自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贸易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趋势。本文使用2009~2020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以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探究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质量变革的作用机制与效应,结果发现:(1)设立跨境电子商务综试区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贸易推动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2)机制分析发现,数字贸易使得企业能获得和使用市场中更多的信息来满足消费者,提升了企业研发创新能力,进而提升企业质量。数字贸易对出口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大于非出口企业,数字贸易对两者的影响途径存在差异;(3)异质性分析表明,政治资源诅咒与基础设施限制,使数字贸易对非国有企业和高互联网发展水平制造业企业质量升级的影响更加明显;(4)数字贸易赋能制造业升级具有出口提升效应,数字贸易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产品种类与海外市场。本文结论对理解数字贸易在我国制造业质量改革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数字贸易政策实践具有借鉴意义。     

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作用区域差异研究

本文用受教育水平的差异来表示异质性人力资本，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固定资产存量，得到2004～2013年中国省级区域的相关数据。分析不同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对不同省级区域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逐步回归。结果说明物质资本投资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同区域的异质性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促进低水平人力资本向高水平人力资本转变有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     

数字金融、创新弹性与工资收入差距

数字金融赋能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但可能引起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给收入分配带来负面效应。数字金融降低金融参与成本，提高了创新企业家获得金融服务的密度，从而培育出更多的创新企业家。数字金融的高创新弹性导致其在长期倾向于提高现代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和现代部门工资收入，从而引起工资收入差距扩大。本文在多部门生产中引入存在金融参与摩擦的金融供给侧，构建生产—金融供给侧内生增长模型，从供给侧渠道探讨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效应。理论分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工资收入分配性质与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相关：当创新弹性高于某一阈值时，数字金融发展会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当低于该阈值时，则会缩小工资收入差距。模型校准结果发现，中国数字金融创新弹性约为0.45，高于其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阈值，这解释了近年来随着中国数字金融发展，部门间工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平衡增长经济的转型动态性质的量化模拟发现，数字金融缩小工资收入差距仅有短期的普惠效应，而扩大工资收入差距则存在长期的不平等效应，可见，数字金融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需引起重视。本文对于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金融发展模式的升级和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金融对传统金融格局带来了新的冲击,其究竟是加剧还是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借助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脱实向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显著促进了企业实业投资,同时抑制其金融资产配置倾向。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数字金融对企业短期金融资产投资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本文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应在合理的金融监管约束下,支持并推动数字金融发展。     

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空间溢出会显著提升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3)机制识别发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策略的外在驱动力,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中国包容性增长的时空演化及空间收敛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测算了2003~2020年30个省(区、市)的包容性增长指数,运用核密度估计、Dagum基尼系数及分解、Moran’s I指数、σ收敛、空间β收敛等方法分析了包容性增长的时空演变、区域差异和收敛性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和三大区域的包容性增长水平总体提升,但在2017年后大部分省(区、市)遇到瓶颈期。三大地区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东部地区的包容性增长水平大幅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全国和三大区域的包容性增长具有明显的空间β收敛特征。本文基于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和中国的发展愿景,更新了研究视角和指标体系,使用空间模型进行了收敛分析,有利于深入理解中国包容性增长的发展脉络和特征,对促进机会公平、推动包容性增长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数字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路径

本文采用2013～2022年我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从数据要素化、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4个维度出发,实证检验了我国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我国东部地区最为明显,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较为不明显。灰色关联度分析表明,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基础与我国新质生产力水平关联度最强。考察作用机制发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治理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有效路径。大力发展数字化产业,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升数字治理能力,缩小新质生产力地区差距,成为推动我国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政策启示。     

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和区域绿色创新——来自全国26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区域绿色创新”研究系统，采用2009～2021年全国26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对金融科技、数字经济和区域绿色创新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剖析，得到如下结论：(1)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均可以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2)其他城市的数字经济可以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促进本城市的绿色创新，但同时金融科技基于经济空间权重矩阵的空间效应对区域绿色创新影响并不显著；(3)金融科技和数字经济在本地效应上的交互效应均能够显著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同时数字经济能够矫正金融科技不显著的空间效应，使之正向促进区域绿色创新；(4)基于金融科技的门槛效应，在金融科技水平较低时，数字经济不会支持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发展，而当金融科技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会经历由不显著变为正向促进的变化过程。     

金融技术效率的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20年的面板数据为例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广义似然比统计检验来确定随机前沿分析方法的生产函数,测算我国30个省(区、市)2008~2020年的金融技术效率,并分解为前沿技术进步(FTP)和前沿技术利用效率(TE),从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等方面分析了金融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我国金融技术效率的变化主要由前沿技术利用效率(TE)引起;(2)东、中、西部存在明显差异,东部地区前沿技术利用效率的均值最高,中部地区最低;(3)政府干预力度对前沿技术利用效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普惠金融的发展与前沿技术利用效率呈现正“U”型关系,而科技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对于前沿技术利用效率均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以上影响因素通过对金融前沿技术利用效率的作用,间接影响着我国金融行业的投入产出效率。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可得性与企业创新边界

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代表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既是当前稳增长的重要举措，也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基遇”。本文把研究维度进一步拓展到企业的异质性创新行为，探讨网络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企业选择开发新技术，即拓展企业的创新边界。基于匹配整合的企业微观数据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边界的拓展，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及各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同时，网络基础设施也促进了企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提升。从影响机制看，网络基础设施降低了市场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的市场信息可得性；网络基础设施使得企业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提高了技术信息可得性。并且，网络基础设施有利于技术溢出突破行政边界和地理距离的限制，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能够更大程度地扩大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范围。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互联网化水平较高的企业和大型企业，以及处在技术变化较慢行业和企业分布密度较低的城市的企业，网络基础设施促进企业拓展创新边界的作用更强。本文的研究对如何利用新基建和数字技术赋能企业创新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数字经济、绿色创新与新型城镇化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11~2020年267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深入剖析数字经济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并从绿色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影响新型城镇化的作用渠道。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提升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工具变量估计、排除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旧成立。基于地理位置和城市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提升效果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不同于非核心内容创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突破性绿色创新助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显示,数字经济对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人口城镇化和环境城镇化发展的提升效果并不明显。本文结论对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和协调城乡二元关系提供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