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以2006～2017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 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协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联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基于科技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 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才得以发挥。要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亟需理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推进两者协同发展。     

环境规制对城市新动能水平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下文简称新动能指数)评价体系,建立并测算了263个城市2006~2019年的新动能指数,并比较了区域间的差异。之后使用FGLS估计方法与门槛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新动能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强城市新动能水平。使用门槛模型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后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在大型城市以及中小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对新动能水平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在超大型及特大型城市,该效应不显著。     

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与企业绿色创新

本文基于“波特假说”,以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为中介变量,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作用的内在机理,构建“环境规制-组织合法性-绿色创新绩效”的传导机制。通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0~202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1)环境规制与规制合法性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2)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在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绩效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认知合法性的中介作用不显著;(3)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支持了“波特假说”。得到的管理启示是,当环境规制持续执行并逐渐完善时,政府应帮助企业建立环境组织合法性,使其争取在“双碳”目标这一时间窗口上获得机会和资源,将环境规制上升到组织伦理是“双碳”目标的有效实现路径。     

促进还是抑制：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制度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本文基于2010—2017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助对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有正向影响，但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和管理者环境关注度均对政府研发补助与策略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而对政府研发补助和实质性绿色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本文通过探究政府研发补助对两种不同类型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解释了现有研究中关于政府研发补助和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的不一致，同时通过对企业内外部治理因素的调节效应的探究，丰富了有关政府研发补助实施效果的情境因素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制定相关环境政策以及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启示。     

环境规制与雾霾脱钩效应——基于企业投资偏好的视角

本文从企业投资偏好视角,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工业发展与雾霾污染脱钩的作用机制,在验证不同环境规制能否通过影响企业投资偏好实现雾霾脱钩的基础上,通过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当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时,异质企业投资偏好与雾霾脱钩效应关系的变化情况。结果表明:环境行政管制仅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路径实现雾霾脱钩,而环境污染监管和环境经济规制则通过企业技术投资偏好和类金融投资偏好两条路径实现雾霾脱钩。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影响不同,其中环境行政管制和环境污染监管强度的提高可增强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但环境经济规制强度的提高反而减弱企业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相比于总体样本,环境行政管制下大规模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技术投资偏好的雾霾脱钩效应较弱,这两类企业发生雾霾脱钩效应的环境污染监管门槛较高,而且在更高门槛下,类金融投资偏好不存在雾霾脱钩效应,表明大规模企业在更高环境经济规制下可能存在脱离实体经济的现象。     

政府环境规制、 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基于演化博弈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本文构建了包括政府、 银行与企业在内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 推演得出政府环境规制、企业环境治理与银行利率定价之间的关系， 并在此基础上利用重污染上市公司 2012～2018年数据对理论分析结论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表明： 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有显著正向影响， 对银行利率定价有显著负向影响； 企业环境治理会显著降低银行利率定价； 企业环境治理在政府环境规制和银行利率定价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 相比于低质量环境信息披露企业， 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中， 环境治理的中介效应更强。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构建一元回归估计模型以及自向量回归VAR模型,研究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的关系,从而探索我国政府环境规制在低碳经济发展中作用,本文研究认为：政府环境规制与各类能源碳排放之间存在动态关系,环境规制是碳排放量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长期以来,我国政府环境规制投入赶不上经济发展对能源消耗的需求,造成各类能源碳排放不断增加,在低碳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环境规制的作用是显著性的,未来我国政府必须加强政府环境规制的投资额度,更要加强环境规制投入的力度,综合利用国家规制手段,实现我国低碳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     

Government's green grip: Multifaceted state influenc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ctions in China

Research summary: Emerging economies such as China enjoy economic expansion, but also face dramatic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China's government is a central actor in both stimulating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pursu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Drawing on panel data and in‐depth interviews, we examin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state at multiple levels on the environmental actions of publicly listed firms.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ctions follow an inverted U‐shape as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moves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the most decentral administrative level. This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 is positively moderated by the stringency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negatively moderated by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pacity. We conclude that state influence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actions in China is multifaceted and subject to “policy‐policy decoupling.” Managerial summary: As China's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is growing, the country's government is increasingly concerned with the question as to how it can improve th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of the firms it controls. Our evidence shows the concurrence of two contravening government influences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practices: a performance‐enhancing effect of the regulatory pressure by multiple authorities and a performance‐diminishing effect of the autonomy enjoyed by local governments. Both the most centrally and the most decentrally controlled firms in China show significantly weaker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than those controlled by intermediary levels of government. The stringency of sector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apacity affect the strength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green grip.     

基于区域经济竞争优化环境治理绩效的府际环境合作机制研究——以跨区水污染治理为例

跨区水资源产权虚置,使水资源的环境容量产权事实上成为地方政府拥有。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经济竞争演变为,地方政府不顾生态成本的竞相放松环境规制;区域经济竞争成为区域之间对包括水资源在内的资源消耗大战;地方政府竞争驱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模式严重影响我国的生态安全。以跨区水污染治理为例,分析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对流域生态安全的影响机理,旨在为优化跨区环境治理绩效,构建府际环境合作机制提供路径选择。     

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影响

基于我国普遍存在环境规制和政府科技投入背景,本文以我国2009~2018年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从能源消耗、废物排放、废物治理和资源综合利用4个方面对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采用Tobit模型分析环境规制下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区域之间工业企业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逐年上升,但是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出倒U型关系,政府科技投入对绿色发展水平仅起到有限的激励作用,政府科技投入对在环境规制下的绿色发展水平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业绩期望落差、股权集中度和企业环保投入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以 2011~2015 年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业绩期望落差与企业环保投入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了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当企业实际绩效低于渴望水平时，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呈 U 型关系，即业绩期望落差存在一个阈值，低于该阈值时，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负相关，高于该阈值时，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正相关；（2）与股权集中度低的企业相比，股权集中度高的业绩期望落差与环保投入之间的 U 型关系将减弱。     

碳排放规制对就业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明确碳排放规制的就业效应,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9年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以及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并且通过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发现,碳排放规制对就业的影响机制中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效应。同时,在高收入和低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能够促进就业,而在中等收入地区碳排放规制抑制就业。因此,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性碳排放规制政策,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促进就业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