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碳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我国银行业监管体系分析——基于监管偏好与反管制的视角

由于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同样重要,如何理解中国银行业的管制现状,是构建符合中国现实的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基础。与其他文献不同的是,本文首先对作为监管供给方的监管机构进行分析和假定,指出中国银行业监管者呈现出监管过度、监管租金和监管社会发展的三大偏好特征。然后从被监管者角度,探讨不同监管偏好的表现形式及相应的银行业反管制行为。以国有化、市场准入及繁杂且冲突的条文为特征的过度监管导致银行业金融稳定、指标良好但监管激励不相容,监管租金偏好产生了不同形式的金融腐败,而监管社会发展偏好导致银行业商业化运作不强且资产质量呈现不确定性。依据上述分析逻辑,本文提出构建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建议,即银行业微观主体改造是基础,弱化监管者多重偏好是前提,监管制度的合理化与高度化是根本内容。     

环境规制技术诱导作用与清洁生产模式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目前， 出口商品符合欧美环保标准并体现较强的安全性、节能性是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必备要素之一。在高强度环境规制背景下， 清洁生产模式才是调和环境约束、资源瓶颈和产品竞争力三者矛盾的根本办法。本文利用中国 2001～2016 年制造业面板数据， 从本土企业出港货物价值角度跨国比较商品竞争力， 避免了“工业排污对外转移” 的统计疏漏； 在Acemoglu 等（2002） 绿色技术路径理论框架下， 估计环境规制驱动清洁生产进而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 推断中国制造业是否通过生产模式的转变适应了绿色贸易行业标准。研究发现： （1） 大部分企业从清洁能源替代入手减低工业污染排放， 同时， 提高行业竞争力7.224 个单位； （2） 当行业技术水平可以适应较高环境规制门槛时， 环保型生产将提高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71.595个单位； （3） 目前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有效减低工业废气污染， 高强度工业废气排放管制仅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本文通过检验行业对现有环境规制的适应能力和生产模式中清洁能源占比佐证了中国制造业已开始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 但总体技术研发水平仍偏弱， 正处于向资源轻量型生产模式转变初期。以上实证结果为中国工业实现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提供微观事实检验。     

与贸易相关的环境措施及其创新效应比较分析

不同的贸易环境规制措施对于消费者、企业、政府以及受污染者带来的效应是不同的,论文比较了庇古税、许可证、直接管制和科斯方案下的分配效应.根据波特假说,适当严格的环境规制将激励创新,创新补偿的收益将最终超过环境规制的成本,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针对常见的环境规制的市场管理手段:排放税、分配的许可证和可拍卖的许可证,论文进一步分析了其产生的创新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研究——结构变化和清洁技术创新北大核心

减少碳排放对于实现人与自然共生的现代化意义重大。本文将环境规制区分为命令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其次理论分析了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结论是命令型环境规制会通过制造业结构清洁化促进碳减排;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技术创新促进碳减排。再次实证检验了理论结论,并发现东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但激励型环境规制会通过绿色创新促进碳减排;中、西部地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不明显,在中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高级化;在西部地区命令型环境规制促进碳减排的路径表现为制造业初级化。最后,本文就促进碳减排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 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 OFDI 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 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 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环境规制对城市新动能水平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参考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下文简称新动能指数)评价体系,建立并测算了263个城市2006~2019年的新动能指数,并比较了区域间的差异。之后使用FGLS估计方法与门槛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与新动能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显示,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可以显著增强城市新动能水平。使用门槛模型进一步研究两者之间的动态演变规律后发现,随着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在大型城市以及中小型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对新动能水平的影响逐渐减弱。而在超大型及特大型城市,该效应不显著。     

中国工业环境管制强度与提升路线——基于中国工业环境保护成本与效益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了中国工业环境管制成本、效益与强度的现状,以及管制强度提升的路径。环境管制执法强度指数显示,1997年以后中国环境管制执法强度不断提升,1997年中国环境管制执法强度指数仅为43,到2007年已经提高到68左右。从不同污染物的类型来看,一方面中国不同污染物的管制强度1997年以来均不断提升;另一方面不同污染物管制强度提高的程度有较大差异,到2007年烟尘粉尘及废水的环境管制执法强度已经很高,但二氧化硫环境管制执法强度尚不到50。本文的研究显示,中国实施更严格的环境标准,对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将十分有限;目前中国工业已经完全有能力承受较高的环境标准。本文计算了中国不同污染物环境效益乘数,计算结果表明1997年以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既有社会合理性,也有经济合理性;特别是2004年以来加大各种污染物前端治理都有较大的经济效益;但计算结果也表明目前中国首先应提高废水环境管制强度,从而在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的条件下取得更大的环境保护效益。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基于西部地区协同减排研究

西部地区作为中国的生态屏障， 是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本文运用西部9个地区2003～2017年面板数据， 基于时空滞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考虑协同减排的基础上， 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之间关系及其作用机制。 结果表明， 西部地区雾霾污染空间分布不均衡且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 金融发展能够有效调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地区雾霾污染负面影响， 短期内加剧污染， 长期抑制雾霾污染。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主要通过投资传导机制、 市场扩大机制和政策 引导机制产生关联， 且治霾重点在于处理好三大机制中关键因素。 为避免西部地区沦为污染天堂， 亟须明 确环境风险， 发挥金融发展潜在作用， 实现绿色发展的中国模式。     

金融发展、 城镇化与雾霾污染——基于西北5省区的空间计量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7年西北5省区的面板数据， 构建了金融发展、城镇化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表明： 西北5省PM₁₀在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 金融发展与雾霾污染呈负相关关系， 金融发展具有明显的减霾效应； 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表现为促增， 城镇化建设会加剧雾霾污染；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交互项对雾霾污染的综合作用表现为促增； 产业结构、环境规制以及能源消耗等因素也会加剧雾霾污染。最后， 本文从加大金融发展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协调城镇化建设及其环境效益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规制承诺不确定条件下的电网投资效应及其政策设计

本文研究规制政策不确定条件下电网投资效应问题。通过对投资回报率规制政策下规制机构与电网企业的完全信息博弈模型分析．得出了电网企业和规制机构分别限制投资和改变规制政策或承诺的最优均衡解．从而得出了规制承诺或政策不确定条件下存在投资不足效应的结论。为了促进电网投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规制机构应该用效用函数重新定义投资均衡，将供求均衡状况因素引入投资回报率规制政策中．制定和执行弹性而可信的规制政策。     

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 ——基于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分析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为样本,探究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1)企业金融化的“投机-挤出”效应大于“储蓄-维稳”效应,总体上增加了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非国有工业企业金融化对其风险承担水平影响更大;(2)作用机理分析发现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资产渠道和收益渠道作用于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即“工业企业金融化——主营业务投资减少/金融资产收益占比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3)进一步分析后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工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存在基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减弱,且国有工业企业的门槛值要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而财务杠杆率的门限效应使得工业企业金融化的边际影响依门槛值增强。     

FDI 技术溢出的区域差异及吸收门槛效应研究--基于bootstrap的内生门槛效应测算及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取各区域的经济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程度、以及劳动力文化教育水平、第二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程度等构成因子,作为度量东道国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门槛”效应的关联因素;并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外资研发强度作为门槛效应因子代理变量,进行两两子样本间的内生门限回归。结果证实：我国区域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文化教育程度构成我国FDI技术创新溢出的主要“门槛”效应关联因子,各区域不同的“门槛”阀值跨越决定了各区域FDI技术创新溢出吸收的成效;中国作为东道国对于FDI的技术创新溢出吸收仅在其发展水平低于两者互动阀值时有效,且这一消化吸收关联效应随着其自主创新水平提升过程中的相对FDI技术优势及市场竞争威胁形成而逐步递减。     

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RCEP国家的实证检验

全球经济正在逐渐步入以数字和绿色为发展特征的新时代。数字普惠金融在成为经济高速发展重要引擎的同时，是否能与绿色发展深度融合呢?本文基于2011—2020年15个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具体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主要通过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这3种途径对碳排放产生间接影响；(3)数字普惠金融的碳减排效应存在基于差异化能源结构的门槛效应；(4)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有利于人口高聚集国家和污染严重国家的碳减排。因此，各国应逐步推进清洁能源替代煤炭，并利用先进的技术与理念带动传统产业转型，政府也应加大节能减排方面的投资支出。此外，各国在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要充分认识到国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异性，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合理路径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强化环境管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评估

本文构建了一个纳入环境管制成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利用该模型评估了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提升环境管制强度,使工业废弃物排放完全达到现行法律标准,将会使经济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使制造业部门就业量下降约1.8%,并使出口量减少约1.7%。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虽然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对各地区均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对不同地区的影响程度甚至方向均存在较为显著差异。从短期来看,无论以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衡量,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对东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从长期来看,虽然以绝对量衡量,东部地区所受的影响较大,但以相对量衡量,中西部地区所受的影响则更大。本文认为,在当前实施强化环境管制政策的过程中,需要对政策可能造成的区域性及结构性影响有充分的认识;不同区域提升环境管制强度的重点和难点有所不同,中国强化环境管制应分区域逐步推进;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应选择重点行业进行推进,应率先强化环境管制清洁度低并且政策关联效应小的行业。提升环境管制强度在政策时机上应在经济高涨时期进行推进。     

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现在与未来

从企业作为被动的经济主体向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转变是企业环境行为研究的重要发展.在一定条件下,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更符合企业的发展目标.本文分析了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的可行性与可能性,比较了政策机制、公众偏好、利润动机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影响,以期为制定符合不同类型企业实际、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为实现和谐社会的宏观目标提供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