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终极控制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 2013 ～2015 年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以及不同终极控制权性质下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结果表明： 高管持股、 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均呈现 “倒U 形” 非线性关系， 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增大， 研发投入先增加后减少， 高管激励只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 过高或过低的激励力度均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 与非国有控制企业相比， 国有控制企业的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大、而高管薪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     

高管薪酬激励、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高管薪酬激励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以产权性质为依据，收集了 2007~2015 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是否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在国有企业中对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董事会资本、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R&D投入——基于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董事会资本、高管激励契约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论文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的双重视角,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考察了董事会资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以及高管薪酬激励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董事会资本宽度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董事会资本深度对企业的R&D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董事会资本和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公司并购行为、 会计信息质量与高管薪酬变动

本文以 2010～2015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为样本， 探究了公司并购及会计信息质量对高管薪酬变动的共同作用。 研究发现： 高管薪酬变动与公司是否发生并购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且在影响高管薪酬变动的因素中， 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并购之间存在相互替代关系， 即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这种正相关关系越强。 企业应加强对高管的制衡与内外部监督以维护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完善信息披露制度以有效抑制高管短视利己动机下的并购行为。     

基于CEO变动调节效应的高管团队特征对企业研发投资及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信息技术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数据为样本,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通过逐步引入高管团队特征变量、CEO变动变量、CEO变动变量与高管团队特征变量交互项对因变量研发投资及技术创新绩效影响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CEO变动对研发投资和技术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CEO变动可以部分调节高管团队特征对研发投资和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高管团队持股与年龄异质性与技术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两职合一与研发投资显著负相关;任期异质性和教育程度异质性与研发投资显著正相关。     

基于Heckman选择模型的高管激励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以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本文以我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避免样本选择偏差，同时将线性关系与非线性关系相结合，考察“十二五”期间我国医药上市公司高管激励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短期薪酬激励与技术创新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两者之间呈明显的倒U型关系；长期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而找到薪酬激励的极大值，提出避免过度薪酬激励、适当提高股权激励水平、建立合理的高管激励体系等对策建议。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

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逐渐开始成为理解高管薪酬增加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采用1999—2012年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式识别同群企业,并在考虑企业空间和行业异质性的基础上,对中国高管薪酬是否存在同群效应,以及这种同群效应与企业发展是掠夺式还是共享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高管存在较为显著的同群效应,其中外聘CEO的同群效应最显著,经济层面和所有制层面因素对结论的影响较小;纳入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后,发现同一区域内,同行业和其他行业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显著高于不同区域内同一行业的影响;高管薪酬的同群效应有助于企业价值的创造,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在盈利方面的风险,具有一种共享式的发展模式。因此,在调整部分高管薪酬过高的同时,需要重视同群效应可能具有的积极影响,避免因为简单控制高管薪酬数量而弱化同群效应对企业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影响。     

高管激励，终极控制权性质与财务风险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去杠杆” 的大背景， 本文以我国煤炭等财务风险较高的行业 2013 ～ 2017 年数据为样本， 探究高管激励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终极控制权性质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薪酬激励与资产负债率呈“正U型” 的非线性关系， 能在一定范围内部分降低财务风险； 而股权激励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杠杆系数均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 能够全面降低财务风险； 国有终极控制权会弱化薪酬激励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正U型” 关系， 非国有控制企业薪酬激励降低财务风险的效果略优于国有控制企业。     

高管薪酬激励、创业战略导向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创业战略导向作为企业内部的增长战略倾向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权益薪酬、薪酬差距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创业战略导向会负向调节高管货币薪酬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权益薪酬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而对薪酬差距与创业型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未得到验证。     

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研究

一般来说,高技术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较之传统行业应实施更积极的高级管理层激励.但通过2004-2006年我国192家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显著相关性,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非公有制控制的公司高管薪酬高于公有制控制的公司,而股权激励比例偏低,说明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建议提高高管薪酬水平,完善薪酬结构,积极加大股权激励力度,逐步降低国有持股的比例.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调查

每年林林总总的高管薪酬排行榜总能“谋杀”公众眼球,在惊呼、诘责、建言的同时,人们想知道决定高管薪酬水平的因素究竟是什么？薪酬的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以最近三年A股全行业上市公司年报中的高管薪酬数据作为样本分析,可以清晰发现,影响高管薪酬的最重要因素有三个：上市公司所属行业、控股性质以及企业经营业绩。     

企业的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企业治理结构中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会改变经理人决策自由和创新意愿,进而导致企业创新活动的效率差异。但相对于股权激励、资本结构等其他机制而言,领导权结构与技术创新的关系是隐性和间接的。文章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来研究企业领导权结构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基于上海证券交易所2009～2011年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对于中国上市公司而言,领导权结构的不同安排确实会对技术创新绩效产生显著影响：私营企业的CE0两职合一会比国有企业带来更好的创新绩效,并且这一关系主要是通过经营者时技术创新决策的支持而实现的。     

研发投资、企业风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企业研发投资会影响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资、企业风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研发投资与企业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增加研发投资导致企业风险加大,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会有所降低;进一步地,企业风险在研发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本文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企业针对研发活动设计合理薪酬契约提供了决策支持。     

高管团队异质性对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关系的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OLS 回归分析方法， 利用2017 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截面数据， 研究了资本结构与研发投入的关系以及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发现， 企业资本结构对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抑制作用； 高管团队的性别结构会加重上述抑制作用； 高管团队的年龄结构、 任期差异将会显著缓解这种抑制作用； 而高管团队受教育程度对两者关系无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本文提出了若干优化高管团队结构的建议。     

高管薪酬研究文献综述

本文以委托代理为理论基础,对影响高管薪酬的问题进行阐述。一直以来高管薪酬问题被认为是解决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文章对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综述与概括,并提出了高管薪酬现状存在的两个问题:高管薪酬与所持股份比例的确定;政治关系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高管团队研发经历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发明家高管能够促进企业创新,但发明家高管团队的创新促进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整理分析2008~2020年A股战略性新兴企业高管团队的研发经历数据,深入探究了高管团队研发经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中有发明家高管以及发明家高管的人数占比对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通过异质性分析得知,这种促进作用在小规模与非国有性质的企业中更为显著。从作用机制来看,发明家高管团队通过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提升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创新质量和创新效率。研究结论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角度为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政策启示。     

企业R&D投入影响因素——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A股主板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企业规模、债务水平、国有控股、股权集中度、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证实：大企业比小企业更有利于R&D投入;负债对R&D投入具有制约作用;股权集中有利于R&D投入。国有控股、管理层持股、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设置状况与R&D投入的关系受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在企业成长和成熟阶段,国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而在企业衰退阶段,国有控股有利于R&D投入;在企业成熟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不利于R&D投入,而在衰退阶段,管理层股权激励对R&D投入有促进作用;在企业成长阶段,“两职”合一可能有利于R&D投入,在成熟和衰退阶段,“两职”分离更有利于R&D投入。     

国企高管薪酬制度亟需顶层设计

没有形成系统、全面和可操作的关于国企高管薪酬的制度体系,是目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混乱的重要原因。应尽快由全国人大牵头,会同中央组织部门、发改委、人保部、国资委等政府机构,制定出统筹考虑企业规模、行业和地区、企业性质和员工薪酬水平等多因素的高管薪酚『制度     

终极控制权对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高管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理论视角,考虑终极控制权情景因素,实证分析了高管股权激励的结果效应。结论显示,终极控制权影响高管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影响企业绩效,具体控制权情景下高管薪酬激励方式间企业绩效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不论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低控制权强度下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绩效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而高控制权强度下二者的差异不显著。     

京津冀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

京津冀产业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会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对产业政策、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 税收优惠、创新补贴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U型” 关系，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U型” 关系； 专业化集聚对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