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潜能、新型城镇化与工业空间集聚——理论框架及来自我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空间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引入城镇化因素构建了关于产业集聚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以1999～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市场潜能和人口--经济--社会城镇化对工业集聚的影响及其区域空间分异，并进行了稳健性分析。研究发现：地区市场潜能的提升对工业集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东部影响最大，西部最小，中部次之；3个层面城镇化因素均有利于工业企业集聚，其中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明显大于人口城镇化，且东中部地区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地区大，而对于人口城镇化的积极作用而言，中西部差异较小，东部明显大于中西部。考虑异方差和自相关、外生冲击以及工业集聚路径依赖性的3次稳健性分析也基本支持市场潜能、城镇化与地区工业集聚度之间关系是稳定可信的。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我国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经济新常态下产业升级的新思路，新型城镇化进程产生的诸多绩效是产业升级的强大动力。本文系统阐述了新型城镇化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并基于数据可得性以带状选取东中西部各3个省份，每个省选取3个中大型地级市2004~2015年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将新型城镇化和产业升级之间关系图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合，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分析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结论表明：在时间上，2005~2011年，两者有负相关关系，2011~2015年，两者有正相关关系；在空间上，东部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有正向影响，中西部前者对后者无正向影响。根据实证结果和新型城镇化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存在差异的原因进而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综合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划分为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以及环境城镇化4个方面;然后利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率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控制变量建立动态面板模型;最后通过GMM估计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各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城镇化正向推动3个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城镇化正向推动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而环境城镇化正向推动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此外,科学文化财政支出对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效应;金融业发展积极推动东中部地区产业发展;前一期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各地区产业发展都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市场化程度对各地区产业发展的作用却截然不同。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样本,构建城镇化及其与就业、收入差距、投资、贸易等因素的交互项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据此实证分析了中国及各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从作用机理看,城镇化主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则抑制了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依次提高的梯度分布,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突出.     

产业结构升级、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来自中部地区的经验证据

本文选取2000～2014年中部地区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考察了中部地区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部地区城镇化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对城镇化存在阻碍作用;工业化对中部地区城镇化作用不显著,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发展;“人口城镇化”是中部地区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最后,基于已有研究结论提出深化城镇化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     

人口转变、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来自空间计量模型的验证

本文使用1995～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考察了人口转变、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人口出生率、劳动力占比、人口增长率、少儿抚养比、老人抚养比等人口变量对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不一致,说明了人口转变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冲击处于一定的转折期,但是技术进步可以弥补这个阻碍作用,起到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此外,东部省份除了广东和福建之外对人均经济增长的作用均为负值,并且2004年是人口转变、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的转折点.这意味着中国东部省份的产业转型和经济方式转变已经非常关键,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注意推进产业转型和发挥科技进步的作用.     

能源消费结构影响能源效率的面板分位回归研究

能源消费结构是能源效率的关键影响因素， 这种影响的大小和趋势可能会随能源效率水平的高低而有所不同， 但条件均值回归并不能反映这些信息。 本文通过数据包络分析对包含非期望产出的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 使用熵值法衡量能源消费结构均衡度， 并为了正确估计能源消费结构的作用， 加入技术进步、 制度因素和政府影响力三个控制变量， 使用固定效应面板分位回归模型和我国 2000～2016 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我国能源消费结构均衡度对能源效率在不同分位点均有正向作用， 在能源效率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区， 这种正向影响相对较大； 将我国划分为东、 中、 西三大区域， 研究表明， 东部地区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的正向影响随分位点增加而变动较大， 中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则表现的更加平稳， 而在西部地区， 能源消费结构对能源效率则表现出相对平稳的负向影响。 因此， 我国应该根据区域特点制定合适政策， 通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来提高能源效率。     

中国省际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及其传输渠道研究

本文通过考虑距离衰减作用在扩展的SOLOW增长模型中引入省份产出变量，测度了我国29个省的经济增长对其他省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溢出效应可能产生的3个渠道：产业关联、劳动力流动和技术扩散，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沿海地区各省对其他地区基本上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各省对其他地区都产生负向的溢出效应；产业关联和劳动力流动是溢出效应的主要传输渠道，技术扩散虽然也发挥作用，但是作用有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 ——以中国-东盟国家为例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持续稳定增长， 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使东道国实体经济行业结构优化， 增进进出口贸易， 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 本研究采用东盟10 国 2003～2017 年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 实证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投资效率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积极影响； 东盟国家当年投资效率对其经济增长没有明显作用， 但是前一年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却有显著正向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盟国家投资效率交互作用项对东盟国家经济增长呈负向影响， 但均不显著。     

新型城镇化对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时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17 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熵权法构建新型城镇化指数， 在考虑控制空间因素和内生性的基础上， 通过贝叶斯后验概率确定了动态空间杜宾模型， 分析了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的关系。结果表明： 新型城镇化与空气污染存在正向空间协同性； 空气污染表现出明显的“ 漏出效应”、“叠加效应” 和“警示效应”；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存在地区差异性， 并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最大； 从新型城镇化的微观层面来看， 人口与生产在新型城镇化发展中所占权重最大， 该因素加重了空气污染； 居民生活与社会发展对空气污染具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为减少空气污染， 应加强空气污染联合防治； 推进区域协调发展； 注重新型城镇化提质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极端气候变化以及刚性的管理体制加大了中国水危机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老龄化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子行业、 企业规模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利用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高技术产业不同子行业、不同规模企业所受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高技术产业整体，特别是与老龄人口密切相关的子行业以及大规模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正Ｕ型影响。可见，在老龄化前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受到的负向影响更为突出，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正向影响将可能会得到更多的体现。     

物流产业专业化对产业结构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技术进步的调节作用

在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物流产业的作用日益突出， 物流产业依托技术进步的调节效应， 提高其专业化水平， 并且更能发挥其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积极作用。 本文截取我国 2005～2015 年的空间面板数据， 借助Durbin 模型， 将技术进步作为调节因素， 考察物流产业专业化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我国区域物流产业专业化水平不均衡， 在其作用下全国以及东、 中、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具有显著的空间关联效应； 除了东部地区外， 物流产业专业化对本省和临近省份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呈现鲜明的杠杆效应， 尤其是对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促进作用较显著； 技术进步具备了明显的调节作用， 其对东、 中、西部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 中、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正向辐射效应明显大于其本地效应。     

FDI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 2001～2015 年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了FDI 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无论分地区还是分维度， FDI 都显著推动了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 但是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差异和维度差异。 基于我国城镇化现状， 本文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引资政策， 强化地区吸收能力， 兼顾各维度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 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与驱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中国城镇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 2005 ～ 2016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1）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处于提升态势， 但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保持稳定的区域分化的分布现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3） 本区域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商投资与新型城镇化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城市化进程、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基于STIRPAT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STIRPAT模型，利用中国2001～2013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化进程、环境管制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是大气污染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人口城市化 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比土地城市化更为直接；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的总体刺激效果不佳； 不同地区的大气污染受城市化、环境规制的影响存在差异性，东部地区表现的最为敏感，其 城市化和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均有显著的冲击作用，中部地区只有城市化与大气污染联系紧密，而西部地区无论城市化还是环境规制对大气污染的反应都极不敏感。     

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省域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全国数据，考察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变化关系，发现1990～2014年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呈倒U型变化，其拐点在2005年。根据1996～2013年省域面板数据特征，使用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分阶段检验，结果表明，1996～2004年城镇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在2005～2013年城镇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样利用1996～2013年省域面板数据，估算每个省份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地区一般为东部沿海省份。可见，城镇化是否产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是有阶段性和地区差异性的。就目前及未来而言，可以把城镇化作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手段。但其真正发挥这个作用，还依赖于有关政策的完善与创新。对经济发展阶段较滞后的地区而言，应积极促进城镇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效果的到来。     

房价、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结构——基于P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对房价、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向作用， 且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强； 房价对人力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 反过来，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房价有正向影响， 但该影响仅在东部地区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推动作用， 但是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 此外， 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增加有助于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优化， 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不显著。     

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重检验

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 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地区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向相关性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滚雪球”效应；（2）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金融集聚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3）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经过两个正向促进体制后， 转为较强的负向抑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