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化工企业绿色工厂建设探索

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工业化发展进程越来越快,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也是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推行清洁生产、节能减排和循环经济的有力举措。通过推动绿色工厂建设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从而构建绿色制造体系,推动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是当前石油化工企业绿色发展的核心内容。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国外大石油公司可持续发展特点探析

通过对壳牌和大陆这两家有上百年历史的国外石油公司可持续发展情况的剖析，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特点：（1）认为石油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包括公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包括公司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建立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3）从全球市场的角度出发，不断优化核心业务，降低成本；（4）开拓包括替代能源和清洁能源在内的新兴业务；（5）强调清洁生产和节能降耗，生产清洁产品，不断改善环境；（6）强调以人为本，鼓励公众参与；（7）关注社会事务，积极树立“绿色公司”和“有责任感公司”的形象。     

强化节能管理 助力企业增效

华电章丘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营造绿色环境、生产清洁能源，认真履行好经济、政治、社会“三大责任”为己任，牢固树立创造可持续价值理念，致力于推进能源清洁生产，大力推行节能减排、降本增效，始终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走出了一条低碳经济发展之路。     

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运用Tobit 面板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1）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技术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 （2）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均衡， 东部地区最高， 西部最低； （3） 用各种指标度量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 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     

环境效率、行业异质性与最优规制强度——中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非线性检验

面对保增长和减排放的双重约束,传统的以减排为导向的环境政策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困境。为此,本文针对污染物不同的处置性假设,以环境效率作为唯一确定环境绩效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测算了加入环境污染因素后我国工业各行业的环境效率,并基于异质性行业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行业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若考虑非期望产出(污染排放)的影响,中国工业环境效率有明显的下降;工业环境规制与环境效率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波特假说"的正确性;其中,环境规制对清洁生产型行业当期环境效率促进作用显著,而对污染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存在滞后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和环境效率之间符合倒"U"型关系,具有显著的三重非线性门槛特征,但是,不同行业环境绩效对于环境规制强度的弹性系数和极值有所差异。本文政策涵义明显:及时调整传统基于减排导向的环境政策,考虑将提高环境效率纳入环境政策的目标决策中。同时,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行业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基于VAR模型的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15年工业废气、工业废水和工业固体废弃物3个环境污染指标和人均GDP经济 发展指标数据，利用VAR模型，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研究我国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关系；（2）工业废气排放、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和工业废水排放均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原因；（3）环境污染对工业经济发展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其中工业废气污染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向的，滞后时间为6个月；工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是正向的，滞后时间为5个月。工业废水污染对工业经济的影响是负向的，滞后时间为5个月；（4）工业固体废弃物对工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工业废水，最后为工业废气。     

工业集聚与绿色能源效率提升——基于黄河流域的实证分析

黄河流域在工业集聚的过程中同时面临着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需求。本文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71个城市的数据样本，运用SDM模型实证检验工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工业集聚与本地绿色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与周边城市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不同类型城市工业集聚对本地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强度具有异质性，表现为资源型城市>非资源型城市、老工业基地城市>非老工业基地城市；工业集聚对绿色能源效率的影响存在环境规制的双重门槛效应。基于此，应识别工业集聚的不同阶段影响，注重产业错位发展，强化产业互补，深入发挥工业集聚的积极影响，因地制宜，以期提升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促进黄河流域绿色高质量发展。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清洁生产与碧水蓝天——从节能减排看日本企业的格局提升

采用清洁的能源和材料，从源头削减污染，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如今，清洁生产的概念已为大多数人接受。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强度——基于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的再检验

为研究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工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利用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工业集聚水平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集聚对废水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在达到门槛值前，工业集聚很大程度降低了废水排放强度，在跨过门槛值后，这种作用会减弱。工业集聚与废气排放强度呈显著倒“U”型关系，在工业集聚水平小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会加剧废气排放，大于门槛值后，工业集聚会降低废气排放强度。工业集聚会降低废物排放强度，但未出现显著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波特假说框架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动态演化的影响

文章基于波特假说从理论推导视角研究环境规制作用下的企业技术创新路径及动态演化过程。（1） 基于经济学的供给和需求理论， 阐释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价值的提升作用， 打破了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成本递增的传统规律； 结合环境规制对需求和供给的影响， 重塑技术创新的供给和需求曲线，运用均衡模型求解企业的最优供给量， 结合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位移变化， 研究环境规制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态演化路径； （2） 分析了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技术转化两阶段的技术创新动态价值链整合， 研究企业绿色工艺创新和绿色产品创新相结合的技术创新动态模式； （3） 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 探讨了政府环境规制、企业技术创新和公众环保监督的混合策略均衡动态演化博弈过程。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环境规制对区域工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环境成本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市场失灵是造成工业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恶化并存的根源。本文使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2003～2014年中国省级工业竞争力综合得分，计算了中国省级环境规制强度，以分别衡量区域工业实力及政府对其环境状况的有效监管程度。在此之上建立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影响的固定效应空间误差模型，并从东部、中部、西部3个区域分别进行空间计量检验。实证检验认为中国工业竞争力有显著的省际空间集聚现象。在空间角度上，总体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对工业竞争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影响，东部、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促进作用，而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工业竞争力有抑制作用。     

聚焦

国务院:大力推动清洁能源发展鼓励综合能源项目建设2月22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     

R&D投入强度与中国绿色创新效率——基于环境规制的门槛研究

本文基于环境规制视角，运用 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探讨 R&D 投入强度对中国绿色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性。结论显示：R&D 投入强度对我国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作用受限于环境规制水平，二者存在双重门槛，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加强，R&D 投入强度对绿色创新效率的促进效果逐渐弱化，同时环境规制在时空分布上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因此引导当地政府采取适度环境规制对R&D 投入强度驱动中国绿色创新效率有着重要作用。     

环境约束下的工业结构优化调整研究

本文在分析中国工业经济发展及环境污染物排放趋势的基础上,选取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工业废气排放强度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强度,采用灰色关联方法对工业各行业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综合评价。根据综合评价结果,将工业各行业划分为优先发展、重点扶持、引导发展、结构整合以及限制发展等不同类型,从而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对工业内部各行业结构进行优化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