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浙基于FDI提高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比较

本文利用江浙1995-2006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有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笔者认为FDI对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至少与两个方面相关，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及利用外资的模式；二是技术本身的原创程度、技术含量、研制难度及其对企业的重要性等。微观经济主体的控制权状况与内部化约束形态是影响区域技术创新绩效的关键。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若干建议。     

自主研发、 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

根据 2000～2016 年中国大陆 31个省的面板数据， 本文探讨了自主研发、 技术溢出对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示： （1） 自主研发与技术溢出是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国各省技术创新存在差距， 且从长期变化趋势看差距呈扩大趋势； （2） 地理因素对区域创新能力存在显著影响，R&D 吸收能力、FDI 技术溢出对创新的影响程度与人力资本高度相关， 且自主研发相比FDI 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更加显著； （３）FDI 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门槛效应， 即当人力资本处于充足或稀缺阶段时，FDI 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往往更明显；R&D 吸收能力影响技术创新存在单门槛效应， 即人力资本越多，R&D 吸收能力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越显著。 因此应提高制定人才激励政策并减少地区差异， 从而使我国经济更加平稳健康的向前展。     

空间效应视角下数字经济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合理把握数字经济与FDI的深度融合,对于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0~2020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通过广义空间三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和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FDI区位的影响及相应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地区FDI吸引力,FDI的引入又能促进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经济与FDI引入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中、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对地区提升FDI吸引力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方法,深化了对FDI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FDI对中国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门槛特征分析

基于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和门槛特征的框架， 本文研究了中国 2001～2016 年地区层面 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实证研究表明，FDI 的流入促进了全国、 东部、 中部地区技术创新产出， 但西部地区呈现出负向的FDI 技术创新溢出效应； 东部和全国地区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呈现出“U” 型特征， 而中部、 西部地区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表现为倒“U” 型特征。 基于研发投入调节效应模型的研究表明， 我国各地区FDI 的技术创新溢出效应随着研发经费投入规模扩大和研发人员投入增加而提高。 此外， 基于吸收能力的研究证实， 经济发展水平、 经济开放度、 基础设施建设均有助于提高各地区技术创新产出。 为此， 各地区不应单纯加大FDI 的引入， 而应更加注重强化研发投入。     

区域创新环境梯级差异实证分析

实践证明创新环境对区域创新能力有着明显的正面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个地区之间创新环境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本文首先根据区域创新环境的内涵构建了一套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各地区域创新环境的综合得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域创新环境的梯级差异明显:东部地区的创新环境明显优于中部和西部;西部地区的创新环境最差;东部与中部之间的差距大于中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     

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国际技术溢出渠道对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

文章借鉴经典C-D 生产函数模型， 构建包括 R＆D 人员全时当量、R＆D 经费内部支出和 FDI、 ODI、 进口贸易、 出口贸易4 种国际技术溢出渠道等变量的双对数回归模型， 利用 2007～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将以上变量对技术创新的影响进行了对比研究。 研究发现，R＆D 经费内部支出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R＆D 人员全时当量和 FDI 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创新的影响以促进作用为主；ODI 的逆向技术溢出只在中部地区对技术创新起到了较弱的促进作用； 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的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多以抑制作用为主。 基于上述结论， 本文提出了包括科学规划经费支出、资方向、 积极实施 “走出去” 战略进行ODI 及主动开发并完善内市场的政策建议。     

自主研发、技术获取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2001～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相关数据,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自主研发、技术获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经济基础、技术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积累的不同,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研发、技术获取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存在着地区效应,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研发吸收技术获取的能力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性.同时,大中型工业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改造对全国创新能力有显著影响,但国外技术引进和购买国内技术对全国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不明显.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最后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进入速度、规模存量与区域创新效率 ——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中国 2000～2017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 （FDI） 的进入速度、 规模存量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FDI 规模存量负向影响区域创新效率，FDI 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FDI 规模存量双重门槛效应， 当FDI规模存量低于门槛值 时，FDI 进入速度加快显著促进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当FDI 规模存量超越临界水平时，FDI 进入速度加 快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由正转为负。 在FDI 规模存量约束下，FDI 进入速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还表 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 东部地区FDI 规模存量高， 呈现 “U” 型非线性影响， 中部地区随着FDI 规模存 量的增加， 呈倒 “U” 型特征， 而西部地区FDI 规模存量较低， 外资进入速度的加快会长期显著提升区域创新效率。     

京津沪渝FDI区位选择与聚集效应辐射效应分析——兼论对重庆的启示

本文利用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1997-2004年京津沪渝四直辖市FDI与FDI聚集效应、区域辐射效应之间的关系.在相对微观的层次上,回归分析表明FDI与FDI聚集效应、区域辐射效应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向关系,但这种关系在四直辖市之间明显不同.根据分析结论,提出了一些提高重庆引资能力的建议.     

FDI对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关联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汽车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FDI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关联溢出效应，受行业特征、技术差距以及FDI股权形式（合资和独资）的影响，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通过对我国1998～2014年汽车产业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在汽车整车行业，合资企业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显著为正，但受技术差距影响，正向的溢出效应具有滞后性。而独资企业的后向关联溢出效应不明显。在汽车零部件行业，合资和独资企业在初期对本土汽车零部件产业都有正向的关联溢出效应，后期合资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逐渐扩大，而独资企业的关联溢出效应减弱至不显著。     

FDI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基于山西的面板数据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借助外商直接投资(FDI)实现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已成为一种理性选择。基于1993~2009年的有关数据,本文构建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山西产业结构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表明FDI在整体上对山西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的是一种积极影响,并且对三次产业的这种作用和影响是相同的,但囿于FDI规模和结构的制约,这种正向效应却不是很明显。因此,扩大引资规模、优化外资结构,就成为山西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利用FDI促进本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必须首先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区域政策、区域对外开放与区域外向经济发展差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非均衡的区域对外开放战略及递进式的区域开放模式,使得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且,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对外贸易的高度相关关系,最终也使得我国的区域对外贸易也出现了非均衡的现象。当然,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东中西部的影响也并不相同,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及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实施,中部地区正在成为我国吸引外资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西部地区却并没有出现我们所预想的那样,即外资的大量进入以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互联网+金融”、FDI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全国2010～2015年季度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FDI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通过建立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定量方法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发展、FDI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起初,互联网金融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存在互斥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互联网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互联网金融发展具有支持作用;FDI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一直具有正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互联网金融发展对FDI也具有促进作用。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结果提出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FDI投资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空间溢出及门槛特征

本文以我国30个省市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门槛面板模型，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强度为门槛变量，实证检验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的非线性空间关系。结果表明FDI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空间积聚特征，同时FDI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显著，且在各地区间存在明显差异。此外，FDI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具有门槛特征。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FDI强度跨过门槛值时，FDI对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会呈现出下降趋势。     

FDI、行业技术差距与企业自主创新——基于中国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全部工业企业中37个行业的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我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产生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随着外资进入程度的加强,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激烈,越有利于民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因行业技术差距而异;此外,政府的援助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增强。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与FDI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投资地区和投资类型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FDI的流入规模。在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倒U型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FDI的流入规模；而对技术密集型FDI的流入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中国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人才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战略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FDI spillovers in an emerging market: the role of foreign firms' country origin diversity and domestic firms' absorptive capacity

Prior literature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spillovers has mainly focused on how the presence of FDI affects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this study, we advance the literature by examining the effect of the diversity of FDI country origins on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We propose that the diversity of FDI country origins can facilitate FDI spillovers by increasing the variety of technologie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brought by foreign firms, to which domestic firms are exposed and that they can potentially utilize. Further, the extent to which domestic firms can utilize these technologies and practices depends upon their absorptive capacity. Using panel data on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during the period 1998–2003, our results support these propositions. We find that the diversity of FDI country origins in an industry has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the industry. This positive relationship is stronger when domestic firms are larger, and when the technology gap between FDI and the domestic firms is intermediate. Copyright © 2010 John Wiley & Son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