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研究的最新

FDI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很早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学者们主要依据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沿着两方面进行：一是基于古典增长提出的“两缺口”模型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二是在内生及新制度增长理论框架内基于FDI“综合要素”的作用，研究FDI外溢效果所形成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国内学者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在沿着上述两方面的基础上，从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是什么样的影响及影响程度到底如何、决定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是什么、对比FDI与国内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有什么不同之处、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与其它国家相比有什么差异、FDI对中国各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情况如何等方面进行。     

FDI与经济增长:基于金融市场作用机制的研究——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投资环境作为FDI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是近几年FDI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热点。在FDI的全球跨国经营活动中,其对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受到东道国金融环境的影响。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市场因素对于FDI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中美两国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由于资本积累效应,FDI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对比美国而言,中国的金融市场未能有效发挥FDI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美国相对完善的金融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FDI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区域投资实际汇率、FDI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跨境投资视角测度中国2000~2017年29省时变权重的区域投资实际有效汇率(RIREER),并将汇率、FDI与经济增长纳入同一分析框架构建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从汇率水平和波动两维度深入考察经由FDI渠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RIREER升值有助于吸引FDI,进而对东道国(地区)经济扩张产生积极作用,该积极作用在沿海地区效果更为显著,拉大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RIREER升值对FDI的边际吸引力递减。RIREER波动导致FDI流出,对东道国(地区)经济产生负向冲击,该负向经济冲击对沿海地区影响更为明显,缩小了沿海与内陆经济增长差距,但汇率风险增大引发FDI流出的边际作用递减。     

香港直接投资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

<正> 一般的定性分析认为来自香港的FDI对广东的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本文试图从理论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角度论证来自香港的FDI对广东经济增长的影响。 一.FDI创造消费需求和推动国内资本形成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 FDI带来了东道国本来自己不能生产的产品,扩大了东道国的商品范围,扩展了东道国消费者的选择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     

制度质量与FDI的产业增长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东道国制度环境入手,创新地将FDI吸收能力理论、溢出理论与制度环境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内,探讨制度质量对东道国吸收能力、FDI溢出效应的具体影响机制与效应。采用中国各省区1990~2010年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GMM估计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市场化程度的情况下,FDI的增长效应不再为正,甚至转变为显著的负效应。这表明,FDI在东道国的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制度门槛"效应特征。FDI对东道国的产业增长效应是通过当地制度环境改善来实现的,随着地区市场化程度的提高,FDI在该地区的产业增长效应显著增强。本文的研究表明,改善制度质量的国内改革是提升对外开放质量的先决条件。     

FDI对中国“包容性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24个省份1991-2010年的面板数据

文章首先对“包容性增长”的内涵进行了简要界定,基于凯恩斯经济增长等相关理论分别构建了FDI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模型,并基于1991-2010年全国24个省的横截面数据,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分析检验,最后得出三个结论:一是FDI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且具有长期效应,同时,FDI可通过影响其他经济变量进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二是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有“先增后减”的显著影响,并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长远性和连续性影响;三是FDI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正反相悖的显著影响,即在抑制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亦有拉大收入差距的可能,但最终合力的大小无法判断.     

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分析

文章基于面板数据,对内生增长模型进行改进,建立二阶段经济增长模型来分析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发现:FDI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程度大小由东往西存在着梯度递减的现象。具体到FDI的作用途径,FDI主要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在人力资本上的作用效果则较弱甚至可以忽略。此外FDI对促进地区经济转型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FDI对甘肃省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基于1990至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加快吸收FDI是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选取甘肃省1990至2009年的数据,研究FDI对其经济增长的短期和长期效应。结果表明：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比重较小,其短期内效应非常微弱。从长期效应来看,FDI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积极作用,是短期效应的3倍多,但这种促进作用与人们的期望值相差较大。     

FDI经济学:东道国的视角

本文在回顾FDI经济学模型的基础上 ,从东道国的视角对研究FDI的已有文献进行了归纳和梳理。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体现在市场结构、金融、溢出效应及福利等方面 ,而东道国的成本状况、经济技术水平、金融市场完善与否及汇率体系也影响着FDI的总量、分布及溢出效应的大小。文章还同时从增长和转型的视角阐述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金融市场、FDI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本文主要研究金融市场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本文运用我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不平衡,金融市场影响FDI促进经济增长以及其作用渠道在我国东、中、西部各有不同。在完善的金融市场支撑下,FDI外溢效应得以释放,FDI通过提高TFP推动经济增长;在金融市场发展落后的地区,物质资本的积累依然是经济增长受益于FDI的主要渠道。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数据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利用协整检验技术,验证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最后给出研究结论和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外溢效应与内生经济增长

本文构建了考虑外商直接投资 (FDI)外溢效应的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 ,结果表明东道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取决于FDI与国内资本的比例 ;而且我国 1982 - 2 0 0 1年2 9个省份的经验数据很好地支持了这一论断。同时本文经验研究发现 ,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鲜明的人力资本特征 ,各地区必须跨越一定的人力资本门槛才能从FDI中获益 ;另外 ,我国各地区增长实践呈现条件收敛态势。     

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简要介绍了外国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数据关系进行了分析，进而利用协整检验技术。验谐外国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最後给出研究结论和启示。     

FDI、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分析框架及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检验

厂商间的联系效应是FDI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联系效应就越明显,经济增长就越快.通过经验检验,本文没有发现中国金融发展与FDI的结合显著地促进了联系效应的发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金融发展的低水平.因此,推进中国金融制度变迁,实现金融市场化与自由化,提升金融发展水平,是强化联系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选择.     

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金融发展论及一个理论模型

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FDI)正的溢出效应能有效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对于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理论界长期以来并没有形成共识。随着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内在关系认识的深化,“金融发展论”成为FDI研究领域中最充满活力的分支之一和最具有前沿性的研究领域之一。基于对“金融发展论”在理论上研究不足的认识,本文在梳理文献的基础上,应用内生增长理论,构造了包含FDI和金融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     

FDI结构性转变是否促进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结构日趋服务化,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外商直接投资逐步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本文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系统GMM两步法,考察了FDI结构性转变对经济增长影响,并利用2004--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FDI流向服务业有利于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长;（2）我国FDI的结构性转变对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显著,对服务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尚未体现;（3）FDI结构变迁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FDI结构性转变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提高我国服务业发展绩效,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1990-2004年地区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一个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内生框架,分析了FDI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差异.利用1990-2004年省际数据,发现FDI在中国各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别.FDI作为一种资本形式,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对中部地区边际作用较大但不明显,对西部地区作用甚微;FDI在东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技术外溢和资本挤入效应,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而不是技术外溢效应,在西部地区,资本挤入和技术外溢效应均不明显.东、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助于吸引FDI进入,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显著提高FDI的吸收规模.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西部地区吸引FDI的进入和地区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FDI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检验

本文结合经济增长理论，利用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数据，构造了区域经济生产函数，发现FDI从东至西经济增长作用依次递减。同时，本文考虑到FDI的外溢效应，对FDI的长期经济促进作用进行了分析。     

金融发展与FDI对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影响

对于新兴市场的政策制定者来说,虽然FDI促进经济增长是一个基本信念,并且在实际政策操作中也呈现出这一倾向,但也有部分研究表明FDI对GDP的影响并不如传统理论预期的那样有效。不完全金融市场状态的重要性可能是分歧的重要原因。文章在考虑了东道国不完全金融市场条件的基础上,通过对42个新兴市场国家1985~2015年面板数据的回归表明,一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将显著地影响FDI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发挥,并且相对于增加资本存量,这一影响机制更多意义上是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渠道来实现的。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作用;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显著影响。因而,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催化剂”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