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垂直联系与技术溢出效应——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近来理论研究显示,FDI溢出机制更有可能是在行业间而非行业内层面运行.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本文考察了内外资企业间的垂直联系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产出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和行业间技术溢出,且通过FDI垂直联系发生的行业间溢出是较行业内溢出更为重要的国际技术转移途径.同时,研究还表明,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不利于溢出效应的发生.     

FDI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

国内现有研究FDI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文献相对较少,特别是没有结合跨国公司FDI按照全球价值链进行布局的背景进行分析。本文选取2001～2006年两位码国民经济行业中8个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购买者驱动类型和生产者驱动类型的全球价值链下跨国公司在华FDI行业间技术溢出的效应和途径。结果发现,我国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中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的效应都比较明显,后向溢出的效应大于前向溢出的效应;我国电子通讯、计算机等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并没有从外资企业获得明显的行业间溢出,上游的FDI反而对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机制的重新检验

外资技术溢出已成为经济研究的一个热点,国内外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行业内技术溢出机制,忽略了行业间垂直联系的溢出效应,同时没有将非线性技术溢出机制纳入检验模型。对此,本文对中国制造业24个行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做出新的检验。为克服产出方程中的内生性和行业间异方差,文章采用差分方程和针对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估计法。实证结果表明1、水平联系的溢出效应呈U型“门槛效应”;2、后向联系的溢出效应明显;3、国内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生产力提高和外资技术溢出没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数据的检验

本文主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考虑了其在行业内和行业间存在的情况。本文选取1999—2005年的行业层面面板数据,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技术溢出的效果。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水平溢出效应、后向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前向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行业间的溢出要明显大于行业内的溢出。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溢出效应可能具有非线性,且呈倒U型。即在到达临界点之前,外资进入会带来更多技术溢出;但如果超越这一临界点,更多的FDI流入反而会损害溢出的效果。     

外资控制权、企业异质性与FDI的技术外溢——基于Olley-Pakes半参法的实证研究

前期有关FDI技术外溢的研究多以宏观数据为基础,无法考察外资控制权和企业异质性等微观特征的影响。本文采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深入分析了FDI在企业内、行业内以及行业间的溢出效应。为了规避微观企业中的同时选择和进入退出等问题,实证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半参数估计中的Olley—Pakes三步法。结果发现：FDI显著提高了本土企业的生产率,但在行业内的水平溢出效应却不明显;FDI在行业间存在着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而前向溢出效应并不明显;外资的进入确实降低了企业的退出概率。外商独资企业对于行业内其他企业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而企业的国有产权和省级以上隶属关系则抑制了企业对FDI溢出效应的吸收能力。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行业间溢出效应 --基于我国工业部门相关数据的初步分析

本文研究发现，不论是同时考虑外资企业行业内与行业间溢出效应，还是只考虑其行业间溢出效应，外资企业在行业间产生的溢出效应均不显著。我们认为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之间较低的关联度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局部均衡条件下我国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

文章构建了局部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理论框架,并根据技术复杂度指数对我国制造行业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采用1993~2011年行业面板数据,对不同技术复杂度行业的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重点考察美国和日本两国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外包企业拥有技术优势,美国及日本外包企业的优势大于平均水平,其中美国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最为明显。此外,美、日外包企业低技术复杂度行业的技术优势大于高技术复杂度行业。(2)外包企业对非外包企业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日本外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美国外包企业。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外包企业溢出效应为正,促进了非外包企业产出增长。在低技术复杂度行业,日本外包企业呈现出正效应;美国外包企业溢出效应则为负,对非外包企业的生产起到挤出作用。(3)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其溢出效应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并且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局部均衡条件下我国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复杂度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构建了局部均衡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理论框架,并根据技术复杂度指数对我国制造行业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采用1993~2011年行业面板数据,对不同技术复杂度行业的外包企业技术优势及溢出效应进行检验,重点考察美国和日本两国外包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外包企业拥有技术优势,美国及日本外包企业的优势大于平均水平,其中美国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最为明显。此外,美、日外包企业低技术复杂度行业的技术优势大于高技术复杂度行业。（2）外包企业对非外包企业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日本外包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美国外包企业。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外包企业溢出效应为正,促进了非外包企业产出增长。在低技术复杂度行业,日本外包企业呈现出正效应;美国外包企业溢出效应则为负,对非外包企业的生产起到挤出作用。（3）外包企业的技术优势与其溢出效应显示出一定程度的负相关,并且在高技术复杂度行业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间产品贸易、不对称溢出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升级——基于2002-2007年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国际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本文研究了FDI技术溢出对于制造业内资企业技术升级所带来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是行业内的水平溢出,还是行业间的垂直溢出,FDI都对本土企业的研发能力起到了正向的影响.中间产品贸易对于FDI外溢效应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垂直方向,其中前向溢出效应有所减弱,而后向溢出效应得以增强.对于中国的不同部门而言,由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从而对技术溢出的渠道和效应产生影响.     

FDI技术溢出、协同创新及其互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0—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与地级市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FDI技术溢出和协同创新及两者互动对制造业技术升级的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企业所有制和产业类型下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FDI技术溢出和企业间协同创新能显著促进制造业技术升级且形成积极交互效应，而产学研协同创新对技术升级的作用不显著，尚未与FDI技术溢出形成合力；在国有企业和技术密集型行业，FDI技术溢出与企业间协同创新的交互效应更为显著。     

FDI如何影响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发现

文章从理论上分析了外资进入影响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机制，并在构造外资溢出三类指标的基础上，运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和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1）外资企业通过行业内水平溢出和行业间前向关联溢出显著促进了本地企业的出口参与决策，并提高了本地企业的出口规模；（2）外资行业间后向关联溢出对本地企业出口参与决策的影响不明显，但扩大了已出口企业的出口规模，控制内生性后结论仍成立；（3）外资进入对本地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外资来源地和本地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的差异性。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技术进步效应的结构分析

以行业数据为基础的分析结果表明,外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外资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小又与外资进入的行业有关。分不同外资来源的分析结果表明,港澳台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小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OECD投资对上海的直接技术进步效应大于对上海本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从上海经验出发,我们认为,我国必须根据外资对我国本地企业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大小,甄别和遴选外资来源、流入形式和进入行业,在若干难以明显获得外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的领域,采用内资替代外资的投资政策,以增加我国资本要素的投资收益,减少GDP与GNP之间的差距,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福利漏出。     

FDI行业间溢出与省区产业增长

基于2003-2008年中国省区工业细分产业数据,本文考察了FDI对内资产业增长率的影响。在控制了省区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及产业间动态外部性的影响后,我们发现FDI对内资产业增长率具有显著的行业间溢出效应。但是所有制和地区的差别导致对溢出吸收效果的不同,非国有企业可以全面地吸收外资的行业间溢出;而国有企业不能利用FDI后向溢出促进自身发展。在直辖市和西藏以外的地区,FDI对国有企业的前向溢出甚至都不再显著。     

市场结构与FDI技术溢出——基于中国制造业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考察了市场结构因素对中国制造业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模型中纳入了垂直溢出机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了动态面板数据的交互项分析,同时进行了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在规模更大、市场势力更强的行业,有利于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实现;而垂直型技术溢出则主要发生在中小型企业更多、市场势力较弱、竞争程度更高的行业。     

外资如何提高内资企业生产效率——“己厂效应”还是企业间溢出?

外资进入是否有助于我国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关外国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众多研究尚无一致结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差异样本数据的使用以及对企业内部技术溢出效应的忽视。本文使用我国1998~2007年的微观企业数据,从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包括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角度检验了外资溢出效应,并进一步讨论了市场化进程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动态影响。我们在近177万份观测样本中发现,外资参股能够显著提高参股企业的生产效率水平,"己厂效应"为正;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的前向关联效应显著为正,但是后向关联并不显著;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溢出作用是不确定的。进一步考察制度因素发现,在当前的市场化进程下,外国投资的正向溢出作用正在逐渐弱化。     

技术差距如何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效应已是研究的热点,目前对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研究正逐步深入,其中内外资企业间的技术差距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测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FDI与本土企业的技术差距,进而采用面板数据以及交互项检验的方法,针对技术差距对FDI水平和垂直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资相对国内企业越先进,行业内的国内企业获得水平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但该获得的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则越低。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最优的引进外资企业的数量和技术水平取决于行业特征和发展取向。     

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的技术溢出渠道研究——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逐步形成这一独特背景,运用中国制造业2001-2007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FDI通过前、后向联系和水平联系等渠道对中国制造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了以下重要结论:(1)只有高强度的国内R&D投入才能促进制造业内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提升;(2)在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FDI通过前、后向和水平联系三个渠道对中国整体制造业内资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水平;(3)全球生产网络条件下的FDI通过前向溢出渠道提高了高技术行业和低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通过后向溢出渠道提高了低出口外向度行业和高资本劳动比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而通过水平溢出渠道提高了各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银行竞争与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

推动外商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溢出作用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银行竞争行为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竞争显著促进了FDI技术水平溢出、后向和前向溢出。该结论在不同企业异质性和银行业结构特征中表现出差异。从影响渠道看，银行竞争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创新效应、企业进入效应和产业集聚效应对FDI技术溢出产生影响。此外，有证据显示银行竞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行业间FDI引致的负向竞争效应和锁定效应。本文的研究对促进外资服务于经济发展目标，理解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引资政策的内在关系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渠道研究

本文将讨论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否能通过各种溢出渠道提高国内企业生产技术效率。为进一步衡量FDI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溢出渠道效应,本文首先运用随机前沿(stochasticfrontier)生产函数,分析1999～2002年中国37个工业行业中内资企业的总体技术效率,并测度出各行业的有效技术效率值;其次运用面板数据(paneldata)回归方法,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效率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