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基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实证考察北大核心

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发展引导型援助: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探讨

本文将中国对非洲援助模式界定为"发展引导型援助模式",认为它是一种通过"援助+合作"的平等方式帮助和引导受援国实现自主发展,并最终实现受援国与援助国共同发展的援助模式。在援助理念上,坚持"平等互助、共同发展";在援助方式上,强调"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在援助目的上,致力于"以援助促发展,以发展促合作、以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总之,中国对非援助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特色。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对外援助转型北大核心CSSCISSCI

"一带一路"倡议具有增长、政治、社会与道德四大目标,呈现出战略规划性、互利共赢性、责任义务性、相知相交性、开放包容性五大特点。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日渐发生显著的变化,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由此,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与战略规划需要服务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四大目标,满足其五大特点,从而更切实地力助向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迈进。对此,中国决策者需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并且借鉴美日等国家有益的政策及其实践、完善中国对外援助政策框架、制定中国对外援助战略规划(2016—2020年)、确定中长期的沿线国家国别援助行动计划、开展援助政策及其项目评估、推进公私伙伴关系、提出"共同发展伙伴关系"倡议、深化三方发展合作,以全球视野、世界眼光提高援助项目的有效性与质量,从而创新对外援助模式,更好地提升对外援助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战略地位并使其成为重要支柱,努力为2015年后发展议程及其全球发展做出贡献。     

意识形态先行还是民生改善优先?——冷战后西方“民主援非”与中国“民生援非”政策之比较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和中国对非洲的战略都有重大调整。西方把推行西式的民主与价值观作为其对非洲战略的首要目标,把经济援助作为其在非洲推进西式民主的工具。中国则把扩大对非洲经贸合作、实现经济上的互利双赢作为对非战略调整的重点,通过改革援非的方式,形成了援助与经贸相结合的援非新政策。总体上看,以西方意识形态优先的援助方式脱离了非洲当下的民生急需,成效不甚理想。中国经济优先的援非政策却因较为理性务实,给中非双方都带来了实利,从而获得了持续推进的动力。目前,西方对非援助又进入了一个新调整期,意识形态优先的做法有所变化;中国对非洲的援助也需要适时调整,努力完善对非援助战略。     

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北大核心CSSCISSCI

自从发达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体系建立以来,援助是否对经济发展有效就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作者检测了1960—2013年间官方发展援助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援助有效性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反映了现有国际援助体系的三个主要缺陷:资源不足、机制扭曲和碎片化。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一个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包括三个部分。第一,在定义上用更包容的发展合作融资概念代替官方发展援助概念,强调多源性、互惠性、自主性。第二,在理念上明确发展途径的多样性和发展目标的差异化。第三,在实施上利用援助、贸易、投资这三驾马车,帮助欠发达国家实现开放式的工业化,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个构想不仅可以整合传统的官方发展援助和南南合作模式,同时突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在发展合作中各自的比较优势,也有助于厘清南南合作中的模糊概念,为中国对外援助体系的改革提供清晰的理论框架。     

中国国际援助能否促进受援国包容性发展?——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证据

包容性发展是寻求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增长方式。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走深走实,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援助项目迅速发展,对于引领全球经济包容性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国际援助影响受援国经济发展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AidData中国对外援助项目数据系统考察了中国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援助可以有效促进沿线国家包容性发展,且主要通过提高沿线国家公共支出水平与居民消费效用产生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对沿线国家的包容性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官方发展援助、一揽子援助、经济基础设施援助以及非转移支付类援助,且集中于“一路”国家、较低制度环境水平国家以及中低收入、低收入国家。拓展性检验发现,中国援助的作用兼具短期与长期效应,且其短期效应高于长期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客观全面评价中国国际援助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推动“一带一路”倡议高质量发展,促进双边互利共赢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汲取历史学研究的相关知识是国际关系学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础。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受益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资料分析和经验总结;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历史比较、历史诠释等史学方法丰富了国际关系研究手段。作者认为,"向历史学习"是新时期国际关系学者加强跨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在推进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国际关系学者应重视坚持历史与理论之间的有机融合,主要在厘清历史研究的不变因素和可变因素、发挥历史经验的理论建构功能、提升历史研究的思想高度这三个方面做出努力,并注意避免庸俗历史类比、历史经验的"以偏概全"和"简单位移"等现象的发生。推进国际关系研究的"历史学转向"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其途径也并不是唯一的,能否坚持辩证思维将直接影响到推动"历史学转向"的效果,这就要求国际关系学者能够厘清并处理好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建构性之间的关系。     

新时期对外发展援助:加拿大的实践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外援助既是中国参与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也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外交工具。伴随着中国正在成为新兴的对外援助大国,探讨中国对外援助的理念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以加拿大为例(1),总结了西方对外援助的特点,包括设立严格的资格审核条件;为提升援助有效性,注重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重点援助核心领域和弱势群体;关注人道主义和健康领域的援助;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对发展中国家研究人员的资助等。尽管近年来西方对外援助的有效性时常受到质疑,加拿大的经验对于中国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提升发展有效性,加大对人的生活和发展需求的援助,注重国际发展学科建设,建立相关研究机构和智库以及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和知识储备。     

关于中国对非洲援助能源导向的观点分析

受大国竞争非洲能源的影响,中国对非援助受到能源导向的质疑。对此,本文从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发展、特点和中非贸易的比较优势方面进行了分析。中国对非援助从根本上讲是以援助促发展,以发展促合作,最终实现中非共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解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我国改革实践的一个重要理论总结，在今后的改革中要运用这一理论，实现利益分享。该文着重就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说明：一是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二是为什么说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构建共同富裕实现机制是我国改革与发展现实生活中提出的迫切需要？三是为什么说实行利益分享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通过对这三个问题的阐述，希望读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有全面深刻的认识。     

中国对非援助的历史演进及其特点

这是一篇探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非援助的进程演变的文章。重点梳理了中国近五十多年的援非历程,并分三个方面总结了中国的援非经验,即:非政治化、发展一致与民生援助,分析了中国的援助对非洲国家产生的积极影响,探究了中国方面在对非援助和对非交往实践中的一些不被重视的趋势,并做了分析。     

劳动致富困境与共享发展下的劳动福利实践取向

劳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劳动方式是改变生活质量的根本支撑。随着劳动社会化分工，并由产权属性决定劳动的价值分量与分享份额，在效率导向下技术由帮助人提高效率逐渐转向对劳动的替代，衍生出市场结构问题，进而制约劳动致富乃至造成贫困。先发国家试图以福利国家形态化解其经济社会矛盾，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环境变迁，其福利国家的支撑理论和实践基础受到挑战，由此必须推进新经济结构下的福利政策转型。中国在后发追赶中形成了累积性的结构性贫困问题，急需使福利经济的实践适应经济社会的转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探索共享发展方式，化解结构困境，增进劳动福利增长，推进共同富裕。     

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范围与地域不断扩大。中国对外援助在促进共同发展、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对外援助日渐成为中国经济资源与权力转化为影响力与软权力的政策手段和治国方略,受到国内社会大众、国内外学者与政策实践者的关注。中国对外援助意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与国家战略目标、战略能力等密切相关。然而中国学者并未足够重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战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而作者试图以战略概念和视角思考中国对外援助战略目标的内涵,涉及发展领域的战略关切、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之间的平衡等因素。中国政策实践者需要将对外援助与战略目标密切结合起来,凸显对外援助的战略意义,提升对外援助集中、决策、协调、规划、动员等战略能力,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与地区战略布局的轻重缓急,围绕和平发展的大战略目标促进共同发展并且增强中国对外援助的战略有效性与国际责任角色。     

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基于时空估计策略的研究

随着援助规模不断扩大,合理评估“南南合作”框架下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对回应外界质疑和优化资源配置至关重要。本文采用时空估计策略回归分析中国援助项目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多维贫困的影响,发现中国援助总体有效降低了附近居民贫困程度。机制分析表明,中国援助不仅能够通过调整居民就业结构,带动当地工业发展和提升经济表现增加居民收入,还能通过提高公共资源可获得性改善居民福利水平。进一步地,当地受援强度、项目类型、受援国政府治理和自生能力差异均使援助减贫效应产生异质性。本研究推进了对中国援助有效性的认识,为进一步优化中非国际发展合作机制以提高援助减贫的可持续性提供了政策启示。     

领导人人格特点与中国外交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探寻中国外交研究的新视角,作者将政治心理学中的人格类型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以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人格特点为例,探讨中国领导人的人格特点差异与新中国外交变化和转型的关系,分析人格理论与中国外交研究结合的可能性和意义。结论表明,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来说,人格类型理论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具有可操作性的工具,为中国外交研究提供了进行比较研究的国际视野,克服其他理论视角对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一些盲点,更好地解释新中国历史上中国对时代主题、对世界的基本态度、对主要大国政策以及对地区政策调整和变化的动因,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中国特色。将人格理论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相结合也适应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的趋势,有助于为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贡献中国元素和中国经验,发展一种超越西方外交实践的更为广泛的对外政策分析理论。作者在结论部分提出一种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的综合性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将领导人作为研究核心,同时也不忽视其他影响因素的作用。     

“冷战”后中东欧国家发展援助论析

“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主要在加入欧盟的目标驱动下,开始了建立或重构发展援助政策机制的过程,逐渐向以欧盟为代表的传统援助方式靠拢。通过自上而下的“欧洲化”,欧盟的援助理念和实践影响了中东欧国家,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欧盟的发展援助政策产生影响,在其中更多地体现中东欧国家的偏好和利益。尽管如此,中东欧国家发展援助政策的“欧洲化”程度是十分有限的:发展援助依然主要服务于中东欧国家自身外交政策目标和经济利益,而中东欧国家对欧盟发展援助的影响也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随着欧盟更加强调地缘政治以及英国“脱欧”和乌克兰危机升级,未来欧盟和中东欧国家发展援助政策的相互影响可能会继续加深,但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政策及评价

对非援助一直是中国对非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国对非援助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模式,这是一种成功务实的中国对非援助与经贸结合的合作方式,它对中非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得失也引起世界的热议。近年来,中非关系正经历着战略性大转变。中非双方应该共同努力,把这种关系更好地引导到促进非洲经济及社会发展的轨道上来,这是非洲自己的职责,也是中国的责任。     

中国对非洲ODA与FDI关联度研究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对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与对非洲直接投资、对非洲进出口等方面的关系。根据中国对非洲援助目标与政策的转变,把中国对非洲援助与直接投资关系的分为三个阶段,并根据第三阶段1993～2007年的相关数据,建立面板数据计量模型。结果表明,中国对非洲的官方援助与对非直接投资在规模上具有互补性,但从各自占当年中国GDP的比重而言,两者又具有相互替代性。此外,本文还在建立计量模型时发现,中国对非洲援助可以极大的促进中国对非洲出口,但对非洲进口方面的影响并不大。     

我党最新三十年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

我们不是经验主义者，但我们的主义里富有伟大的历史经验。我党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历史。这个过程，既艰难曲折又辉煌壮丽，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也为我们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提供了重要启示。     

全球援助治理改革与共同体构建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援助治理正在发生深刻变革。新兴市场国家倡导的新兴援助模式对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为代表的北南传统援助模式形成冲击，引发了全球援助治理是否需要改革之问。作者以世界体系相关理论为分析框架，从价值、制度和工具三个维度论证全球援助治理改革的必要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旨归提出一个包容性的全球援助治理框架。具体而言，当前的全球援助治理在价值之维体现为传统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内化的不平等性，以自由主义和普遍主义对东西方关系和南北关系的影响为表征；在制度之维呈现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的不平衡性，即传统援助国相对于受援国在国际发展援助体系中的制度性领导和相对于其他援助国在全球援助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在工具之维表现为受援国对传统援助国的依附性，即传统援助国对发展援助知识的垄断性和内在矛盾性。三者共同作用影响了治理结果的有效性。因此，全球援助治理改革应以价值之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制度之维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和工具之维的发展理性，实现治理结果的有效性，促进受援国实现“发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