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与资产收益的跨收入组分析

本文利用按收入分组的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数据考察了是否高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比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模式与CCAPM更为一致,结果表明：收入约束假说并未得到支持,中国居民消费波动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国利率和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并不明显。     

对于影响CPI因素的研究

本文首先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理论阐述,深入剖析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的意义。继而从计量统计的角度,对各个变量序列进行平稳性处理之后。运用回归分析的方法,重点分析了食品类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的变动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波动的影响程度。分析认为,食品类消费价格水平的涨落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0.32）,而工业生产出厂价格的变化对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影响很小（影响系数为0.085）。     

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研究

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其所产生的财富效应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其传导渠道表现为,通过物价变动效应、资产选择效应、收入预期效应、资产重估效应和投资变动效应来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进而影响消费。通过以消费函数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协整检验,表明当前人民币升值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甚微,暂时还不存在财富效应。但利用人民币升值增加居民财富,扩大消费是未来可考虑的对策。     

我国股票市场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

我国股票市场建立至今已走过了26年的历程。随着股票财富占家庭财富比重的不断上升,股市的发展对居民的日常消费行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验证股票市场对居民经济反作用的重要工具就是看股市所得收益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2011～2016年股市市值季度数据的分析,以及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验证,得出了当前我国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是受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但股票市场价值与消费支出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中国股市财富效应研究

文章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对股票市场财富、居民收入水平与居民消费支出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检验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结果表明,与之前国内学者所作的研究相比,经济复苏背景下的中国股市财富效应有所增强。文章认为,根据当前我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其职能履行,促进我国股票市场稳步、健康发展,以防止居民所持有的股票财富价值大幅缩水而影响其消费支出;另一方面,政府应通过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保障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增加,来增加居民的未来收入预期和减少其预防性支出,从而刺激其消费支出。     

实际汇率与居民消费风险分担的动态关系——基于预期的视角

通过考虑居民预期行为的作用，实际汇率与居民消费风险分担的动态关系是一个附带预期的渐进调整过程。在利用东亚9个主要经济体的数据对该关系进行研究后发现：（1）东亚各国居民之间的消费风险分担程度较低，但是从2000年之后，居民消费风险分担程度在逐渐提高；（2）实际汇率变动基本上没有平滑东亚各国（地区）居民的消费变动；（3）持有静态预期行为的居民朝向长期消费风险分担均衡的调整程度较小，并且该调整速度较慢，同时持有理性预期行为的居民、持有适应性预期行为的居民背离长期消费风险分担均衡的调整程度较大，并且该调整速度较快，这是造成非完全消费风险分担均衡的重要原因。     

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因素分析

消费倾向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率,消费倾向分为两种形式：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平均消费倾向是总消费与总可支配收入的比率,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的增量和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率。可见,在收入和收入增量一定的情况下,消费倾向的大小决定居民消费需求的大小,因此研究居民消费倾向的变动特点以及影响消费倾向的相关因素,也可为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政策提供理论上的依据。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提供良好决策和合理建议。     

居民资产如何影响消费?——基于1998-2007中国城镇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7年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收入与资产的宏观季度数据,利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对居民资产如何影响消费(即财富效应)进行了系统实证研究.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收入和资产之间存在唯一的长期协整关系;在这个系统内,短期内只有居民资产对系统均衡偏差具有误差纠正行为.我们还测量到,城镇居民资产的长期边际消费弹性为0.51;近年,人均居民资产每增加1元,人均消费支出将增加0.013元左右.从动态效应上看,居民资产对消费变动的影响是持续的,且贡献度越来越大.     

资产财富和居民消费——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随着"双循环"发展战略的提出，如何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成为研究热点。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首先从省际视角研究了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证实了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分别对消费产生的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且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大于住房资产的抑制作用。其次，文章探讨了两种资产对不同种类消费品的影响，金融资产增加主要促进教育娱乐医疗等改善性消费，住房资产增加则主要抑制基本品消费。最后，文章对不同省份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金融资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而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抑制作用随收入、资产增加先上升后下降，金融资产和住房资产在东部地区影响小于西部地区，且受区域教育、人口和收入结构影响。综上来看，提升居民收入水平，改善居民收入结构，控制房价过度上涨，改善资本市场在资产分配中的作用，加大政府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能够有效改善家庭资产结构，提升居民消费水平。     

闽台居民消费结构的比较

闽台居民虽然处于不同经济制度和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但其消费结构和收入预算方式却有着比较研究的可取之处。本文拟运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对闽台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希冀从中得出居民消费结构合理化和消费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相应得出福建居民消费转型的指导性建议。     

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比较研究:2001～2010年

基于财富效应理论,利用我国2001~2010年的上证综合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城镇居民收入、城镇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的季度数据建立ECM模型。模型结果表明:房地产市场是扩张的财富效应,股票市场是收缩的财富效应;房地产资产的财富效应大于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最后,根据我国城镇居民资产与消费现状进行原因探究,并提出相关建议。     

The consumption–wealth ratio,real estate wealth,and the Japanese stock market

The first contribution of this paper, in following the works of Lettau and Ludvigson, 2001a, Lettau and Ludvigson, 2001b, is to construct a Japanese consumption–wealth ratio data series and to examine whether it explains Japanese stock market data. We find that the consumption–wealth ratio does predict future stock returns, but the evidence is weaker than that from US data, and the source of predictability is limited to observations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asset bubbl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90s. The consumption–wealth ratio also helps to explain cross-sectional Japanese stock returns. The second contribut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we propose new consumption–wealth ratio that more explicitly deal with household real estate wealth utilizing Japanese aggregate-level data. Such “real estate augmented” consumption–wealth ratio perform better than the consumption–wealth ratio calculated with only financial wealth data. While the scaled factor model proposed by Lettau and Ludvigson performs relatively well with Japanese data, the book-to-market related anomaly pointed out by Chan et al. (1991) and Jagannathan et al. (1998) remains strong.     

资产市场对居民储蓄率影响的国际比较——兼论中美储蓄率差异

本文构建了一个居民储蓄行为函数,选取13个国家1991～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居民储蓄率的五大决定因素——收入和经济增长、利率与价格、外部储蓄、人口结构与资本市场发展,重点考察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资产市场的作用。采用定截距固定效应模型的不同方法得出的结论是:反映资产市场发展的3个指标中,股票价格和金融业产值比率都对居民储蓄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股市规模比率有微弱正向影响。总体上看,资产市场发展对储蓄的综合作用仍是负向的,资产市场能够通过分流储蓄和财富效应两条作用渠道降低居民储蓄率。     

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再检验——以城镇居民为例

根据消费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股票市场的财富增加对居民消费有促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国外的许多研究证实了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存在,而国内的一些研究则不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财富效应.针对这种状况,文章以我国城镇居民为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再检验,结果发现,即使针对城镇居民这一拥有股票数量相对较多的群体而言,仍然没有显示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对这个结果,文章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并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再检验——以城镇居民为例

根据消费的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股票市场的财富增加对居民消费有促进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财富效应”。国外的许多研究证实了股票市场财富效应的存在,而国内的一些研究则不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存在财富效应。针对这种状况,文章以我国城镇居民为例,对我国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进行了再检验,结果发现．即使针对城镇居民这一拥有股票数量相对较多的群体而言,仍然没有显示出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对这个结果,文章进行了初步的解释并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资产价格具有通货膨胀指示作用吗——基于LT-TVP-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资产价格变动通过财富效应等渠道影响总需求进而通货膨胀的变动,但其影响方向、强度及时变性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通过建立包含潜在门限的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对通货膨胀影响的时变特征。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均对通货膨胀产生显著的同向影响,并且影响强度表现出顺周期的时变规律。在资产市场发展的“繁荣期”,影响强度不断增强;而在“低迷期”,其影响趋弱甚至无效。当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运行出现周期错配时,其通货膨胀效应更趋复杂和不确定。     

我国居民收入与资产价格关系的实证研究

居民收入与资产价格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在中国当前特殊情况下,房地产和股票分别是两大具有代表性的实体资产与虚拟资产。本文基于较大期限跨度的数据,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居民收入和资产价格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居民收入提高不会导致实体资产价格上升,但会对虚拟资产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基于此,现阶段国内要稳步发展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引导投资者合理投资,在提高居民收入时要注意促使居民扩大消费而不是追加投资。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资产配置结构了吗

2016年,我国政府提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倡导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金融体系的普惠水平。文章以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为切入点,研究了其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使用2017年CHFS调查数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实证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高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股票市场的概率,提高配置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的比例,此结果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保持一致。这一影响在城镇地区的家庭和使用第三方支付的家庭中更显著。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是数字金融降低了家庭参与成本、增加了金融可得性和扩宽了信息渠道。文章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家庭金融行为提供了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