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

新刑法对“因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做了规定,并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审理交通肇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在实践中出现了一些概念上的误解和做法上的偏差,成为刑事司法与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学术界对有关逃逸行为的认定仍然存在诸多争议。因此,从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特征、罪过形式、司法认定等几个方面进行剖析,进而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疑难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对各种具体情况进行了一一甄别,以正视听。并且在此基础上,综观国外立法,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在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方面的立法完善的观点和建议。     

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之法律认定

1997年刑法在对旧刑法中交通肇事罪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增添了"因逃逸致人死亡"之情节,相对提高了量刑幅度,本意是为解决频发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件,但由于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引发了理论界的讨论和实务界的困惑。本文旨在围绕刑法第133条和刑法基本理论,厘清基本概念,从罪过表现方面分析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律认定问题。     

论“交通肇事罪事后逃逸”罪名化

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了交通肇事罪的具体内容以及如何处理交通肇事逃逸行为，但并有将肇事后逃逸行为罪名化。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此问题进行了解释，也没有达到统一分歧的效果，使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惩处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带来了诸多不便。为了弥补这种缺陷更好地保护人民生命与财产安全，有必要将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在刑法条文中犯罪化，制定独立罪名。     

论交通肇事逃逸

文章通过对交通肇事逃逸的法律含义及逃逸案件的分析,剖析交通肇事逃逸的成因,探讨遏制和防范交通肇事逃逸的对策。     

"逃逸"与"死亡"--新刑法第133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罪过形式探析

我国新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处罚作了专门的规定。这一规定引起了刑法理论界对交通肇事逃逸问题的广泛关注,专门研究交通肇事逃逸案件如何定性处理也成为司法实践中的热点问题之一。文章认为,在交通肇事者的“逃逸”行为之后的肇事者行为,应当分作为和不作为,分别以不同的罪名作相应的转化来处理。     

交通肇事因逃逸致人死亡具体案件的认定

在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中,最受争议的是有关"因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虽然百家争鸣,但多为学术理论方面,相对于具体案件的分析却不甚了了。笔者从事公诉工作多年,期间接触了大量的交通肇事案件,其中最难办理的就是"因逃逸致人死亡"案件的认定。本     

追逃路上逞英豪——合阳县交警大队打击交通肇事逃逸工作速记

近两年来,陕西省合阳县交警大队不断加大工作力度,采取法律、传统和科技等手段,加大对交通肇事逃逸案的侦破力度,严厉打击了交通肇事逃逸犯罪分子的违法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侦破率达到94%以上,受到了市、县有关单位领导和     

浅析交通肇事中的救助义务

交通肇事案件的数量近几年呈上升趋势,且交通肇事案件中出现的逃逸情节日益增多。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条规定交通肇事行为能引起救助义务。本文以交通肇事案为例,分析交通肇事中的救助义务及其先前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     

论交通肇事逃逸的三个问题

交通肇事逃逸有关的问题成为交通肇事罪适用的重点和难点,表现在交通肇事逃选定义的狭隘性、交通肇事逃逸情节在刑法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中的功能冲突、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     

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与“死亡”

本文从交通肇事罪“逃逸”与“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出发,分析了逃逸行为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在对交通肇事后逃逸及因逃逸致人死亡分别做出了法律定性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司法实务提出了针对该问题的立法及司法建议。     

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交通事故不断增多，其中肇事后的“逃逸”行为愈发严重，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拟从肇事逃逸的定义、肇事逃逸人的主观罪过等方面并结合具体案例对“交通肇事后进逸”的认定进行粗浅的理论探讨，以求在司法实践中更加准确地适用法律。     

论交通肇事案件的新判——以黎景全案和孙伟铭案为例

最高法院公布的两起醉酒驾车犯罪案件，均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行为人进行定罪处罚。其实两案的行为与情节有异，不可一概而论。在交通肇事案件中，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存在复杂的罪过形式，具体行为不尽相同，可供刑法考量的情节也存在差异。现行法上的交通肇事罪因其本身在罪过形式和逃逸行为的界定等方面存在缺陷，无法评价所有的交通肇事情况。故重构交通肇事罪，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并根据罪过的四种组合模式评价交通肇事案件，是摆脱现实窘境的较好选择。     

论物权行为理论与无权处分——以合同效力为视角

物权行为理论之争集中体现在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问题。《合同法》第51条规定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也并没有妥善解决所有争议。因此,合理解释《合同法》第51条和《买卖合同解释》第3条,对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的确认及我国民法的法律行为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是否选择物权行为理论的问题,应结合传统民法的先有与先见,尊重最低的价值共识,寻求良性沟通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和普遍认可的价值平台。     

试论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

香港采用普通法制度，根据香港现行法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司法机关则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可对案件所涉及的法律进行解释，称为“司法解释”。法院在解释法律时，须考虑法律条本身的含义，不可任意作出与该法律条意义相违的解释，法院必须在审讯案件时，才可对有关的法律作出解释，司法解释必须从具体案件中产生，     

网络暴力须警惕

网络面前无隐私,去年沸沸扬扬的河北大学交通肇事逃逸事件,逐步演变成为了网络的暴力娱乐事件。想要复原＂我爸是李刚,有本事你们告去＂这句话的具体语境,遭到了极大的难度。     

凯尔森的法律解释理论

凯尔森的法律解释理论是一种立足于纯粹法学立场之科学解释理论.凯尔森的法律解释理论与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相比是如此另类,他既不遵从于规范性路径,亦非描述性路径,而是着力于关注法律解释的对象,即法律规范本身的解释可能性的问题.在传统法律解释理论之外分析了凯尔森的法律解释理论之后,归纳总结凯尔森的法律解释理论的三个特点,即纯粹性、框架性和科学性.     

教唆未遂范畴的重新界定——对《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的再解释

传统刑法理论扩张了教唆未遂的范畴，并且将《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解释为教唆未遂，这样的解释结论造成了刑法处罚上的不协调，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修改论者提出应当通过修改上述条款来弥补这一不足，而解释论者则坚持在共犯从属性的立场上，对上述条款做重新解释。实际上，教唆未遂只包含被教唆者拒绝教唆或者被教唆者已有犯意两种情形。     

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的难点与突破

我国是世界上道路交通事故最为严重的国家。交通肇事案件处理中遇到了许多难点 :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 ,而立法相对滞后 ,立法矛盾突出 ;成文法法条及有关的司法解释在特定情形下难以适用 ;成文法存在立法上的空白和漏洞。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交通肇事案件时敢于突破条条框框 ,在不违反有关法律原则、规则的前提下 ,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 ,正确适用有关法律规范 ,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交通肇事案件中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

在交通肇事案件中,对受害人的赔偿问题是善后处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必须了解交通事故损害的赔偿义务和构成条件,确认交通肇事案件的赔偿主体,即由谁来负责赔偿。这是关系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教育和惩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者的重要问题。     

动产多重买卖合同实际履行诉讼中的证明困境

动产多重买卖合同的履行应遵守债权履行的任意主义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和第十条的规定存在着对动产多重买卖合同成立时间、动产交付、价款支付等方面极大的诉讼证明困境,同时其设置的先履行规则缺乏实体法的支撑,没有说明为什么先履行的法律理由,不是解决此类纠纷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