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投资与制度:一项跨国数据的研究

使用21个国家1981—200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关注制度如何影响国内R&D投资的总体水平。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一个国家的R&D投资水平具有非线性的显著影响,呈现倒"U"型的关系。这意味着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超过某一临界点之后,反而会弱化对R&D投资的激励。也发现了R&D投资水平与其他制度因素具有正向的线性关系,比如财产权、教育质量和经济自由度等。因此,制度差异是影响国内R&D投资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

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两个重要渠道,而知识产权保护是影响国际贸易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运用中国1985～2008年的经济数据实证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R&D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分析结论显示:(1)进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均能显著促进中国的技术进步,外商直接投资R&D溢出渠道是中国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2)知识产权保护的直接效应不利于中国的技术进步;(3)知识产权保护与国内研发的协同效应显著促进了中国的技术进步,知识产权保护与进口贸易和FDI溢出渠道的协同效应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     

东道国特征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东道国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R&D经费投入和居民专利申请数量表征的东道国创新水平和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征的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同时,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越健全,越有利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逆向技术溢出;而东道国与中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     

知识产权保护、行业特征与我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

文章旨在分析知识产权保护能否成为我国制造业出口新的比较优势,利用我国1992-2012年对140个国家或地区的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数据实证检验了三个理论命题。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存在门槛,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跨过“知识产权保护门槛”后,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效应才能有利于形成新的出口比较优势;从R&D投入强度、专属性投资强度以及关键要素投入强度三个方面,把我国24个制造业行业分为高行业特征和低行业特征分别进行估计后得到不同结论,低R&D投入强度和低关键要素投入强度制造业行业中,知识产权保护与行业特征的协同作用显著的有利于我国对贸易伙伴出口的增长,相反则不利于我国对贸易伙伴出口的增长。从我国出口方向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特征的协同作用,对知识产权保护程度高于我国的地区来说,不能够显著提升出口比较优势。     

企业研发投入与实际绩效:破题A股上市公司

企业研发(R&D)投入是一项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战略行为,但高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并不意味着研发投入总是以失败告终,研发投入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和监督管理等制度因素。从企业绩效角度考察企业R&D投入效率,以及考察制度环境和所有权安排对企业R&D投入绩效的影响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化和合适的所有权安排有助于提高企业R&D投入的绩效。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

文章主要采用韩玉雄、李怀祖(2005)关于Ginart-Park指数的修正方法测量出中国1985-2009年的实际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将其与FDI和R&D的交互项与技术进步(TFP)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中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高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适当的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助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目前中国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了中国以模仿为主的技术进步,而对以技术创新带来的技术进步作用并不明显。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创新影响的定量分析——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运用中国五大高技术产业1995～200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产业创新的影响,并且考察了R&D支出、技术引进和国际贸易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与产业创新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取决于产业的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技术和发展水平越高的产业,其创新产出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正比;技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产业,其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呈反比。研究还发现,R&D支出、技术引进和国际贸易对不同产业创新的影响也有差异。本文根据这些差异性,提出了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空间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基于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

在中国财政分权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对于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本文测算中国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并且采用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的方法,对其决定因素及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各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与空间相关性;(2)外商直接投资、贸易开放度、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对于各省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具有根本的解释力;(3)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外资与贸易开放度的外部约束作用一直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主要因素,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与基础设施等内生作用开始逐步显现。     

跨国公司在华R&D行为的进化博弈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跨国公司在华R&D投资经历了从早期阶段的合作R&D,向发展阶段独资R&D的转变.文章以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为视角,构建了跨国公司在华R&D行为的进化博弈模型进行阐释.模型表明,早期阶段,基于资源整合和资源共享的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R&D合作决定了双方R&D合作稳定的框架.发展阶段.中国对外商投资环境的改善、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等因素,导致跨国公司谈判能力的增强、关键技术控制的加强以及超额收益的追逐,进而引起跨国公司在华越来越倾向于设立独资R&D机构.最后,文章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本文探讨了知识产权制度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机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考察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倾向于进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东道国;通过对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比较,我们发现在不同的投资动机下,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战略资产充裕的发达国家,强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而在能源资源充裕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的负向影响减弱,即能源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恶劣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对中国OFDI的阻碍作用。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R&D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上市公司1999～2006年的R&D数据.对公司控股股东类型、股权集中度及股权制衡度与公司R&D投资之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R&D投资强度之间呈"N"型关系:对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激励效应由强到弱的股权类型依次为:私有产权控股、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股权制衡对公司R&D投资强度的影响因控股股东性质不同和股权集中度的不同而不同.     

财政科研支出与经济增长——论我国科研支出的最优规模

一、引言 关于科研或R&D支出的作用,已有许多人进行过研究.例如Coe和Helpman(1995)利用以色列和21个OECD国家197l-1990年的数据,发现国内外R&D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都具有重要影响,国外R&D资本在进口比重大的国家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更大,而国内R&D资本存量在工业大国比较重要.Lichtenberg(1987)显示公共研究对私人R&D具有重要影响.Leyden和Link(1991)利用宏观经济数据发现,联邦的R&D支出是私人R&D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驱动经济增长的“助推器”还是“绊脚石”?

本文把知识产权保护因素引入Feder(1982)的出口驱动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货物出口部门和服务出口部门的外部经济效应,以及由外部经济效应分解而来的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随后,本文分别基于中国和OECD27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经验检验,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出口部门的技术水平越高,越容易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2)知识产权保护与高技术出口部门的匹配性强于低技术出口部门,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增强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倾向;(3)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出口部门产生要素配置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的"助推器",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然而过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则发挥了"绊脚石"的负面作用。以上结论对于调整中国出口的技术结构、制定适宜强度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知识产权保护与中国外贸发展:以高技术产品进口贸易为例

本文使用引力模型和Pooled EGLS方法进行研究发现:(1)1995-2006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并非取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而取决于增大的国家j市场规模、提升的中国人力资本质量等因素.(2)随机效应证实,国家或地区j与中国地理距离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产生不利的影响,而共同边界和相同语言没有显著性影响.不过,Hausman检验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是更加有效的.(3)1995-2006年韩国、日本、美国等24个国家高技术产品出口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反应不敏感,同期马来西亚、法国等20个国家反应敏感,说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作用具有国别性差异.(4)温州经验表明,强的知识产权制度并非是经贸发展的基本前提,在不同发展阶段,拥有特定特征的国家或地区应追求不同的知识产权政策.对策是,中国可利用贸易回转效应、加强劳动力知识技能培训来促进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国应区分贸易国别,精细地选择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以寻求知识产权保护与经贸发展之间的平衡.     

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OFDI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51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中国OFDI与"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影响的基础上,借助2007-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存量和世界经济论坛的知识产权指数等数据,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中国OFDI...     

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R&D溢出实证研究

进口贸易和FDI是国际R&D溢出的主要渠道,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是影响国际技术效应的重要因素。运用中国1985～2009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表明,进口贸易和FDI能显著促进国际R&D的技术溢出,且吸收能力的加强有助于技术效应的扩大。但是在现有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下,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会抑制国际技术溢出,阻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作为发展中国家,完善现有教育体制和提高人力资本自主创新才是关键,同时在不违反WTO协议的前提下,应采取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国际化行为与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利用2002年世界银行"企业竞争力及技术创新调查"的中国5所城市10个行业共1548家企业数据,通过构建概率单位模型,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技术许可等国际化行为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参与进出口贸易、技术许可等行为能提高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概率,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不能明显改变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状况.进一步的行业分组估计显示,高技术行业企业的进口行为能显著促进企业进行知识产权保护,而低技术行业中参与出口行为的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知识产权保护.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强化或弱化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技术许可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趋势,但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则能增加进口对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     

国际贸易中知识产权保护分析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每个国家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而技术作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近年来,国际技术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其重要性也越来越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技术贸易中的知识产权纠纷越来越严重,这是由于发达国家掌握着大部分技术的核心权力,因而发展中国家遭受了更多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利冲击。文章从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因素出发,发现国家发展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国内市场竞争程度等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技术保护水平,并且为我国如何在技术贸易中更好的保护本国企业的利益作出分析和建议。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自主创新影响研究

文章以面板数据为基础,从理论和实证方面研究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理论上结合所学文献分析了知识产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负向影响。然后收集了2009~2014年间我国31个省份的知识产权指数和高技术产业的新产品增加值,R&D经费等相关数据。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了知识产权指数对我国整体高技术产业的影响。得出就全国而言,知识产权对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是有负向影响的。也就是说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降低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知识产权保护与南北技术扩散

本文将知识产权保护对跨国公司进入策略的影响纳入南北技术扩散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南方国家为获得更多技术溢出而进行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政策选择。认为南方国家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应为刚够吸引FDI的程度,任何加强保护的措施将增加南方国家企业的成本,从而降低南方国家企业的利润,并损害消费者福利。通过进一步分析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因素发现,通过关税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组合政策可以吸引FDI进入对南方国家溢出效应较好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