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N字型”关系研究

本文采集了2004～2005年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根据股权集中度的大小采取分段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N字型”结构。这说明在我国，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最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而股权高度集中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我们还发现，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大股东持股与公司诉讼风险——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公司诉讼是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的非常规事件,不仅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还可能影响企业声誉,导致客户流失以及后续融资等诸多问题,因此对公司诉讼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基于公司治理文献,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分析了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1)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公司诉讼风险显著降低。(2)随着公司可见性程度的提高,大股东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作用减弱。也就是说,相较于公司可见性高的企业,大股东在公司可见性低的企业中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作用更强。(3)相对于股权制衡公司,非股权制衡公司的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效应更强。本文不仅深化了公司诉讼风险影响因素研究,而且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以及风险控制中的作用,对于理解大股东在防范公司诉讼风险方面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股权集中度与公司绩效的"N字型"关系研究

本文采集了2004～2005年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根据股权集中度的大小采取分段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绩效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呈"N字型"结构.这说明在我国,第一大股东相对控股最不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而股权高度集中或许是最好的选择.另外,我们还发现,当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时,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基金持股与公司绩效:基金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控制权公利和控制权私利的分析框架下,本文从第二大股东持股的视角研究证券投资基金作为第二大股东持股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本文发现:证券投资基金持股有利于提升对应公司的经营绩效,其持股比例越高,对应公司的经营绩效越高,且公司经营绩效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呈倒"U"型关系。特别地,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为证券投资基金,其对该公司的经营绩效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第二大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双重身份强化了股权制衡的效果。因此,证券投资基金的健康、稳定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的4385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经营业绩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上升(Ⅰ)、下降(Ⅱ)、再上升(Ⅲ)、再下降(Ⅳ)四个阶段,并且,Ⅲ和Ⅳ两种相反趋势的分水岭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这个点.这个点的发现对于国有股减持和引入股权制衡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就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而言,引入股权制衡对提升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     

负债、资源控制与大股东剥削

本文考察了控制我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对公司资本结构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负债没有发挥控制作用的情况下，控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出于剥削的动机，会利用上市公司下属的子公司进行更多的负债融资，从而控制更多的公司资源，对外部投资者进行更多的剥削；而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审计质量和公司类别都会对大股东利用上市公司下属的子公司进行更多负债融资的行为产生影响。     

大股东治理与公司治理效率

大股东的存在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公司治理必须承认和面对的现实问题 ,大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已经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对大股东治理的主要机制及其对公司治理效率的正反两方面影响等有关问题进行了研究 ,并分析了这一问题对中国公司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大股东控制与盈余管理行为研究:来自配股公司的证据

在上市公司配股融资过程中，大股东具有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配股资格和提高股票价格的强烈动机。本文以1998—2002年间456家实施配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行业横截面数据和修正的Jones模型研究了配股融资过程中盈余管理的分布特征，并分析了大股东控制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上市公司在配股前3个年度和配股当年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机会主义行为；（2）配股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具有倒u型关系：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低于53．20％时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于53．20％时则表现出负相关关系；（3）盈余管理程度与前2—10大股东持股集中度、负债比率和资本支出水平之间具有负相关关系．而与管理层持股比例和公司规模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定向增发、控制权变动及其信号传递效应

 当公司再融资引起股权结构显著变动时,其必然会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竞争和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传递到资本市场会使公司股价发生相应波动。这种效应在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更为明显,因为大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权进而公司控制权变动传递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信息。采用事件研究法,本文研究发现定向增发在我国具有正的公告效应;但是,定向增发对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不同其公告效应也不同：使得大股东控制权发生转移的定向增发其AAR和CAR最大,控制权强化类定向增发居次,控制权弱化类最后。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传递出了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变动信号,彰显了大股东控制在上市公司中地位突出的治理角色。     

第一大股东性质、董事会领导结构与公司绩效

通过对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从第一大股东视角研究不同的董事会领导结构安排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当第一大股东对公司控制能力较强时,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负相关,而控制能力较弱时,两职合一与公司绩效正相关。本文还根据第一大股东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当公司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股东时,由董事长分任总经理更有助于改善公司绩效。     

大股东制衡机制与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来自1999-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鉴于公司的财务行为受到公司治理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基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提出六个研究假设,然后构建回归模型,依据1999年—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假设检验,具体探讨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在此基础上大股东之间的监督制衡机制对于上市公司派发现金股利的影响,研究因为我国股市“同股同权不同价”的特殊现象而导致的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探索其中的影响机制和制衡机制。研究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大股东控制力(或联合控制力)、大股东制衡度(或联合制衡度)对派发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存在重要影响。本文最后给出五点建议,试图限制控股股东通过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谋取私利,以保护中小股东的正当权益。     

Directional Add-issuance, Change in Corporate Control and Its Signal Effect

当公司再融资引起股权结构显著变动时,其必然会对公司控制权配置、竞争和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传递到资本市场会使公司股价发生相应波动.这种效应在股权高度集中公司更为明显,因为大股东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大股东股权进而公司控制权变动传递了公司经营管理的内部信息.采用事件研究法,本文研究发现定向增发在我国具有正的公告效应.但是,定向增发对大股东控制权的影响不同其公告效应也不同:使大股东控制权转移类定向增发其AAR和CAR最大,控制权强化类定向增发居次,控制权弱化类最后.可见,我国上市公司定向增发传递出了明确的公司控制权变动信号,彰显了大股东控制在上市公司治理中的突出地位.     

市场的流动性和大股东的监督

一般认为．大股东(large shareholder)因其持股集中易于突破个别小股东搭便车(free-rider problem)的消费心理。内部化监督成本．供给监督，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理论研究对此都进行了深入探讨(Shleifer和Vishny 1986)。而市场的流动性(liquidity)则是指佥融资产变现能力,或市场参与者能够迅速进行大量的金融交易．并且不会导致资金资产价格发生显著渡动的市场运行态势。市场流动性是市场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流动性市场的存在对大股东的决策具有深远影响。面对流动性市场。大股东可以根据监督情况和股票的公开交易价格等因素．随时选择变现或者增持．这样。他的收益不仅可以来源于加强监督所获的红利收入．也可以来源于交易股票所得的资本利得．流动性为大股东持股与否和收益方式都提供了选择性。本文试图简要剖析市场流动性和大股东监督之间的关系问题。     

营运资本政策的稳健性是否会受大股东社会资本的影响

文章基于“关系是形成社会资本的基础”这一思想,研究了我国 A 股上市公司大股东社会资本对公司营运资本政策稳健性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大股东社会资本数量与营运资本稳健性显著正相关,大股东社会资本对公司营运资本政策的稳健程度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进而,不同关系强度的股东社会资本的治理效应不尽相同,强关系型社会资本较弱关系型社会资本更能促进利益协同效应的发挥。文章研究证实,大股东社会资本作为“隐形权力”的存在影响了“显性”的股权比例对营运资本政策的影响。     

大股东掏空行为文献综述

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比较集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面临着第二类代理难题，大股东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损害事件也屡屡出现。通过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大股东掏空行为在动机、方式等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在内部治理有效性的研究方面存在不同观点。基于此，对大股东掏空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并进一步探究中小股东的公司治理作用，为今后大股东掏空及公司治理研究提供借鉴。     

控股大股东与定向增发价格:隧道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及其相互影响

本文主要从控股大股东利益倾向和行为特征的角度,研究作为定向增发主要参与人的控股大股东对增发价格的影响。以2006～2009年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增发价格的高低会受到控股大股东"隧道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共同作用:隧道效应促使增发价格降低,利益协同效应则促使增发价格随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升高。同时,研究还表明,控股大股东隧道动机对增发价格的抑价效应一直存在,不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受到利益协同效应的削弱,而利益协同效应在大股东参与增发时则会受到隧道效应的弱化。这表明隧道效应的影响是主要的。     

浅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破产中财务问题的研究——以某A股上市公司大股东X公司为例

上市公司大股东是指持有较大比例上市公司股票的股东,根据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大股东应当切实保证上市公司资产完整、人员独立、财务独立、机构独立和业务独立,理论上大股东破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甚微;但在普遍意义上,大股东往往对上市公司施加较强的实际控制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一些强势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无处不在,上市公司从制度、管理到财务,无不深深的打着大股东的烙印;其二,一些大股东与上市公司业务关联性很强,上市公司破产对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营产生重大影响;其三,或有损失,大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都可能在破产时给上市公司带来实际损失。因此,大股东的破产对上市公司乃至社会公众还是存在较大的现实影响,大股东破产也不能说是一个简单的企业破产行为。文章以某A股上市公司大股东X公司为例,分析了该公司最终走向破产清算的原因,总结出该公司在破产清算中主要存在的财务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以期为同类企业提供借鉴。     

家族持股比例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3年110家上市家族公司为研究对象,在控制了董事会结构、管理层激励、企业规模及财务风险等因素后,发现家族作为第一大股东,其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并在分析个中原因后提出,对将要上市或增发新股而面临股权稀释的家族企业来说,没有普遍适用的最佳持股比例,应根据自己的情况相机抉择。     

旅游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1999---2007年间的210家旅游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旅游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和资产结构对公司成长性有显著负影响,杠杆程度对公司成长性表现出显著的积极作用,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终极控制人性质对公司成长性没有显著影响。此外,行业和地区因素也对公司成长性有一定影响。     

Controlling sharehoIder and Private Equity Financing Price:Tunneling, Alignment and Mutual Effect

本文主要从控股大股东利益倾向和行为特征的角度,研究作为定向增发主要参与人的控股大股东对增发价格的影响.以2006 ～2009年完成定向增发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增发价格的高低会受到控股大股东“隧道效应”和“利益协同效应”的共同作用:隧道效应促使增发价格降低,利益协同效应则促使增发价格随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升高.同时,研究还表明,控股大股东隧道动机对增发价格的抑价效应一直存在,不会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提高而受到利益协同效应的削弱,而利益协同效应在大股东参与增发时则会受到隧道效应的弱化.这表明隧道效应的影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