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全部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孵化器"）数据，检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应。文章认为，获准入驻国家级孵化器能够向外界传递关于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研究发现，相比非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孵化器中的初创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认定的概率显著更高。在控制了已有文献中资源连接和能力建设的替代解释后，文章结论不变。从"认证"效果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别展开研究发现，对于更需要权威机构认证的群体，如首次创业者、大学生群体以及专利数量较少的初创企业，入驻国家级孵化器的影响更显著；并且，专业技术领域的孵化器与孵化企业的技术领域一致会增强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力。为了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文章仅保留在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之前已入驻的企业样本，并以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作为冲击事件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结果支持本文结论。文章拓展了孵化器的作用机制研究，并为创业服务机构影响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现有观点提供了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一带一路”能否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际循环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近7年，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究竟如何仍有待科学论证。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我国GVC地位，且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GVC地位的重要途径；并且，当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GVC地位的提升力度（1.94%）依然高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0.09%）。进一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结构具有门槛效应，新基建投资占比超过23.11%以后，其对GVC地位的中介效应才能凸显。实现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作用，需进一步加大对新基建的关注。上述结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科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我国GVC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

文章从激励差异视角重新考察"撤县设区"的财政收支效应。基于广东的区划改革和转移支付政策实践构造一个"准试验"样本，样本期内既有"撤县设区"案例，也涉及省财政对县区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因而能够区分二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分析过程包括两步，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D-DID）方法，发现"撤县设区"降低了县区财政收支增速；其次，依据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变化构建三重差分（DIDID）考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产生机制，发现财政激励差异是导致"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原因。文章为检验"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当地发展提出一种识别机制，并发现激励落差是导致"撤县设区"影响财政收支的背后机制，而"撤县设区"本身的影响不显著。     

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基于规模结构双重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形势愈加严峻及中央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驱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基于常参数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忽略了不同经济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文章采用DAG递归预测的方差分解法，对于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税收规模和税制结构视角出发，探究税收总量、不同税系、不同税类以及不同税种对居民消费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不同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经济萧条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危机后影响程度大幅提高并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2）从税收规模来看，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极为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的扩张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商品税及其内部消费税、增值税的扩张显著"挤出"消费，关税轻微"挤入"消费，近年来增值税的"挤出效应"大幅增强；个人所得税对消费的"挤入效应"显著强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总体扩张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占比相对较高的房产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并未"挤出"消费。因此，政策当局应适度降低商品税税负水平、逐步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完善财产税制。     

“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纳税信用评级制度与企业创新——“赏善”比“罚恶”更有效？

前期研究证实纳税稽查、反避税等强制性税收征管可以规范企业纳税行为,对企业产生"约束效应",而不同于以往的强制性税收征管,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具有一定的激励性。由此,文章以2014年颁布实施的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刻画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基于这一新的视角,分析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利用2010-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研发支出数据,文章采用PSM-DID模型估计了激励性税收征管对企业创新投资影响的"净效应"。结果表明,纳税信用评级制度实施后,纳税信用等级为A的企业,其创新投资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媒体关注程度低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税收征管一方面通过增加信贷融资规模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市场关注压力进而对企业的创新投资带来负面影响,但由于积极作用要远大于负面影响,从而激励性税收征管表现出对企业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     

股票流动性溢价理论研究述评

Amihud和Mendelson（1986）（下文省略为A—M）从交易的微观成本出发，推导出预期收益与买卖价差的关系模型，开创性地提出流动性溢价（Liquidity Premium）理论，即资产的流动性是资产定价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流动性低的资产其预期收益高，而流动性高的资产其预期收益低。在文章中，他们认为资产的流动性反映在立即执行交易的成本中，而交易成本的一个重要成分是买卖价差（bid—ask spread）；买卖价差包含执行交易时卖方让步的折价和买方支付的溢价两个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战略决策的重要政策情境，学界广泛关注其出口贸易效应和对外投资效应，但多为宏观中观层面研究，缺乏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路径及后果的知识。案例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推力和拉力效应，"推力"主要源于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推力、舆论推力与利益相关者推力；而"拉力"则主要表现为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推力和拉力效应凸显，企业"主动"或"被动"重新识别地域性机会、产业机会或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而实施转型升级，形成三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为：依托管理变革能力在省内、国内和国际等层面实施空间转移战略，利用公司创业能力择机实施跨业转型，基于突出的创新和市场能力着力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进一步地，不同企业（如国有和民营）推力和拉力效应的内涵存在差异，能力基础存在差异，而机会窗口是外部环境变化与企业资源和能力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可能识别和开发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地，"一带一路"倡议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决策的影响较弱；同时，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径中没有识别出跨业转型。该研究夯实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效应的微观基础，阐明了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机制，为企业在新时代结合实际选择转型升级路径、切实有效地推进转型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历史演进：基于中央一号文件的语料库研究

创新创业成为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而"三农"创新创业与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密不可分。学者们对"三农"创新创业关注颇多，但尚未对相关政策进行系统的历时梳理，难以从整体上把握"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发展脉络。文章基于话语历史分析框架、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对历年中央一号文件进行话语分析，以此透视中国"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历史演进。研究发现，随着历史阶段的逐步推进：（1）中央一号文件始终围绕"农村"和"农业"的主题，对"创新"、"创业"及其部分同义词的提及率逐步甚至迅速上升，这在话语上佐证了政府日趋重视"三农"创新创业；（2）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民"的关键性有所降低，对其他创新创业主体和形式的提及率逐步上升，表明"三农"创新创业的主体趋于多元化、内容逐渐丰富；（3）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话语中的政策态度从"加快"、"实行"逐步过渡到"稳定"与"完善"，说明"三农"创新创业政策体系已逐步形成。研究揭示了社会历史演进情境下"三农"创新创业政策的发展规律，深化了人们对核心"三农"政策及相关创新创业活动的历时性认识，而本研究对话语历史分析及语料库分析方法的引入也为政策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货币政策、股票流动性与股票价格暴跌风险

目前中国股市还存在较多制度性缺陷,股价波动频繁且暴跌风险较高。本文以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作为激发机制的货币政策以及作为外部生成机制的股票流动性对中国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股票流动性与公司股票价格暴跌风险具有显著的敏感性,即随着股票流动性的下降,公司股票价格暴跌风险显著上升;货币政策越宽松,股票价格暴跌的风险越大;而且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强了股票流动性与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敏感性。区分市场势态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市场为熊市时,股票流动性对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的放松越容易激化股票价格暴跌风险,且对股票流动性与股票价格暴跌风险的敏感性的放大作用更为突出。     

Private Intermediary Innovation and Market Liquidity: Evidence from the Pink Sheets® Market

In 2007, Pink Sheets LLC assigned each Pink Sheets^® company to a disclosure tier and on its website affixed a colorful graphic to its stock symbol signifying the company's public disclosure level. This unique innovation allows u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creased salience of disclosure practices on liquidity. Using a difference‐in‐difference design, we find evidence that firms classified into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category experienced an increase in liquidity while firms classified into the No Information category experienced a decrease in liquidity, both relative to other unclassified over‐the‐counter firms. This suggests that increases in the salience of disclosure practices via assignment to disclosure tiers affect investors’ attention, leading to changes in trading behavior that ultimately translate into liquidity changes. We also provide evidence that some investors anticipated the resulting liquidity changes because stock returns around a key event date leading up to the release of the disclosure tiers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sequent liquidity changes.     

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基于对深圳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在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差异对投资者交易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在关于股票价格和风险的交易决策时对不同信息披露质量的公司具有行为差异,高披露质量的公司有较低的信息成本和市场风险;但是,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高低对投资者的股票交易数量、交易速率的影响尚不显著,且不知情者"跟随"交易现象明显,市场投机氛围重,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的有效程度尚待提高.本研究为规范和引导我国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及健全证券市场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开市前议价期流动性形成的理论分析

股市开市前议价期存在于世界一些主要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可以在这段时间内自由地、无成本地提交、修改或者撤销不受限制的交易指令。在信息不对称和流动性提供者参与市场必须支付成本的假设下,我们构建一个简单模型,考察了存在和术存在开市前议价期两种市场机制下的流动性形成情况。定义了这个模型的均衡解,证明了开市前议价期提高了市场流动性和社会福利。     

中国股票市场流动性价值研究——双重上市A、B股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利用流动性综合测度指标,将证券交易数量、证券流动性水平及证券市场流动性水平引入到证券价格函数中,构建了证券价格差异的流动性模型,从流动性角度探讨证券价格溢价问题,在理论上证明了证券流动性价值的存在性。随后,本文利用A、B股股票实证分析证券流动性价值,实证结果表明,股票流动性水平与股票市场流动性水平可以解释A、B股价格差异,中国股票市场存在流动性价值,流动性价值受股票流动性水平、股票市场流动性水平以及股票交易数量影响。     

Trade-size clustering and price efficiency

Using a sample of 26 market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if trade-size clustering affects price efficiency.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more clustering trades are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resemblance of a random walk, less pricing errors, and shorter price delays. Moreover, we examine thre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o explain how clustering improves efficiency. First, we show that clustering trades are informative,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 that stealth traders leverage such tactics to convey private information to prices. Second, we discover that clustering trades are positively related to investor attention (stock liquidity), implying that informed clustering trades happen at the presence of enormous uninformed investors. High attention and liquid markets help reduce the trading friction, thereby prompting quick price adjustments to private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 stealth trading.     

中国股市非系统风险被定价的实证研究

以Campbell模型为基础,建立预测回归方程,利用1995至2005年沪、深两市的数据,从宏观角度研究中国股票市场非系统风险对市场超额收益率的预测关系。实证结果表明,非系统风险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预测能力;在控制流动性效应后,结果具有稳健性;非预期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而系统风险和预期市场流动性对市场超额收益率没有预测能力。这些结果表明非系统风险被定价,同时也可以为中国股票市场机构投资者热衷集中持股现象做出理论解释。     

Accounting Quality,Liquidity Risk,and Post‐Earnings‐Announcement Drift

Recent microstructure research finds that liquidity risk, in particular its information compon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xplaining the post‐earnings‐announcement drift (PEAD). We decompose liquidity risk into an accounting‐associated component and a nonaccounting‐associated component and examine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in explaining PEAD. Our research is motivated by recent findings that liquidity risk is a systematic risk and earnings quality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liquidity risk. We find that the accounting‐associated component is more strongly related to PEAD returns than is its nonaccounting‐associated counterpart. Further analyses reveal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associated liquidity risk and PEAD returns is weaker for firms with greater analyst following. We also find that in a significant market downturn, the relation between accounting‐associated liquidity risk and PEAD returns becomes more pronounced. Our study is the first to document a liquidity risk‐based role of accounting quality in explaining the PEAD phenomenon. It parses out the PEAD risk premia associated with accounting versus nonaccounting sources and, by so doing, sheds light on the role of accounting quality in shaping the liquidity risk‐PEAD returns relation.     

投资者结构与股价波动关系——基于理论的思考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机构投资者可以稳定股市。本文从更广的视角研究了投资者结构与股价波动的关系。本文结论如下：（1）在市场产品机构、交易制度和规则体系等要素给定的情况下，股价波动是投资者结构参数的函数。（2）机构投资者与稳定股市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在市场的产品结构和交易制度等要素给定的情况下．不同的投资者结构中机构投资者比例的增加既可以增加股价波动，也可以减少股价波动。（3）在一些投资者结构中，股价波动反而随着理性机构投资者比例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在投资者结构中其他参数相同的情况下，理，比机构投资者的比例过多或过少均有可能增加波动。（4）即使在上市公司不分红且没有重大利好消息支持股价的情况下，在一定的投资者结构中，机构投资者仍能通过买入来制造股价波动。并从中获利。但这种策略能够成功依赖于市场中其他类型投资者的结构。（5）适度的羊群行为会使股价波动最小，而过强或者过弱的羊群行为都使股价波动增加。     

证券发行管制与噪声交易者的生存与繁荣

本文结合中国股票市场实际,分析了证券发行管制对噪声交易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1)证券发行管制保护了噪声交易者利益,削弱了一级市场发行方的套利力量,创造了噪声交易者的生存空间,推动了噪声交易者对价值投资人的驱逐和同化,使噪声交易者主导市场;(2)改善投资人结构和增加大盘兰筹股是实现中国股市“发展、规范与市场承受能力高度统一”、以及股票价格向价值平稳回归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