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学术思潮嬗变

虽然在九十年代之韧,暗合市场经济大湘及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需要,“后现代性”的论调尘嚣一时,但时过境迁,“后现代性”之倡扬毕竟无法抹击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事实,现代性始终是中国社会和知识界悬而未决的问题。于是,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再度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焦点．并且．在九十年代末新的现实语境下．现代性呈现出多面复杂的样态。     

浅论利奥塔和他的后现代性

正是利奥塔把"post-modernity"一词引入了法国的学术界,从而引起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他怀疑现代性的元叙事并认为元叙事的合法性已经动摇,因此提出了人类必须通过一些包括民主政治和文化多样性以及承载异议这样一些手段来完成人类解放的宏伟蓝图,以此而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利奥塔的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再书写,目的就在于提醒我们避免去犯历史以前所发生的错误.     

齐格蒙特·鲍曼的现代性社会理论述评

鲍曼是从一个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现代性社会理论家的。鲍曼认为秩序是现代性的首要追求,矛盾性与秩序追求如影随形,现代性是大屠杀的必要条件。后现代性是鲍曼审视现代性的外在视角。鲍曼放弃后现代性概念后,提出用流动的现代性概念描述当代社会及其主要现象:全球化、消费主义和个体化。鲍曼的社会理论是文化与社会的批判,充满了人文关怀。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

从唯心辩证法到唯物辨证法，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以及后殖民主义，任何一套有影响的话语体系都是充满着怀疑和争议的。现代性作为哈贝马斯所谓的“未竞的事业”并没有被一种貌似中庸的开放性的结论掩盖其本身独特的思辨魅力，而恰恰显示出了现代性诸多命题的复杂性和深刻性。本文旨在通过对现代性中若干问题的浅探，力图找出现代性论证的根源，进而联系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现代性的境遇，从反思的角度对中国现代性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秩序与自由——鲍曼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

齐格蒙特·鲍曼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最为著名的社会哲学理论家之一。现代性疯狂追求秩序而与混乱、矛盾性共生,两者的对立与互补构成了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后现代性仅仅是我们反思和警惕现代性灾难的理论视角而远非真正自由之路。鲍曼的独到深刻之分析,对于我们今天由传统向现代转型,颇具启发和警醒意义。     

从《规训与惩罚》浅析规训权力

后现代思想家们以一种批判的态度看待现代文明的进步,他们揭露现代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抨击现代性所造成的种种过错.后现代性反对社会的一致化观点,而主张看待社会的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观点.作为后现代理论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福柯以一种边缘化的视角观察社会,观察权力的运作,他从后现代的思维角度来解释现代的弊病.     

进出现代性:亚洲立场的有与无

现代性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普遍性。普遍性不能具体定义,因而必须透过与封建落后的特殊对象相对立,才能得到间接的呈现。由于现代性将特殊对象一律视为有待改造的异己,因而带来压迫。后现代性为了抗拒压迫,主张这些异己各有其主体性,形成文化多元,不受现代性的普遍主义所束缚。矛盾的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纵有万端差别,却都属于以对象为导向的论述,只是前者贬抑之,后者颂扬之。相对于此,东方哲学没有采取以对象为导向的论述,而是采取了反求诸己的自我认识方法。作者讨论了西田几多郎的无的场所和竹内好的亚洲方法,并以后殖民钟的比喻来处理东西方自我认识方法的轮流出现。     

文化大众化与后现代文化特征简析

文章主要论述了文化大众化的形成及其与后现代文化的关联。认为文化大众化是西方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西方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文化发展自推力的产物。大众文化又与后现代文化有着密切的互文关系,这是源于后现代性具有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特性。     

中国现代性弊端与现代化路径探索——基于后现代主义视角

后现代理论盛行于20世纪中期的二战结束后,其任务是对现代性的解构和超越.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建设国家,现代化历程必然与西方现代化过程在某些方面有所契合.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迈入新的时期,现代化转型面临着新的契机.鉴于西方发展模式在前,在新时期继续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借鉴后现代思维,占据理论高地,是指引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方式.     

后现代教育学视野下的中国音乐教育学

后现代教育学的出现,为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的建构奠定了教育学的基础。后现代教育学与后现代哲学文化思潮一致对教育的＂现代性＂进行了反思,出现了对教育现代性的结构与后现代的建构。由此,以西方传统音乐学和传统教育学为基础的现代音乐教育学也面临挑战。     

当代中国的青年文化参与探析

青年文化是隶属于社会主流文化系统之下的青年亚文化,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产物,是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文化系统。其具有代际性、创造性、独立性、叛逆性和后现代性的特点。青年受教育、留学以及快餐文化是当代我国青年文化参与的主要体现。     

科学发展观视野的重庆实践

重庆实践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表述。重庆通过以民生发展为动力和目标,多层次推动以民为本和认识、满足公众价值,破解了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双重人格难题。重庆实践深化了对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的认识,重新定义了现代性,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能力优势。重庆提出的民生幸福指数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通过推销中国模式、重庆实践,向世界清晰地传达了中国的理念和奋斗目标。科学发展观重庆实践产生的新经验,将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性批判与革新

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丰厚的民族传统文化,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今天,我们站在现代化的角度,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进行理性分析,并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对其进行现代性批判与革新,将其结构要素置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南京临时政府警政探究

中华民国无论从其当初的国号所蕴含的博大精深并极具有现代性的内涵和它本身应该肩负的历史任务来看,还是从无数志士仁人对它的制度设计和发展期待来看,民主、共和、宪政、法治等都是它题中应有之义,代议制、选举制、政党制、权力分立和制衡制都是它应有的体制形式。民国法制史研究,警察制度是重要表现之一,反映了中国近代法制的进程,通过近代警政制度方面的研究,可以直射出历史的进步。     

现代性与俄罗斯的“反乌托邦”文学——以扎米亚京的《我们》为中心

20世纪初,在俄罗斯兴起的＂反乌托邦＂文学,是对人类延续了千年之久的＂乌托邦＂梦想的解构与颠覆。它的出现,既是＂现代化＂发展的结果,又是对＂现代化＂的反思,在批判＂现代化＂危害的同时,更有对＂现代化＂特征的复归,这一点,在＂反乌托邦＂文学著作《我们》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破解我们时代危机之道——施特劳斯对古典政治哲学的追寻

施特劳斯通过对最重大的时代问题——"现代性危机"的分析,指出这种危机是由于古典政治哲学的衰落,从而逐步的构建其古典政治哲学的理论,并以此来破解我们时代的危机。本文将依据施特劳斯的思路来研究现代危机的现象,并剖析现代性的危机的深刻根源,以及寻求古典哲学来对此破解的方法。     

生态社会主义:走向全球普遍主义抑或复合现代性(英文)

生态社会主义的出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反生态本性的强烈批判与积极回应,力图通过多种途径克服生态危机。从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内在特性来看,生态社会主义不能走向全球的普遍主义而只能走向复合现代性。     

当代中国收入分化的现状及主要原因

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着一些现代性问题的困扰,其中,贫富分化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整体提升,但也出现了结构上的分化。造成贫富差距的原因是复杂多重的。其中,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城乡资源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垄断行业的存在则使得资源在少部分群体中集聚,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此外,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没能充分发挥其调节作用,使得部分底层群体无法解决温饱问题,造成"极贫"群体的出现。值得关注的是,单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在住房制度改革后又获得福利性住房,住房不公平由此产生财产不公平。国家对于不断拉大的收入差距主要采取宏观政策加以调控,改革财税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同时进行,但这并不能因此改变由城乡二元体制和垄断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因而只能起到局部调节收入差距的效果,不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     

“组织时代”的无奈——从复旦“黄山门”事件说开去

":黄山门"事件凸显了"组织时代"的大学教育困境以及时代的功利化特质。在传统道德和现代性、全球化语境的夹缝中,构建"网络组织",希求获得一种新型的组织与个人的二元关系。     

2014的动人瞬间

时光流转，又是一年。冬日的济南并不十分寒冷，这是一个暖冬。但冬天毕竟来了，赶走了雾霾。天蓝得透明，让人有张开双臂狂奔的冲动。奔跑之后是驻足。2014的时针慢慢划向尾声，时间慢下来了，大地一片安静。我们静静地打望这个世界，回味过去的时光，品味这座城市。这是一座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城市，四面八方的人在这里生息，无数人的人来到这里又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