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与农村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基于AF方法的贫困测度与分解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和2016四次调查数据,基于Alkire和Foster(2011)提出的AF方法测算了农村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并进一步通过贫困分解的方式考察了人口老龄化对农村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地区老年人口的多维贫困程度要甚于农村总体的多维贫困,并且老年人多维贫困的改善主要源自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而非贫困程度的改善;教育和就业两个维度的剥夺对于农村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最高,其中教育维度的剥夺对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率有所上升,但就业维度剥夺的贡献率则有所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部分抵消了老年人多维贫困减缓幅度,并且对农村总体多维贫困变化产生了负面影响。     

儿童长期多维贫困、动态性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 2000-2011年的连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多维贫困理论和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反映儿童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贫困持续时间的长期多维贫困指数,并从动态视角分析了中国儿童的跨期贫困状况、城乡差异及其致贫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当贫困临界值为0.3,贫困持续期为3期时,全国49.55％的儿童陷入长期多维贫困,且农村长期多维贫困的儿童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和城市地区;在儿童多维贫困的4个维度、11个指标中,儿童入学、家庭照顾、时间自由和信息获取在不同持续期内对儿童多维贫困的综合贡献度超过70％.在影响儿童长期多维贫困的4个维度、11个指标中,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态、家庭人口数、社会关系、家庭收入以及区位因素对儿童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     

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动态研究

本文从收入流动性视角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在不同收入组之间，最贫困家庭和最富裕家庭的稳定性更强；贫困农户的流动性则较低，前两个等级的贫困农户均有约一半保持了贫困状态；在流动的质量方面，较贫困家庭更多地向上流动，而边缘家庭和准富裕家庭更多地向下流动，农户整体向下流动的比率高于向上流动的比率。     

我国边境县贫困问题研究

我国边境地区贫困问题是减贫工作的关键环节。基于2006年和2010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的大样本农户数据,本文对边境县的基本状况、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描述分析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边境贫困县家庭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健康问题突出且呈恶化趋势,非农就业比例低于内陆贫困县,但增长速度快于内陆县。按照新、旧两条国家贫困线标准计算,边境贫困县2010年的贫困状况比2006年有所好转,但其贫困状况仍比内陆县家庭严重。边境县家庭2006年多维贫困状况比内陆县家庭严重,2010年边境县家庭的多维贫困情况有所好转。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脱贫的影响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针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减贫效应，从贫困缓解论、贫困加剧论以及不确定论三方面进行概述，重点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通过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和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收入维度上对农村贫困具有一定减缓作用，但同时，受农村劳动力过量流失的影响，外出务工在农户生活照料及社会保障等多维贫困上并未表现出显著作用，甚至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应把握好劳动力外出之度，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加强对农村留守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实现多维脱贫、乡村繁荣。     

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创业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农户创业减贫效应的短期和长期表现,识别不同行为主体创业行为的减贫效果差异,并给出了农户创业实现贫困减缓的前置条件。研究表明: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集中于短期,但由于贫困主体禀赋难以与创业的要素和技能需求形成有效匹配,由之带来的贫困农户创业风险增强了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的组间异质性,非贫困户创业行为创业绩效更好,减贫溢出效应显著,该结论解释了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差别授信信贷政策的户贷企用和套利现象,鼓励创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应思考扶持谁创业更有助于长期减贫的问题。此外,受教育程度、信贷支持和家庭结构是实现创业减贫的重要前置条件。     

农村贫困文献回顾

本文从贫困的识别、影响贫困的因素和评价方法三个方面,对农村贫困问题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就贫困的识别而言,探讨了贫困从单维到多维的转变过程,着重分析能力贫困的重要性。就影响因素方面而言,选择更符合贵州省实际情况的因素进行分析。在评价方法上,选择数据包络分析法分析贵州省贫困问题。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深度贫困区小额信贷精准扶贫实践困境分析——基于多维贫困的视角

当前扶贫工作进入脱贫攻坚阶段,贫困户基本集中在深度贫困区,贫困特点表现为复杂性和多维性,扶贫小额信贷是精准扶贫的重要手段,从多维性贫困角度进行分析深度贫困区贫困人口的贫困特征,从深层次剖析小额信贷在深度贫困区进行扶贫实践中的困境,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信贷扶贫对策建议,以供扶贫工作及政策制度者提供意见参考。     

基于分组收入数据视角贫困深度测算方法研究

本文基于收入分布函数一个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个衡量贫困程度和规模的指标"贫困深度",并给出了具体的测算方法,利用该方法能够较为准确地计算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的贫困程度和贫困发生率,这能够为相关部门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个科学合理的参考依据。     

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村贫困和减贫

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村贫困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对农村脱贫兼具正反_两种效应。总体上讲,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村摆脱贫困的影响是利大于弊：农民会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使其尽快摆脱贫困;加快了城市化进程。而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贸易自由化对其的影响多是负的。应正视贸易自由化与我国农村贫困的关系,着眼于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农业发展的长远利益,适时适宜制定贸易自由化条件下我国农村减贫的对策,加快农村减贫的进程。其对策是：建立农民的政治和经济参与制度;支持广大农户多元化的创收活动;改革和完善农村的金融服务市场;增加对农业的科学技术知识投入;加大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和向城市迁移。     

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

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是改善农村贫困,抑或恶化农村贫困?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较大.采用中国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这一问题.     

人口迁移与农村贫困

工业化过程中的人口迁移,是改善农村贫困,抑或恶化农村贫困?世界各国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较大。采用中国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了这一问题。     

贫困线调整与贫困发生率比较问题研究评析

贫困线设定及其调整是否合理、贫困发生率是否可以跨时跨地比较,这是扶贫理论研究与实践中两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性问题。本文归纳了因计算方案和贫困线调整导致贫困发生率不可比的主要问题,包括由于消费支出定义外延不一致、调查回顾期限不一致、地区差异、时点不同等,相应地总结梳理了目前解决这类问题的经验与方法,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并提出解决类似问题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Poverty,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The 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for Development Planning (CDP) in its annual report 1992 will addre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as a kind of input to the discussion that led to and will ensue from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 We have asked Professor Udo E. Simonis, a member of the CDP and chairman of a respective working group, to summarize the main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that report.     

Business Strategy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Currently, entrepreneurs and corporations overwhelmingly do not view the alleviation of global poverty as a strategic priority. Yet business activity can have a negative as well as a positive effect on each distinctive form of poverty. In order to reduce poverty, entrepreneurs have to find ways of limiting the negative aspects. This might be achieved by deliberately augmenting strategies so that they can achieve a synthesis, in partnership with governments and NGO’s. Alan E. Singer is a reader in strategy at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He was the 2004/5 Aram chair of Business Ethics at Gonzaga. He is author of Strategy as Rationality (Avebury), Co editor (with Pat Werhane) of Business Eth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Kluwer) and editor of Business Ethics and Strategy (Ashgate, forthcoming). He has written journal articles on many aspects of strategy and decision making and has served on the editorial boards of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to 2003), Human Systems Manage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frica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and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Policy.     

福利与贫困——贫困的内涵及其概念基础的演变

困与贫困治理一直是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经济学家将贫困问题研究归于福利问题研究,即研究社会的福利水平与分配。当前对贫困的研究正步入一个新的阶段,贫困的内涵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一发展改变的仅是传统评价个人福利和贫困状况的思路,很多问题还处于不断争论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