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贸易争端解决的特点及改进

自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以来,对中国、东盟双方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有重大意义,东盟众成员国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对促进我国对外开放与西南部发展有现实意义,从而决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在经济、政治上对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章在总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现有的争端解决特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完善的建议。     

中国与东盟国家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比较和提升的对策建议

本文分析了中国、东盟各国运输服务贸易的现状,比较了双方的竞争力,认为中国与东盟各国运输服务贸易的竞争力都较弱,我国虽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员国中运输服务贸易的规模和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但其贸易竞争力仍不如东盟部分国家。最后,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新加坡的经验,提出从国际、国家、企业等不同层面上采取措施促进中国运输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一带一路"背景下,东盟十国是我国在东南亚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否促进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行了ADF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是推动我国产业升级的原因,但是该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     

CAFTA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多年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中国农产品贸易产生的影响极其深远,其正面与负面影响值得我们深层次探讨,并提出相应对策,从而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发展比较研究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取得了迅速、全面、深入的发展,而日本在与东盟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宣言》后,也正式启动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发展进程、贸易发展情况,通过分析中国和日本各自与东盟开展自由贸易的不同战略考虑、不同结果,得出有利于更好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影响

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到2013年已有十一年时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我国人民币区域化具有重大作用。本文通过分析人民币在东盟区域化的贸易基础,研究其对人民币区域化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影响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因素分析

从2002年11月,东盟和中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到2005年7月执行《货物贸易协定》,实施全面降税。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经建设成为继欧盟和拉美自由贸易区后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与此同时,我国和东盟各国的贸易得到迅速发展,双边产业内贸易的份额在不断增加。利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分析了中国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并提出加快双方产业内贸易发展的有效措施,如加强政府的作用、改善产业结构、强化差异化产品的创造、重视双方的投资等等。     

警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的区内壁垒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各种新型贸易壁垒层出不穷。笔者通过日常签证工作中积累的案例,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隐性壁垒作用,说明即使一国答应给予另一国优惠待遇,仍可通过原产地规则筑起新的市场准入壁垒。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及其原产地规则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商谈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也是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东盟有10个成员国: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柬埔寨、老挝、缅甸和越南,其中,前6个国家是东盟的老成员,经济相对发达;后4个国家是东盟新成员。目前,东盟是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2002年11月4日,我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与环境协调的制度建设——借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经验

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传统冲突只有依靠各国之间的合作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在区域性的经济与环境合作中,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在环境与贸易协调的制度建设与实践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借鉴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之经验,加强成员国间的沟通和合作,构建符合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及各成员国的贸易与环境协调的区域制度。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的红河州对越贸易研究

2002年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对发展中国与东盟国家友好关系和经贸合作有极大的推动作用。红河州由于独特的地缘条件,在对越贸易方面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有利于红河州建设成为通向东南亚的国际大通道,有利于推动红河州乃至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本文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的红河州对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进一步为红河州对外贸易及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决策依据。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发展思考

服务贸易是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2007年1月14日中国与东盟10国《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正式宣告了双方服务贸易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影响研究——基于关税同盟理论的思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首先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接着从双边贸易现状出发,深入探讨了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提出了一些扩大双边贸易的合理化建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与柳州市外贸发展

本文在阐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可能对柳州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对柳州进出口贸易增长产生了负向溢出效应。对此,柳州应提升与东盟国家同构性产业(产品)的竞争力,加强口岸与电子口岸信息平台建设,拓宽融资渠道,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巩固已有市场,深化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双边贸易影响研究——基于关税同盟理论的思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首先分析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背景,接着从双边贸易现状出发,深入探讨了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和社会福利效应,提出了一些扩大双边贸易的合理化建议。     

经济纵横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原产地规则” 《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规定,中国与东盟将制订原产地规则和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争端解决机制等贸易规则,以保证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常运转。在确定商品原产地符合中国与东盟广泛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协议制定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共13条规则)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签证核查程序》(共23条规则)。原产地规则的特点如下: 证书的签署机构必须是官方机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地证规则规定,持有出口缔约方政府机构签署原产地证明的产品才可以享受优惠待遇。这表明了各缔约国对于享受优惠税率产品的证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基于三阶段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为视角,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以1995~2011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和其他十个参考国家的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显著促进了中国与东盟的进出口,具有比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与非东盟国家的进出口影响有限,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因此,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具有显著为正的贸易效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更加有利于东盟国家。     

推动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对策思考

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的签署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同时对于双方服务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寻求推动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的对策,以期推动双方服务贸易的发展。     

中国—东盟区域贸易发展实证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

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往来密切,从实证角度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贸易的依赖程度,贸易增长的物质源泉,以及贸易的增长潜力。利用贸易结合度指标分析贸易的依赖程度。通过经常市场份额模型分析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增长的物质源泉,并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东盟贸易区的增长状况。最后得出中国应当抓住与东盟区域贸易深化发展的契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契机,努力提升对东盟出口的产品的竞争力,实现出口方式转变。     

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后危机时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有国际贸易环境得到改善、双方共同抵御贸易保护、东亚区域合作加强等利好方面,也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双方竞争加剧以及贸易风险加大等不利因素。我国要抓住合作机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实现双方的互利共赢。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效应分析

本文在比较分析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和各国产业内贸易平均水平基础上,运用GL指数对各产业的贸易数据进行计算分析,揭示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发展状况。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区位地理优势、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等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别从企业和政府两方面对中国—东盟自贸区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相应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