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集聚、市场一体化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税收竞争理论,利用2002-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通过引入不同空间权重因素对经济集聚与地区策略性税收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没有对集聚租进行征税,经济集聚降低了地区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基于交互项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地区经济集聚能对地方政府税收竞争行为起到缓解作用.进一步地,本文发现中国市场一体化的推进可促进地区经济集聚,最终产生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的中心-外围均衡而非对称性分布均衡,从而对地区间“竞争到底”的竞次行为起到缓解作用.但上述经济集聚削弱地区间税收竞争的关系仅在外资企业中成立,地方政府针对内资企业展开的税收竞争显著低于外资企业税收竞争的程度.     

环境管制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首先将我国东部省域工业产业结构纳入环境管制评价之中,更真实地评价了东部各省市历年的环境管制强度,然后分别使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估计的方法,分析了环境管制对东部各省市历年新增FDI和新增外资企业数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宽松的环境管制不是东部地区吸引FDI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仍然是东部地区吸引FDI的主要因素;环境管制与外资企业数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环境管制主要对外资企业选址产生较大的影响.     

环境管制、环境效率与FDI——基于成本视角分析

环境管制和环境效率均从成本角度影响着FDI的流向,前者通过直接增加外资企业成本,降低投资东道国的环境成本优势,引致FDI外流;后者则直接通过减少非期望产出从而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的环境成本优势。此外环境效率还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影响地区环境管制的强度,进而促使环境管制程度降低,间接影响FDI。本文试图在理论层面证明环境成本是决定外资企业是否转移的重要原因,从经验层面研究环境管制、环境效率对FDI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表明: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的加强对FDI表现为消极影响,而环境效率提高则有利于吸引FDI;从间接效应上看,环境效率的提高通过降低环境管制强度间接有利于FDI流入,而这一效用以OLS、FGLS、FE和GMM等四种方法估计分别为0.03%,0.04%,0.04%和0.02%。     

政府间环境事权划分与污染治理——基于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的研究北大核心

环境事权的过度下沉,导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激励不相容、“逐底竞赛”和跨界污染问题。为此,2016年起,我国逐步实施了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尝试通过上收环境事权来优化地方环保治理。本文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省以下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对污染治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改革显著降低了地区空气污染水平。机制分析显示,环保机构垂直化改革显著提高了地区环境规制力度和企业环保投资水平。同时本文也发现,在经济发展压力较大的地区,改革效果较不明显,表明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措施,打破地方政府对环保部门执法监管的行政干预。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间事权划分改革的启示是,难以激励相容、受益范围大的事权,应适当上收;信息复杂度较高的事权,可适当下沉。     

长江三角洲区域空气污染的管制问题浅析

随着长江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步伐的加快，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发展导致空气质量持续恶化。抑制大气污染物的排放、推动空气质量的改善。是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中亟待治理的重大问题。本文初步探讨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和企业排污的博弈关系，并将声誉成本和政治成本等非物质成本都考虑在内。最后，本文对长三角地区各政府环境管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非意图的结果：环保税率省际差异与污染企业迁移策略

2018年起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赋予了地方政府制定本地环保税率的自主裁量权，省际的梯度税率格局可能引起企业策略性迁移行为，从而产生政策非意图的结果。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地区间环保税率差异与污染企业跨区迁移的关系，证实了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污染企业区际迁移的关键驱动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异地投资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环保税率省际差异对污染企业跨区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税率地区差异致使污染企业倾向于选择“避高就低”的迁移策略，在相对税率较低的地区设立更多异地子公司。这一现象在重污染行业及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企业更为明显，且跨区迁移呈现寻求更优市场环境和就近迁移的方向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税率差异下的跨区迁移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企业利润，但削弱了企业短期内绿色创新的积极性，同时造成污染转移。本文研究揭示了环保税改革可能引发的政策非意图结果，为全面评估和把握当前环保税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提供了现实证据，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和理解环保税率差异对企业策略性行为的影响，而且也为中国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及有的放矢地协调地区间环境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政治周期、选择性环境管制与环境绩效

本文基于政治经济周期模型和整体博奔方法,对我国地方官员在环境管制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分析和实证研究.分析认为,在晋升锦标赛和现行激励体制下,地方官员在环境管制方面偏好于选择性执行,并且中央政府无法对地方官员机会主义的整体博弈行为进行处罚,因而表现出环境管制的政治周期特征.结果表明,我国"两会"召开周期与能耗强度的周期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政治周期对能耗强度的降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浅析国际贸易对国际物流成本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物流企业不断增加,在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产业分工,劳动力不断提炼,物流行业渐渐伸展着产业链,使企业在对成本费用的注意力逐步由生产区域到流通领域中。对于国际物流成本,本文中对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总结,按照国际物流成本的控制分析,控制国际性企业物流成本,对国际行业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管制国际性企业物流成本的措施。     

我国适用自愿环境协议的合理性探讨

环境支付能力在产业界内部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我国环境立法“失灵”的局面.以一体遵行为要件的法律法规不足以满足我国环境管制的现实需要.相反,根据具体行业或企业的不同情况度身定制相应环境政策的自愿环境协议在挖掘和利用分散于各行各业的资源环境保护潜能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应在环境管制实务中充分发挥其提升社会环境绩效、降低行政成本、替代立法管制的功能.文章首先分析了环境立法及其“失灵”,以及自愿环境协议对我国的特殊意义,并探讨了自愿环境协议在我国的功能定位.     

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企业环保博弈分析

目前,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环境问题严重,亟待解决。运用进化博弈理论并建立草原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复制动态模型,可以深入分析开采企业间、开采企业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以解决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问题。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开采企业治理环境与复田概率与成本负相关,与政府拨款、新闻媒体的宣传作用带来的收益、政府监督的概率、罚金正相关;地方政府监督开采企业的概率与成本负相关。     

环境管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把环境管制作为主要影响因素,研究了外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内在机制。利用2003年-2006年我国192个城市的数据,通过建立Panel Data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管制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管制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不均的原因,环境管制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负效应,且这种负效应在中西部地区大于东部地区。     

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变更影响因素分析

当今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竞争和诸多行业管制的取消等新的市场条件,与不断创新的内部组织结构相适应.这些方面的发展使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越采越大.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管理决策与控制的风险,深刻地影响了企业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的实践活动.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是企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介绍了管理会计与控制系统构建与变更,重点对变更的权变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橡讨.     

环境管制会影响公司绩效吗?——以中国6大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例

本文选取极具代表性的中国6大水污染密集型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环境管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环境管制并没有降低水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经济绩效,除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外,环境管制对其他5大行业的经济绩效都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环境管制对国有控股企业绩效的影响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高于东部地区企业。针对不同性质的水污染密集型行业,实行差异化环境管制政策可以提升公司价值,公开透明的政策信息可以减少非国有控股企业规制成本,适度控制企业规模、分散股权更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     

基于我国投资环境的变化韩国企业的应对方案

面对我国“两免三减半”的废除、绿色环境管制、工资上涨等投资环境的变化，外资企业的应对策略也纷纷出台。其中韩国企业应对市场变化的能力值得借鉴。     

银行业放松管制和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

利用银监会网站所提供的城市层面银行机构数据,探讨了银行业结构性改革中的银行管制放松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业放松管制会提高企业的出口概率及出口额,且这种作用在金融脆弱度越高的行业越明显;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银行业放松管制对高生产率企业、小规模企业、东西部地区企业的出口促进作用更强。银行业放松管制提高了银行的金融配置效率,推动了地方金融发展,有助于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企业出口发展。     

企业成本管理中的问题及对策探究——以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当前企业的竞争愈发激烈。企业想要在如此激烈的环境中生存,必须要能抵挡大量涌入的外资企业的冲击,还有国内同行之间的挑战。因此,企业成本控制成为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为例,阐述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分析海螺水泥公司在成本管理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旨在为我国企业成本管理实际工作提供参考。     

外资企业项目成本管理问题及对策探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地深入,资本在全球市场快速流动,伴随市场不断地整合,企业生存的环境在持续发生变化,为了保持竞争优势,集团企业要适时调整自身的经营管理战略,实现降本增效。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外资企业在华投资项目日益增多。本文基于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项目成本管理展开论述,分析研究项目成本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有针对性的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以供参考。     

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谁承担了环境治理的成本

环境规制的“双重红利”被大多数学者肯定，但是环境规制的收入分配效应却较少有文献提及。本文将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作为一个准自然实验，利用三重差分法研究了市场型环境规制对要素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环境治理的成本主要由高污染行业的劳动者所承担，环境保护税改革虽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和环保投资，但同时也会增加企业创新投资的不确定性和降低企业的流动性，进而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在劳动要素的调整成本较小且流动性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企业会通过降低劳动者报酬的方式将资本成本的上升转嫁给劳动者，导致劳动-资本要素价格比和劳动要素收入占比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劳动者议价能力越大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小；在盈利能力越强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大；在劳动力越密集的企业，转嫁程度越大。本文的结论表明，提高劳动要素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流动性、畅通劳动要素市场，有助于实现环境规制的“三重红利”,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贸易成本、技术选择和外资出口企业转型——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视角

外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中占大多数.通过将异质性外资企业的转型决策引入标准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本文从贸易成本角度阐释了异质性外商投资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机制,模型表明:过度的可变贸易成本补贴会减小低效率企业转型激励,而适度的研发补贴却能鼓励外资企业转型升级.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研究发现,在控制了企业资本劳动比的情形下,外资出口企业中出口密集度较大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以及投资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企业技术水平较低.通过支付更多的固定成本,外资企业能够通过使用高端技术进行出口转型.该检验结果与模型预测保持一致.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应该控制对外资出口企业的可变成本优惠,补贴外资出口企业的固定研发成本,培育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以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辅助外资出口企业转型.     

环境规制分权与治理成本在政府间分担的分析

本文探讨了混合治理结构下我国现有的环境治理成本在各层级政府之间的分担方式,分析中央政府分担支出的必要性,指出地方财力与环境职能之间的不匹配性以及地方环保部门的独立性问题,指出我国环境执行成本在分担方式上改革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