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同时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但缓解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受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影响,投资于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     

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跨国并购还是绿地投资

本文在Manova(2008)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投资方式,发现融资能力强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跨国并购,于是运用2003—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中发生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的企业数据,实证检验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结果表明:融资约束低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更大,融资约束相对较高的企业则选择绿地投资,具体表现为融资约束降低1%,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将增加2.51%;在不同投资动机下,融资约束的影响有所差异,在商贸服务和生产型投资动机下,融资约束低的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概率更大,而技术研发动机下,融资约束则不影响投资模式选择。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了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后,发现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加快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进一步增强自身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融资约束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探明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化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此背景下从微观企业角度研究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构建理论框架阐明融资约束的提升会制约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但是会逆向促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的浙江省企业数据在微观上验证了理论推论。进一步地,分样本数据回归表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重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受融资约束制约,而非国有企业、非外资企业和轻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融资约束影响明显。此外,文章通过零膨胀回归和排序数据回归发现较低（高）的融资约束增加了劳动（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并加快其投资决策时间,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影响机制一致。     

高管网络能否缓解企业跨国并购面临的融资约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文章将社会资本的视角引入跨国并购研究。利用A股上市公司在2004—2014年期间发起的跨国并购交易和高管网络数据,探讨了在中国的情境下,融资约束与跨国并购交易的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上分析了以政治关联、金融关联和海外关联为代表的企业高管社会网络对企业在跨国并购中面临的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我国上市企业的跨国并购能力受融资约束的阻碍和制约。这个影响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的行业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2)企业高管的政治关联和海外关联对企业跨国并购能力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并不能缓解跨国并购中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而金融关联则有助于缓解企业跨国并购的融资约束。本文的研究为理解非正式制度比如社会关系网络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直接证据。     

加强融资创新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由于所处的阶段、目前的规模、采用的方式以及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现状,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临融资困难、融资方式单一等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现状,通过对比西方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融资方式、支付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做法,找出自身的不足和发展的方向。文章最后从投资企业、金融企业、市场开放、政策支持等角度提出建议,鼓励融资创新,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加强融资创新 促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近年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但由于所处的阶段、目前的规模、采用的方式以及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现状,使对外直接投资企业面临融资困难、融资方式单一等问题。文章分析了当前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现状,通过对比西方跨国公司在投资方式、融资方式、支付方式、资金来源等方面的做法,找出自身的不足和发展的方向。文章最后从投资企业、金融企业、市场开放、政策支持等角度提出建议,鼓励融资创新,以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     

探究融资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

本文基于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发展情况,对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分别从不同地区、产权、行业角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越小的企业投资效率越高,中西部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对投资效率的提高作用更明显。     

产业政策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产业政策的扶持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本文使用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微观层面研究了产业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鼓励性产业政策显著促进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市场竞争环境、外部金融依赖度以及企业生命周期阶段均会影响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鼓励性产业政策主要通过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融资约束的缓解会促进企业选择跨国并购,而研发投入的增加则促进企业选择绿地投资;此外,产业政策对企业投资模式的影响还受到东道国国际投资保护程度的显著影响.     

企业金融投资是否可以缓解融资约束

本文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运用最小二乘法构建经济计量模型,来探究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对融资约束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实体企业总体上受到融资约束的影响较为严重。企业进行金融投资对于融资约束起到了缓解作用,促进了企业业绩的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投资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与企业的规模大小有着正相关关系。该研究从微观经济层面为企业通过金融投资能够缓解融资约束提供了参考经验和理论支持,对于企业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有借鉴意义,对于政府引导企业进行适度金融投资也有着一定的参考。     

资本品进口与融资约束——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2004~2006年17万余个制造业企业大样本平行数据,从微观层面验证了企业融资状况对资本品进口的影响效果。研究表明:企业资本品进口决策与企业融资约束状况密切相关,流动性越高和负债率越低的企业进口资本品的概率越大;融资约束对企业资本品进口来源国的选择行为构成限制,从而也对进口资本品的技术档次构成限制。促进先进技术设备进口的贸易政策需要与金融政策相协调,通过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将推动企业进口先进技术设备,进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并促进经济增长。     

融资约束、商业信用与出口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基于贸易上游度视角的实证研究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融资约束是决定企业是否出口的重要因素。在全球分工日益细化、生产环节高度碎片化的新型生产网络中,中国企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是否受到普遍存在的融资约束影响呢?为回答这一问题,借鉴Antràs et al.(2012)行业上游度计算方法,测算了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进口和净出口上游度,确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同时,从企业融资能力、行业融资需求和地区金融发展构建融资约束指标,并利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实证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融资约束确实影响了出口企业的分工方式,限制了企业利用国内资源延长国内生产链条的努力;在企业整体存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商业信用对企业生产活动的融资起到了积极作用,即促进了企业分工地位的提高;融资约束对出口企业国内生产环节的制约主要体现在长期资金方面,即通过限制企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大,进而使用进口中间品代替国内生产产品。     

外商直接投资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2010—2014年五年期间所有的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的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中国民营企业是否存在融资约束;如果存在融资约束,随着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能否起到正面的作用。研究发现,我国的民营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问题,而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引入能够有效地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同时,上海自贸区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将会呈现显著的增长及繁荣趋势,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起到积极作用。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融资异质性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模式选择?

在金融发展滞后的国家或地区,融资异质性已成为制约制造业企业从技术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2012年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企业融资约束与融资结构的异质性特征对创新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从融资约束异质性来看,较强的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企业自主创新模式选择,迫使企业选择模仿创新。从融资结构异质性来看,内源融资对企业自主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模仿创新更强,而债权融资的抑制作用也相对更强;股权投资对企业自主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不利于企业模仿创新;非正规金融会抑制企业的自主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研发投入强度较高或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企业,其自主创新受到融资约束的负向影响更大,且更依赖于内源融资与股权融资,而受到债权融资与非正规金融的抑制作用也更明显。因此,需要进一步缓解企业创新的融资约束,扩大企业股权融资占比,降低债权融资与非正规金融占比,促进企业自主创新模式选择。     

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战略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的融资战略是跨国经营战略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融资成本的高低不仅影响国外企业的经营成本、影响企业的竞争力,还影响海外企业的风险水平和进一步融资的能力。发达国家跨国经营的融资战略一般都以融资成本最低,融资风险最小化,资本结构最优化为基本原则,从世界范围内选择融资的最优组合。中国企业海外融资的主要方式有海外企业贷款、国际金融租赁以及海外企业项目抵押贷款等。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海外融资中存在着融资能力低,缺乏风险防范机制和风险防范意识,与我国跨国银行缺乏联系等问题。     

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效应研究--来自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理论分析供应链金融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提出金融发展与产权性质对供应链金融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具有调节效应的观点。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现象,具有强烈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供应链金融可以缓解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显著降低企业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相对于低金融发展地区,高金融发展地区的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更显著,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供应链金融对融资约束的影响更显著。     

企业生态效率、融资约束异质性与出口模式选择——基于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企业环境资源和财务资源承担着价值创造功能,而出口模式的选择是价值实现方式.本文从独立因素和协同效应两方面分析了企业生态效率、融资约束与出口模式选择的价值创造机理,并以2013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制造企业调查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制造业出口企业的生态效率越高或者融资约束程度越低则越倾向于选择直接出口模式,反之则越倾向于间接出口模式.进一步地,企业生态效率与融资约束程度协同作用时对直接出口模式倾向的贡献大于它们各自发挥作用时的贡献之和,且良性协同性越强则这种协同效应越大;较高的生态效率与各种融资约束水平的协同效应随着融资约束由低到高而反向变化;如果生态效率较低,则不论融资约束如何,企业都更倾向于间接出口.这意味着,企业环境资源和财务资源的良性协同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其中生态效率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中国政府的出口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的三种出口模式,并将支持企业的融资政策与其生态效率相结合,促进国际化战略及其价值实现.     

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分析

基于2009—2021年RCEP成员国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考察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制度质量在当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作用；分指标中金融发展规模、深度和稳定性对中国OFDI促进作用同样显著；金融发展与制度质量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其在金融发展对中国OFDI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创新在于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包含因素，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金融发展综合指标。同时，不再局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是以RCEP成员国为考察对象展开研究。因此文章为促进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高效、高质量地在东道国展开投资，合理利用当地金融发展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投资风险提供了实证经验，有助于深化我国与RCEP国家投资合作。     

资本市场开放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了吗? ——基于"沪港通"政策的异质性影响分析

本文以沪港通政策实施为背景,借助PSM、DID和处理效应等因果推断方法检验了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政策对微观企业融资约束及投资效率的影响.实证发现:沪港通开通可缓解成分股企业的融资约束,但融资约束的缓解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双刃剑"作用——既弱化了企业投资不足,也激励了过度投资.尽管融资约束的缓解对过度投资呈现出一定的直接激励效应,但同时也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了明显的激励作用,并最终通过提升产品创新能力间接缓解了过度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