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出口:集聚效应还是排序效应

文章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框架,考察了集聚效应、排序效应与城市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贸易发展是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但集聚效应是城市生产率提升、城市出口发展的核心源泉;(2)集聚效应、排序效应对中等城市生产率和城市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最大,对大城市的最小;(3)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最大,对西部城市的影响最小;集聚效应和排序效应对中部城市出口贸易促进作用最大,而对东部影响最小。     

中国城市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1990-2001年

本文利用卡里诺模型和1990-2001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分析全国222个城市的城市聚集经济以及城市规模效率,并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化经济程度差异.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不一样,尤其是传统工业大城市的城市化经济并不明显,而新兴工业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较明显.本文还发现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并不明显,而大中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中部地区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西部地区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     

消费升级、创新效应与城市经济韧性

本文在理论分析消费结构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经济韧性指标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升级在总体上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但在地区间存在显著差异，东部、西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呈现显著U型关系，东部地区所有城市均位于“拐点”右侧，加快消费升级有利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西部地区城市均匀分布于“拐点”两侧，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没有表现出一致特征，城市之间存在较大差别，而中部地区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不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城市创新能力提高不仅可以强化消费升级与城市经济韧性之间的U型关系，而且还会导致“拐点”左移。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从需求端因地制宜增强经济韧性提供了理论和事实依据。     

我国中部地区煤炭城市社会脆弱性评价

基于社会系统脆弱性的内涵,从煤炭城市社会系统的敏感性及应对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并对我国中部地区10个典型煤炭城市社会脆弱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演进,煤炭城市社会系统脆弱性差异较大;从城市规模上看,社会系统脆弱性平均得分呈现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趋势;依据社会系统脆弱性特征将中部地区典型煤炭城市划分为4种类型。     

外部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外部需求冲击对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促使企业更多地选择出口目的地进入固定成本较低的市场，从而抑制了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外部需求冲击对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影响呈现出动态演进的特征，从2000—2006年期间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转向了2007—2013年期间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显著抑制作用；外部需求冲击显著抑制了出口规模较大企业的出口市场多元化，对出口规模较小企业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本文研究对于如何积极应对外部需求冲击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市场多元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作用。     

从人口密度看对城区建设的宏观调控

从城区人口密度看城市建设参差不齐,有城区人口密度高于全国城市城区人口平均密度2倍以上的省份和城市,有城区人口密度低于全国城市城区人口平均密度1倍以下的省份和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山西省、宁夏自治区是仅有的2个小城市城区人口密度还要高于本省城市城区人口密度平均值的省份,有11个省（自治区）的小城市城区人口密度大于全国城市城区人口密度的平均值,广东、西藏成为城区暂住人口比重最高的2个省份（不含直辖市）,东部有7个、中部有1个、西部有3个城区暂住人口高的大中城市（不含直辖市）,西藏省会城市拉萨、西藏其他小城市成为城区暂住人口比重高的小城市,城市城区人口平均密度比县城人口平均密度高45.4%。     

外需冲击下多元化策略如何影响企业出口韧性

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外部市场需求遭受剧烈冲击,凸显中国企业在外部冲击下保持出口强韧性的重要性.文章将企业出口韧性界定为风险抵御能力和出口恢复能力两方面,探究出口多元化策略对中国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结果 表明:出口多元化水平越高,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出口恢复速度特别是从冲击中企稳的速度越快;相较于产品多元化,市场多元化策略更有利于企业出口韧性的提高;多元化策略能够熨平外部需求下降对企业出口的负面影响,但不利于外部需求上升对企业出口恢复的拉动;多元化水平高的企业更容易在危机中调整出口组合;多元化策略尤其是产品多元化关联性越弱,对企业出口韧性的促进作用越强.     

我国县域经济韧性的实践检验

县域是连接乡村与城市的重要纽带,是拉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的中转站。通过测度2014—2020年我国2 074个县以及296个城市的经济韧性发现,城市经济韧性整体高于县域经济,当受到外部冲击后,县域经济韧性逆势上升;在产业方面,第三产业韧性高于第二产业,受到外部冲击后,第一产业韧性逆势上升,第二产业韧性波动较小,第三产业韧性下降明显;在区域方面,中西部地区的县域经济韧性较强,东部地区的城市经济韧性较强。此外,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发现,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对经济韧性均有显著的边际贡献,经济增长提高经济发展活力,经济稳定为降低韧性波动提供有益支撑。2020年受新冠疫情冲击,县域的经济增长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有所下降,经济稳定对韧性的边际贡献显著提升;对县域而言,第三产业、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显著,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中西部地区的经济稳定显著。为实现县域经济韧性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要充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高县域经济韧性,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注重经济韧性的产业和区域差异,协调产业间及区域间经济发展协作关系;既要充分发挥增长对经济的带动作用,也要发挥经济稳定对降低经济波动作用,实...     

人口向小城市集聚更节约公共成本吗

本文使用2004-2014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比较不同规模城市间公共支出的人口规模弹性,分析了城市规模对城市公共支出规模效应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城市人口增长带来的公共支出增长弹性远小于1,即人口增长并不等比例带来公共支出的增长,说明城市公共支出具有较强的规模效应.研究还发现,在人口增长过程中大城市的公共支出弹性平均仅为小城市的1/2,表明大城市公共支出的规模效应强于小城市.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集聚程度和外来人口因素会通过不同机制来降低城市公共支出的人口规模弹性,并且这种机制在大城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相关稳健性检验的情况下依然成立.大城市在公共支出方面具有更高的规模效应,即使在考虑大城市人均公共成本较高的情况下,大城市在吸纳新增人口方面也更具成本优势,因此鼓励人口向小城市集聚可能会耗费更多的公共成本.     

论金融危机对国内不同地区经济的差别性影响

我国各地区由于经济结构差异较大、主导产业特征不同,再加上各地区开放度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因此,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存在显著差异,东部沿海外向型省区和西部资源型省区受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大.为有效应对国际性的金融危机,沿海外向型省(市)应对出口行业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出口产品的多元化和附加值,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省(市、区)应进一步承接东部地区的转移产业,提高工业化水平;中西部地区资源型省(区)应紧紧抓住国家在金融危机下实施扩内需促发展的战略机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转型发展.     

距离、可达性与创新——高铁开通影响城市创新的最优作用半径研究

高铁拉近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时空距离,重塑了人才这一创新第一要素的空间配置,为中小城市吸纳创新资源拓宽了空间。本文采用全国284个地级市2005—2015年面板数据,将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构建PSM-DID模型对“距离与城市创新”命题进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1)高铁开通显著地提高了全国整体的城市创新水平;(2)高铁开通的城市创新效应呈现依“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而递减的特征,同时高铁开通对中心城市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创新提升效果不明显,表现出虹吸效应特征,综合这两种效应,最终高铁开通的城市创新效应在“与中心城市的距离”这个维度上呈现“∽”型结构特征,其作用的最优半径为距离中心城市200公里的范围;(3)高铁开通促进城市创新的机制之一是促进城市经济集聚;(4)高铁开通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具有随着开通时长的增加而逐渐衰减的特征以及区域异质性。本文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等处理后依然成立,可为中小城市的差异化发展和战略定位提供借鉴。     

当前我国出口行业面临的困境与对策

美国2007年爆发了次贷危机,并导致全球经济放缓,也对我国出口行业产生了消极影响。目前我国外贸出口数量锐减,贸易顺差额明显下降。本文从外需下降、美元贬值、成本上升、贸易环境恶化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形势下我国出口行业所面临的困境,并据此提出相应措施予以应对。     

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基于1999—2006中国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非传统新古典城市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公共投资、土地利用效率与城市增长理论模型,利用1999—2006年城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公共投资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效应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但这种影响没有迅速传导到中西部地区,即东部地区的城市增长与公共投资和土地利用效率的关系更显著,而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增长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说明东部地区较为发达的要素市场在调节城市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地区城市理性增长的趋势已日益明显,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增长则主要由非市场因素推动,政府主导的、蔓延式增长成为这些地区城市增长的主流模式。     

旅游发展对城市工业化的影响及其差异性研究——以58个旅游城市为例

文章构建了旅游业发展影响工业化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0—2016年中国58个旅游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模型，从总体、专业化、规模和区域等多维度，分析检验了旅游业发展对城市工业化的影响及差异性。结果表明：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三种分类检验，旅游业发展对城市工业化都具有负向效应。当前，中国旅游城市存在一定的“旅游诅咒”效应，阻滞了其工业化深化；分专业化研究可知，旅游业发展对工业化的负向作用，由大到小依次为旅游高专业化、低专业化和半专业化城市；分规模研究发现，中型旅游城市的最显著，小型旅游城市次之，而大型旅游城市最不显著；分区域研究表明，中西部旅游城市的较突出，而东部旅游城市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为各个旅游城市采取有效措施及时防范和规避“旅游诅咒”效应和正确处理“旅游业+工业化”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Firms and the global crisis: French exports in the turmoil

Global trade contracted quickly and severely during the global crisis. This paper uses a unique dataset of French firms to match export data to firm-level credit constraints and shows that most of the 2008–2009 trade collapse was due to the unprecedented demand shock and to product characteristics. While all firms have been affected by the crisis, the effect on large firms has been mainly at the intensive margin and has resulted in a smaller portfolio of products being offered to export destinations. The effect on smaller exporters has been to reduce the range of destinations served or to stop exporting altogether. Credit constraints have been an added aggravation for firms active in high financial dependence sectors. However, the share of credit constrained firms is small and their number has not increased hugely during the crisi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overall impact of credit constraints on trade has been limited.     

The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the China Syndrome: Evidence from South Korean manufacturing

We evaluate the direct impact of China trade shock on the Korean labour market following the approach of Acemoglu, Autor, Dorn, Hanson, and Price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34, S1). Using firm- and industry-level data for the period 1993–2013, our direct estimates imply that the net employment effect of the China shock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is the creation of 0.52 million jobs. The positive impact is mostly driven by China's rising demand for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capital goods from Korea to support its export expansion to the global economy. The import-competition channel plays a negligible role in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because it creates temporary jobs that merely compensate for the loss in permanent jobs. By contrast, over the same period, the average wage declined by 2.4%, and income inequality, measured as the gap between the high- and low-income quantile, grew substantially in manufacturing.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direct effect of China shock lowers labour market concentration by shifting workers from big firms to small- and medium-sized firms.     

区域发展视角下对外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为检验进出口贸易对成渝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收集2010—2018年成渝城市群42个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成渝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进口贸易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能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存在负的间接效应,说明出口贸易抑制了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这是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地区聚集的结果。因此,成渝城市群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各地区的交流与联系,充分利用进出口贸易的外溢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智力迁移与人才流动问题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近年中国高素质人才由中西部地区大量向东部地区迁移,沿海大城市是高素质人才最主要的吸纳地。与高素质人才流动有关的区域不平衡问题,已经对全国不同地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产生显著影响。应该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合理配置问题,积极引导他们按照国家的发展战略,向重点建设地区流动,为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做出贡献。     

我国城乡义务教育投入绩效分析

本文运用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采用DEA方法,对我国30个省市（除西藏外）以及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镇与农村义务教育绩效进行测度。研究发现：义务教育投入改革对城镇与农村的教育绩效都有不小的触动,特别是促进了农村的提高,但是我国和东中西部城镇的各项义务教育绩效水平几乎都达到1,即接近有效水平,而农村各项义务教育绩效水平却有不少的区域差距,因此我国义务教育绩效区域差距还主要反映在农村。为此,我国要进步提高城镇义务教育运行机制的稳定性,并且加大农村的义务教育投入,加强城镇与农村交流合作,促使义务教育有效且均衡发展。     

县级城市旅游细分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

旅游市场已经完成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旅游目的地要想做大做强旅游业,必须在旅游资源深度开发的基础上对旅游市场进行细致分析,弄清不同细分市场旅游者的需求特征,从而制定针对性的营销策略。本文以江苏省江阴市为例对县级城市旅游市场进行了细分研究,在整合目的地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营销方案,对促进江阴市乃至国内其他同类型的县级城市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