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差异性与互补性

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的深度赋能具有重要价值和广阔前景，为农村居民减贫增收注入了新动能。运用2011—2021年中国29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传统金融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服务效能，其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比较微弱；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增收效应远远大于传统金融，其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但其覆盖广度的影响并不显著；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存在协同互补关系，传统金融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产生了正向调节效应；传统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居民收入效应具有非线性和阶段性特征，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呈阶梯式上升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弱化了门槛效应约束，增收效应相比传统金融具有绝对优势。因而应大力推动传统金融数字化转型，促进两种金融模式协调互动，以助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和共同富裕的顺利实现。     

交通、教育与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理论分析,利用2005~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发展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公路密度对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长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表现出门槛特征和非对称性;受教育程度与公路密度的交叉项对农村居民收入也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且,受教育程度提高有利于农村居民经营性收入增长,但在交通条件不同的地区作用大小有差异;劳动力负担人口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随公路密度和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而变化。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教育发展在促进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上具有互补、协同效应,其作用机制是为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转移和劳动配置优化创造有利的客观与主观条件。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区域差异——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份的数据样本,构建城镇化及其与就业、收入差距、投资、贸易等因素的交互项共同影响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模型,据此实证分析了中国及各地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影响机理。结果表明,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城镇化成为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引擎;从作用机理看,城镇化主要通过增加非农就业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外贸依存度的提高则抑制了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呈现从东部到西部依次提高的梯度分布,东部地区的物质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中西部及东北地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十分突出。     

互联网、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理论机理和实证检验

由于城乡差异的存在,互联网发展和普及带来的数字红利对城乡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和时变性,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非线性影响,且这种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并表现出地区和群体异质性。采用2003—2018年中国31个样本省区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影响;互联网与城镇化融合发展可以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更强的抑制效应,且互联网发展对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促进效应大于城镇居民;互联网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受到城镇化水平的制约,且大部分省市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最优临界值,具有一定提升空间。因此,应注重互联网发展的整体推进和区域差异,致力于多维度降低城乡数字鸿沟,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以制度创新促进城乡要素合理双向流动和要素红利释放,通过互联网与新型城镇化的融合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而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江西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7县(市)的调查数据

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而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包括政策因素、市场因素以及资源和结构因素等.通过对江西7县1997-2009年13年连续时间序列91个样本的分析,并结合对江西7县35村462农户的问卷调查,我们发现提高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非农就业、减少农业人口、增加固定资产和其他农业投入能促进农民增收.建议通过重视农业地位,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加快城镇化建设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措施促进农民增收.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构建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度指标,衡量全国和各省区的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协调发展程度,并通过模型量化其影响因素的具体效应。研究表明我国近二十年来,全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基本不协调,土地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城镇化;通过对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在过去十年的时间里,大多数省份基本协调的年份只有一半左右,而且东部地区的协调度还不及中、西部地区;通过定量研究,发现影响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发展不协调的主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也是其影响因素之一,但作用没有产业结构明显,经济开放程度影响最少。     

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会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吗？——基于空间溢出和门槛特征的实证检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表现之一,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会促进农业现代化并提高农村经济运行效率,进而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相对收入水平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于我国2003—2017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不仅有利于缩小本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对周边地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随着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由促进转变为抑制,且抑制作用逐渐增大。因此,应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并促进区域合作和交流;同时,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要与各地区农业生产的现实需求相结合。     

"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研究

采用空间自相关检验以及时间固定效应模型对"一带一路"战略下广西新型城镇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广西地级市城镇化水平高值与低值相邻,呈"负空间自相关",经济发展、产业结构非农化、环境宜居以及农业现代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现阶段的对外贸易、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水平、基础设施与新型城镇化呈负向关系.广西及地方各市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契机,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避免各市间的恶性竞争,要加强经济建设,积极推动二三产业发展;同时,应积极提高对外开放程度、健全社会保障、完善城镇基础设施、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促进新农村发展,推动新农村就地新型城镇化.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

基于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等多种方法，多维度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村居民收入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进行评估。研究结果显示：“宽带中国”政策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运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缩减数字鸿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创新创业是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大中规模城市以及较高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地区，数字基础设施的增收效应较为明显；而在西部地区、小规模城市以及较低传统基础设施水平的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收效应不明显。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于周边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城镇化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及门槛效应

推进城镇化是增加我国农村消费需求,扩大内需的重要突破口。采用2002—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城镇化、农村人口结构、消费结构升级等因素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增长的作用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一门槛效应,门槛估计值为0．589,在城镇化水平高（大于0．589）的地区,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但目前我国大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还未达到门槛值。应进一步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尤其是中西部次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镇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     

城乡居民收入变迁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1985~2010年的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误差修正模型和 Granger 因果检验等方法对城乡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农村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城镇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而且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强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带来的作用;短期内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经历了先阻碍后促进的过程,而城市居民收入增长虽不断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促进的作用逐渐下降.因此,在持续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也要兼顾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     

家庭生产要素配置对西部地区农户城镇化意愿的影响

新型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农村居民和家庭的意愿直接决定着城镇化进程。采用对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住户调查资料，分析农村家庭生产要素配置状况对其城镇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能进行规模经营、机械化生产、获取金融信贷的擅长经营农地的农户不愿意迁移入城，更愿意从事农业生产；而没有上述农业经营优势，又具有非农技能的年轻人更愿意进城落户。农户是否愿意城市化，取决于哪一种选择更能提高其资源配置效率和家庭收入，可以通过整合配置农村生产要素达到合理引导农户城镇化意愿的目标。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流转，促进规模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拓展农村家庭资本来源渠道，提高农村居民综合素质，保障迁徙家庭权益，在提升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同时保障农业基础的稳定。     

中国城镇化"十一五"回顾和"十二五"展望

十一五以来,中国城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巨大成效,土地城镇化超前于人口城镇化的趋势减弱,城市发展结构和格局日趋合理,城市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应注重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大力发展城市群,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提高城市化质量,争取尽快步入城镇化的品质提升时期。     

七台河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

"十二五"时期,我国工业总量的增长将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工业结构调整将对城镇化产生双重影响,第二产业发展对城镇化的带动作用将不断加强。面对"十二五"的到来以及黑龙江省率先实施城镇化的历史机遇,七台河地区作为黑龙江东部的工业重镇,实现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工业化、城镇化速度是历史也是现实的必然。结合七台河地区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现状,深入分析工业化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规律,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对带动七台河地区产业结构转换、生产力布局调整、促进周边地区发展战略的实施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金融、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

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对经济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研究如何促进农村地区居民消费水平提升意义重大。本文选取我国2011—2020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选取城乡收入差距作为中介变量探究数字金融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间接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显著抑制了农村居民消费的提升，同时数字金融可以通过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来间接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和中部数字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比西部和东北更明显。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理论分析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推进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是世界城镇化道路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城镇化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与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统筹发展，市场推动和政府导向相结合，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完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道路。     

金融发展促进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吗?——基于1999～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1999~2010年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分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背景下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和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都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处于U型关系的左半部,目前金融发展对城乡高收入居民的影响效应更大;优化初始财富禀赋配置、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居民人力资本水平将对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并且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的作用更强;在存在城乡二元分化情况下,对外开放和城镇化进程不利于农村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提升。     

如何加快推进广西新型城镇化进程——基于扩大内需的视觉

近几年,广西经济增速和城镇化发展有所下滑,扩大内需能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持久动力,同时,内需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发展,但是,由于广西消费水平偏低,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大、户籍二元制导致内需增长缓慢、城镇化难以适应产业发展、县镇乡城镇化步伐较慢。文章针对广西城镇化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下政策建议: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加快消除农民进城的体制障碍,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城镇公共服务和基本保障制度等,促进广西城镇化持续发展。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财政思考

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要实现农村居民收入的较快增长，必须通过一定财政政策的支持，积极发展农业经济，改善农业经济结构，提高农业经济质量，增强农业的竞争力。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生产领域向非农产业领域的转移、从农业劳动力过剩地区向劳动力短缺地区转移，藉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城镇化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趋势分析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城镇化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引起了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变，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促进了城镇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拉动了经济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