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价格扭曲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吗?——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要素价格市场化是有效发挥市场竞争选择机制、实现企业优胜劣汰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前提.基于中国经济转型时期要素价格扭曲和企业剧烈更替并存的特征事实,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研究了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的影响效应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要素价格扭曲显著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要素价格扭曲对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的阻碍效应在所有制、规模、行业、地区和生产率等异质性企业间呈现出显著差异.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进一步表明,要素价格扭曲主要通过资本偏向效应、收益扭曲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和寻租激励效应等途径显著阻碍了企业有效市场退出.研究结论不仅有助于深化理解要素价格扭曲和企业市场退出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为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完善市场退出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配吗？

使用2002~2007年的企业数据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要素重配的影响,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的要素重配综合效应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从分解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入效应、在位企业要素重配效应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退出效应的影响则不显著。     

工业机器人、全要素生产率与制造业增长

基于中国制造业以及CRIA工业机器人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中介效用模型,实证检验全要素生产率在工业机器人与制造业增长之间的中介传导作用。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影响可分为直接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中介传导效应,其中:工业机器人对制造业增长的直接效应解释了总效应的82.45%,而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中介效应仅解释了总效应的17.55%。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促进制造业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中介效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传导,而非技术效率。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了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吗？——来自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的经验证据

服务业综合改革是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成本降低效应、创新促进效应和产业融合效应，因而服务业综合改革可以通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技术创新产出、推动服务转型等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将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以全要素生产率表征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水平，采用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PSM-DID方法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显著提高了试点城市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费用率、增加专利申请数量、提高服务转型程度3条路径来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技术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因此，应加大服务业综合改革力度，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加快市场化进程，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谜——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GMM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生产率之谜"根源之一在于企业金融化行为,表现为企业越来越偏好配置金融资产。理论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储蓄"和"挤出"的双重作用机制。进一步地,基于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GMM方法,实证了"生产率之谜"来自金融化假说的一个解释。实证结果显示：（1）金融资产配置与TFP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资产配置在"TFP增速下降"之谜中扮演了促进因子的角色;（2）金融资产配置的挤出效应大于储蓄效应,表明企业套利动机强于储蓄动机,意味着长期来看TFP增长动力趋于弱化;（3）对TFP作用大小随企业所有权性质呈现出较大差异,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储蓄"效应更加显著,而国有制造业企业则更多的是挤出效应;（4）融资约束越小、杠杆率越高、机构投资者越集中、企业规模越大和托宾Q值越低的企业更加偏好金融资产配置,其通过"挤出"效应而对TFP的负向作用也越大。因此,警惕企业金融活动的过度化,并采用差别化的"疏""堵"结合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制造业企业能"安心做好主业"。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谜——基于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GMM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生产率之谜"根源之一在于企业金融化行为,表现为企业越来越偏好配置金融资产。理论上,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储蓄"和"挤出"的双重作用机制。进一步地,基于2008-2016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GMM方法,实证了"生产率之谜"来自金融化假说的一个解释。实证结果显示：（1）金融资产配置与TFP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金融资产配置在"TFP增速下降"之谜中扮演了促进因子的角色;（2）金融资产配置的挤出效应大于储蓄效应,表明企业套利动机强于储蓄动机,意味着长期来看TFP增长动力趋于弱化;（3）对TFP作用大小随企业所有权性质呈现出较大差异,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储蓄"效应更加显著,而国有制造业企业则更多的是挤出效应;（4）融资约束越小、杠杆率越高、机构投资者越集中、企业规模越大和托宾Q值越低的企业更加偏好金融资产配置,其通过"挤出"效应而对TFP的负向作用也越大。因此,警惕企业金融活动的过度化,并采用差别化的"疏""堵"结合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制造业企业能"安心做好主业"。     

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非参数的Malmqusit生产率指数法研究了2001-2005年期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及其变迁情况,并对其子行业和地区分布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对那些影响制造业上市公司生产率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剖析.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平均增长1.9%,相对比较低,呈现出波动性特征.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和效率改善共同引致的;开放程度比较高的行业,生产率也比较高,而高度垄断以及开放度低的行业如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的生产率就比较低.东、中、西部地区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东部最高,中部和西部次之,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7%、1.7%、0.4%.股权集中度、企业盈利能力和企业年龄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显著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控股股东的性质与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效率以及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企业年龄与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企业规模对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技术进步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两业融合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被视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与此同时,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深度融合已成为助推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在梳理数字经济促进两业融合从而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基础上,采用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度了数字经济、两业融合程度及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等指标,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可以直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且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相比于数字经济更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影响更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的确能有效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程度,并以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显著驱动作用,而且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两业融合的推动力度更强。本文最后从提升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激发两业融合动能以及推进制造业区域数字化协调发展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局部知识溢出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的研究

通过构建局部知识溢出模型，将局部区域中邻居企业的影响引入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演化的Tobit-II回归方程中。基于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2000-2007年）的实证分析发现：（1）县级、市级和省级区域中邻居企业对观测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演化具有显著地正向溢出效应；（2）县级区域邻居企业的溢出效应最大，市级次之，省级最弱且不稳定；（3）邻居企业间交流机会的增加会促进局部区域生产率溢出；（4）邻居企业中同行业企业占比增加会提升局部生产率溢出效应；（5）局部区域生产率溢出的源头主要来自于高效率的邻居企业，低效率邻居的影响是负向的。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生产率效应分析

基于要素投入视角,使用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中国28个制造行业的投入服务化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投入服务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入服务化对生产率影响的行业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总体水平不高,并有下降趋势;投入服务化有利于制造行业生产率的提高,但作用不明显;投入服务化在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生产率效应大于资本密集型行业,在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差异不明显。     

产业协同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通过对区位熵的加权处理，给出产业协同集聚的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借助2006—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门槛模型分析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带动效应，而这种效应表现出阶段递减特性。从分解效应看，产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技术效率的正向带动效应表现出单门槛非线性特征，而对规模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门槛效应；分区域看，相较于西部地区，产业协同集聚对东中部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更强；分行业看，科学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呈现倒U型特点，而金融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临界减小特征。     

我国制造业进出口贸易与生产率增长研究——基于2002～2007年行业面板数据的分析

采用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2002～2007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28个行业面板数据,从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考察了进口和出口对制造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2002～2007年期间,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水平的提升,而非技术效率的增长。从制造业总体回归来看,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出口则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进出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都为正,其中进口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显著,而出口的影响显著。行业分组回归表明,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行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程度不一样。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本文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长三角地区10个制造业行业2005-2012年的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测算,并从行业、地区两方面对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分析期内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且波动较大,其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差异显著,变化方向均与技术进步一致;两省一市中,上海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且波动幅度最大,江苏和浙江增长相对乏力.     

高管股权激励、技术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以2007-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OP方法测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检验高管股权激励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存在中介效应。在股权激励有效期越长、非国有的上市公司中，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更明显。     

生产性服务业FDI是否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针对2005—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可以使用汉森（Hansen）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总体上生产性服务业FDI可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水平在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确实存在门槛效应；生产性服务业FDI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与人力资本水平及研发投入水平之间呈非单调的关系：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这种提升作用就会发生显著性改变；随着研发投入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服务业FDI促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系数就发生由负转正的变化，由抑制作用转变为促进作用。     

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城市异质性

物流企业在一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物流产业集群，能够通过促进地区要素流通、优化资源配置，以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2012—2019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物流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物流产业集群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东部和西部城市的物流产业集群显著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中部城市作用则相反；在特大城市和小城市这一作用显著为正；产业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城市中物流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物流产业集群的发展会通过提升物流业专业化水平和物流业制造业产业协同度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促进作用。     

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前向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TFP的影响——基于制造业行业要素密集度差异的角度

本文利用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 Malmquist方法,测算了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数;然后,就生产性服务贸易前向溢出效应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TFP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两种类型的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均能显著提升我国所有类型制造业的TFP,其中跨境贸易比商业存在的作用大得多;虽然两者都是通过改进制造业的技术效率来提升制造业TFP的,但其对制造业TFP的具体作用及作用途径却受到制造业行业异质性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进口、FDI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作为制造业的高级要素投入,生产性服务进口和FDI提高了进口国和东道国的专业化分工,从而促进了制造业的生产率提升。对中国制造行业1999～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进口比生产性服务业FDI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要更为明显,而且二者都更能促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的进口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最为明显,其次是建筑服务、保险服务和金融服务的进口;专有权与特许权使用费最能促进中国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而建筑服务促进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效应更明显;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明显有利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对资本技术密集性制造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并不显著。     

空间外部性、企业水平外部性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的宏观、微观证据

企业间的生产活动并非彼此孤立地存在于市场,空间外部性、企业水平集聚外部性对要素配置效率和企业生产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这对相关产业政策制定有着重大现实意义。本文结合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地区统计数据,估计城市间经济联系、城市内企业组织方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空间关联—组织形态—企业生产选择效应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生产率随城市市场规模递增,但同一产业集聚政策可能对城市—企业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