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政府竞争、地方环境治理与企业避税

为了解决绩效考核指标带来的激励扭曲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考核重视程度。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可能会通过影响企业避税的方式影响居民福利。地方环境治理政策力度的提高可能会改变企业避税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从而增加企业的避税程度。利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研究地级市环境治理政策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发现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程度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企业的避税程度,降低了企业实际税率。因此,在我国进行官员绩效考核改革时要充分考虑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影响。在增加环境治理程度时,应加强对企业税收征管的监督力度,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度,降低对企业避税和实际税率的影响。     

我国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措施的博弈分析及其完善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一个亮点就是第一次引入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条款。在实施的一年多时间里其实际作用发挥如何，笔者运用博弈论分析认为，我国有关反国际避税地避税措施具有单一性，不能有效规范跨国企业国际避税地避税行为。本文借鉴国外做法提出了控制反避税调查成本和对避税行为加收利息或罚款的建议。     

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缓解了企业避税吗？

合理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减轻企业税负痛感,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投资能力,减少企业避税行为。本文基于2009年—2018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可以缓解企业避税行为,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进一步通过机制分析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会通过降低企业内部融资约束和加强外部税收征管力度来缓解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政策对于民营企业、高固定资产企业和处于行政等级较低地区企业的避税行为具有更加显著的抑制作用。本文不仅为进一步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破解我国企业避税难题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新发展阶段利用减税降费政策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政策借鉴。     

企业盈余管理产生的动因及治理

盈余管理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主体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其终极动因在于获取私人利益，具体动因为筹资、避税、获取政治成本以及规避债务契约约束等。治理企业不当盈余管理，应完善会。计准则与会计规范；明晰产权并设计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完善《会计法》、《证券法》等有关法规；改善企业外部投资与融资环境。     

基于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干预的产业转型升级模型

企业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会受到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干预。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改变企业的成本或收益,企业参与产业转型升级的行为将会发生改变,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也会发生改变。以产业补贴和税收政策来代表产业政策的干预,通过构建模型可以分析在地方各种产业政策的干预下,企业产业转型升级行为的改变以及由此带来产业转型升级的效果。     

企业失信行为原因初步分析

企业的失信行为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发展,理性的企业必然会遵守诚信原则,采取诚信行为。具有有限理性的企业,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失信行为的内部激励被强化了。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减少或消除企业有限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法律制度是解决企业失信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增加企业诚信的收益、加大失信成本的方法,不仅可以降低法律监管成本,也可以促使企业行为趋向诚信。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索和分析。     

从风险——收益角度评估企业的并购行为

企业并购行为给企业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本文首先从风险一收益的角度评估企业并购行为的合理性,并从风险一收益对应原则、风险一收益对应分析、风险一收益对应评估三个方面,对企业并购行为作出了理性分析,提出了评估体系。     

高管激励、监管风险与公司税负——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现有研究对于管理层激励效果的实现路径仍有争议,同时也较少从内部决策者层面上观察避税决策的形成机理,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空白,研究对管理层的激励如何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通过对薪酬、股权两种激励方式的研究发现,随着管理层激励的增强,高管人员愿意承担更大避税风险以进行避税活动,表现为企业实际税负水平降低和节税水平的提高。本文还发现,管理层自身对外部风险也在进行权衡和评估,外部激励并不是影响管理层行为的唯一因素。通过构造外部监管风险的指标,发现激励效应在监管较弱的环境下更显著,意味着上述激励效应受外部风险影响,企业避税决策是管理层综合考虑外部风险以及外部激励后的权衡结果。本文是国内首篇研究管理层激励如何影响避税行为的文献,将为进一步研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间接参考。     

在华外资企业逃避税行为的福利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对企业逃避税行为的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求解出最优均衡解并进一步分析了影响逃避税行为的因素。基于中国数据,对外资企业逃避税行为的社会福利效应进行经验实证,通过内外资企业逃避税因素的弹性比较,指出可通过提高稽查率,控制税率的方式有效地降低外资企业逃避税行为的社会福利损失,处罚率的提高对抑制外资企业逃避税行为作用不明显。     

所得税成本、财务报告成本和盈余管理

基于2008~2012年相对稳定的企业所得税环境,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在所得税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动因下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在企业所得税法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普遍存在避税动因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这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均有采用;上市公司在盈余管理中权衡了所得税成本和财务报告成本。     

论企业诚信的经济价值

企业诚信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具有道德、法律和经济学方面的价值。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必须依托企业诚信这一无形资产才能进行，经济活动是不同经济单元体之间诚信的相互认同过程，品牌是企业在诚信方面长期大量投入的结晶。企业诚信具有成本和收益，守信企业将会因此而带来良好的效益，失信企业将会被市场经济所淘汰。只有努力提高企业的诚信意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才能铸就会企业成功之路。     

浅论企业并购的财务资源整合

企业财务资源的整合是并购企业资源整合的重点内容.企业并购可以给双方企业财务方面带来各种收益,不仅包括基于税法、财务会计惯例及证券交易等内在规定的作用而产生的资金上的效益,也包括由于资金集中使用和资金结算等金融活动的内部化等带来的财务运作能力的提高,甚至产生合理避税效应.     

大型商业连锁集团企业纳税筹划方法及其风险分析

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税收是构成企业成本的主要部分,如何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是企业管理的重要课题,而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对税种、税率和优惠政策存在适用范围和差别,因此存在纳税筹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大型商业连锁集团的分支机构的设立、采购环节的设计、促销方式的选择以及向供货方收费方式的选择等多方面纳税筹划方法进行研究讨论,并对各种纳税筹划方法带来的风险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防范应对各种风险应采取的措施和建议,确保企业能够合理避税,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并购行为的成本收益分析

企业并购是一种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后用一组新契约代替旧契约的投资行为。本试图用成本收益法对企业并购行为进行经济学分析，以寻求我国企业并购的决策依据和成功与否的判断标准。     

企业数字化转型缘何增加了征税难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避税活动的证据

数字经济新业态正对传统税收征管模式造成挑战，在此背景下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加剧了企业的避税活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帮助企业进行跨区域关联交易和增加企业信息不透明度导致了税收规避活动增多。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媒体关注度较高、内部控制质量较好、会计信息可比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引致的避税效应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是抑制企业利用数字技术避税的有效渠道。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完善数字经济税收征管体系、抑制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理论和实证参考。     

公车改革的收益——成本分析

本文对公车改革的收益——成本进行分析,认为改革将会给政府、政府中的个人和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收益,并促进轿车进入家庭,同时指出改革也需支付一定的成本,但改革带来的收益将远远大于所支付的成本,从而肯定改革的可行性。     

企业兼并中的磨合成本及其资本化

企业兼并是企业动态的扩张过程,这一过程也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企业在兼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个磨合期,其中发生的磨合成本是企业兼并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本文试图从理论上证明,适量的人际资本能有效地提高企业兼并的净收益。在经济主体只具有有限理性的条件下,人际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企业兼并的磨合成本,并通过交易成本的资本化为企业带来生产性收益。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的企业绩效模型及应用

顾客感知价值作用机制能够很好地解释企业内部资源对企业绩效的作用途径,从而为企业经营者以资源基础观为基础的战略经营思路向以顾客为中心的市场导向经营思路转变提供了理论依据。企业应该明确合理的产品定位和价值主张,努力提高为顾客提供的功能收益、情感收益和社会收益,同时考虑到从顾客角度所能感知的收益与成本,提高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提高企业绩效、创建自己独特的竞争收益。     

关联交易中的避税行为及其法律规制

关联交易中的避税行为会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其形式有转移定价、收购亏损关联企业、转移利润、利用优惠条款、租赁方式等。为了防止和控制利用关联交易进行避税行为的发生,需要进一步加强法律规制,具体包括健全反避税立法、完善税收制度、加强关联交易税务调整的基础等六个方面内容。     

企业失信行为原因初步分析

企业采取失信行为违背了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理性的企业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发展必然会会遵守诚信原则。采取诚信行为。具有有限理性的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步建立、市场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采取失信行为的内部激励被强化了。市场经济本身不能减少或消除企业有限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因此,法律制度是解决企业失信问题的有效手段。通过增加企业诚信的收益、加大失信成本的方法,不仅可以降低法律监管成本,也可以促使企业行为趋向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