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空间效应视角的分析

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滞后模型(SLM),分析以外商投资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多因素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投资对本地及邻接地区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积极作用,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随经济发展不断递减;人力资本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技术进步、基础设施等变量呈现出显著的地域差异性;本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受地理、经济空间相邻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全国和东部地区呈现出示范效应,中西部地区呈现出竞争效应.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分解与门槛效应研究

将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分解为对外开放程度、教育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采用2005—2015年31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进行夏普利值分解，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大，而对外开放、教育发展和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率较小。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扩大对外开放、深化市场化改革、加快经济和金融发展以及推进城镇化均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采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模型的分析表明，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作用呈现倒U形曲线，而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教育发展、金融发展、经济发展、市场化和城镇化等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越大。因此，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快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外开放、金融发展以及市场化和城镇化进程。     

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协整模型的实证分析

使用1997～200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基于面板协整模型,对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有利于缩小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交互影响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财产性收入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对不同地区而言,上述影响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呈递减趋势.     

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1978-2008).

利用中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协整估计方法,在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4个变量框架内考察了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以国企职工和城镇居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据此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社会保障支出政策建议.     

经济增长、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

以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或收入差距与城市化率关系的两个倒“U”形假说为前提,在三者之间的面板协整方程中同时引入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率的一次项和二次项作为城乡收入差距的解释变量进行检验和估计.结果表明: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始终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恶化作用随着时间递增.城市化程度的偏效应由样本期初的有正有负到期末全部为负,表明城市化程度提高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表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只能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在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以保证新增劳动力就业的前提下,大力加快城市化进程,用城市化对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抵消经济增长对它的加剧效应,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及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非线性动态关系实证研究

探讨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78—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平滑转换回归（STR）模型研究了我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两个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适合使用非线性的LSTR2模型来刻画，并且我国城市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考虑了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后，城市化还是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因素也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产业结构升级因素却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     

社会关系网络、市场化与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是市场机制之外另一种影响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非正式社会制度.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多维测量体系,利用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和中国农户微观数据(2008)对不同市场化水平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差距进行比较分析,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更高.社会关系网络并非普遍认为的有助于减小农户收入差距,而是对扩大收入差距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其经济增长效应

首先,从总体状况、地区差异、垄断因素三个方面对中国行业收入差距的现状进行了分析。然后,对行业收入差距进行了成因分析,发现行业人力资本水平、行业垄断程度、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造成行业收入差异的主要因素。最后,对行业收入差距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从短期看,行业收入差距扩大对促进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同时经济增长使行业收入差距扩大的迹象也不明显;从长期看,行业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具有同向变动的趋势。     

开放格局下的体制束缚、机会不均等与城乡收入差距

在系统梳理体制性因素影响我国收入差距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型的体制性因素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开放背景下正式制度供给所带来的机会不均等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及扩大,并以全国29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包括市场化程度、开放度、外贸依存度在内的正式制度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度。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开放度、外贸依存度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都存在负向的显性关系。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进行制度变迁：提高农村地区的市场化水平,深化农村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农村地区的贸易规模。     

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再检验

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和中国1996～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阶段下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人力资本门槛(8.97年),未跨越门槛时收入分配差距表现为有利于经济增长,而跨越门槛后则转变为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我国整体及部分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未跨越该门槛,但随着经济发展转变为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的集约型增长方式,收入分配差距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已逐渐显现,当前控制收入分配差距刻不容缓。     

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分析

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因素中,作用最显著的有物质资本、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转移比例.其中:劳动力素质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这表明了加强农村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的必要性;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对人均收入影响不显著;而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流动则对农民收入呈现负的显著性影响,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试论就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兼论促进就业的对策措施

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就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经济复苏和增长对就业有拉动作用,但未必会带来就业增长。由于就业增加必然增加居民收入和促进消费需求,因而可以通过促进就业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以保证经济可持续性发展。促进就业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不仅在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上要坚持就业优先的原则,而且要形成全社会促进就业政策落实的合力机制。     

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利用5个城市1 076个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总体上不强烈,农民工的年龄、就业状态、月收入、农村土地、住房情况、养老保障状况及社会融合对其定居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社会资本对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

就业歧视在各国经济实践中普遍存在,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备受关注。然而,现有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就业歧视对居民收入分配产生的影响,较少关注其对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劳动力市场是货币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重要渠道之一,就业歧视可能通过影响劳动力市场改变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现实经济中就业歧视的表现形式众多,其中就业机会歧视是最为普遍的现象,即企业在招聘过程中主观认定雇用某一类型劳动力将产生额外成本,导致企业对该类劳动力的雇佣量少于最优雇用量,进而使社会就业总量减少。基于此,本文构建无就业歧视和存在就业歧视两种情形下的两主体动态随机一般均衡（TANK—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分析和二阶矩匹配法等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无论货币政策当局执行何种货币政策（标准泰勒规则、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无论是否存在就业歧视,扩张性货币政策均会促进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物质资本租金率和整体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长;与无就业歧视的情形相比,存在就业歧视情形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消费、投资、就业的促进作用变小,而对物价上涨（通胀）的促进作用变大,即就业歧视会弱化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积极效应并强化其消极效应;就业歧视的存在会降低货币政策实施后产出和就业的持续性、提高通胀的持续性,同时也会扩大产出、就业和通胀的波动性。总体上看,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就业的促进效应在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就业扩展型泰勒规则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就业的目标;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产出的促进效应在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下最强,且就业歧视的负面影响最小,因而选择盯住平均通胀型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实现促进产出增长的目标。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在三个方面进行了拓展和深化：一是从经济政策有效性角度探讨就业歧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负面影响,二是构建TANK—DSGE模型考察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的影响,三是从提高政策有效性角度为不同宏观经济目标下的货币政策选择提供理论参考。本文揭示了就业歧视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减轻就业歧视不仅有助于就业和收入公平,也有利于提高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因而需要构建和完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以不断减少各种就业歧视。     

入境旅游的GDP贡献越大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越强吗?——理论机制、国际经验与双循环发展启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开放,入境旅游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通过促进关联产业发展带动宏观经济增长。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具有时变性：一方面,入境旅游自身的发展质量及其同相关产业的关联性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增强;另一方面,入境旅游属于资源依赖型（出口）产业,随着其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和比重的持续提高,可能面临“资源诅咒”困境,尤其是对经济增长带动效应更强的制造业的挤出不利于整体经济增长,进而使其经济增长带动效应趋于减弱。采用1995—2017年107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国际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效应分析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逐渐增强;无论是高收入国家和地区,还是中等收入及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入境旅游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应均随着入境旅游专业化程度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因此,应促进入境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通过积极开发新型旅游资源、持续促进技术创新等路径有效提升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带动效应;同时,要注意维护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整体平衡关系,避免入境旅游过度发展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制度环境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基于江苏省597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也有利于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基于江苏省14个村庄597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就近转移已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分担程度的提高、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家人的支持和自身的返乡意愿,均能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应积极开展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优化农村女性创业环境,创造农村女性就业机会,以持续推动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     

新疆农村金融抑制及其福利损失程度测度

利用对新疆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基于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户资金供求的影响因素,估计新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采用平均处理效应下的Match模型估计农村金融抑制的福利损失程度,研究表明：新疆农村金融抑制程度为67.82%,农村金融抑制对全部样本农户和遭受农村金融抑制的样本农户的消费支出、纯收入和经营纯收入均有负向影响,且全部样本农户的福利损失与遭受农村金融抑制农户的福利损失没有明显差异;上年生产性固定资产、上年金融资产余额、重大活动支出、是否处于高经济水平村庄等因素对农户资金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户主有无技能、是否有干部成员、获赠所得、是否处于资金丰裕村庄、非正规途径贷款、是否处于高经济水平村庄等因素对农户资金供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民工人力资本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非农就业迅速发展。但以文化程度较低、身体素质较差和劳动技能不高为特征的农民工低人力资本存量,负向地影响其非农就业概率、就业收入、行业选择和社会权益保障。以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的多元二次回归分析表明,受教育年限、健康程度、接受培训情况等人力资本因素较大地影响了农民工的月工资收入水平。因此,政府部门应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促进非农就业的良性发展。     

中国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研究综述——2000年～2009年的研究

农村人力资本在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与质量低、低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收益外溢、教育投资不足与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不健全等多方面因素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通过对2000年～2009年国内学者有关中国农村人力资本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建议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医疗卫生保健、培训、迁移和“干中学”等农村人力资本生成途径,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与运行机制的构建,以及城乡统筹完善农村人力资本及其效应提升制度和配套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