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产品质量与工薪差距——基于中国行业层面数据的研究

使用CEPII中BACI-HS02微观贸易数据库，运用"质量-调整"价格法测算了中国行业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并选取2007~2016年制造业22个细分行业的相关数据，借助OLS法以及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析了出口产品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将通过技能溢价机制和利润分享机制扩大工薪差距，劳动生产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扩大工薪差距也具有显著影响。技术进步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质量对工薪差距的影响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其中技术进步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外商直接投资则具有负向调节效应。稳健性检验表明了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为缩小工薪差距，政府应加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同时企业应增加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力度，提高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FDI流入对中国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基于岗位数据分析

FDI流入引起国内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我国行业内的工资差距。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FDI流入国,且FDI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其对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利用2013年我国首次公布的分行业不同岗位平均工资的数据,采用eview7.0计量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实证研究了外资流入与行业内工资差距的关系。结论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行业内人均FDI扩大了行业内工资差距,即行业内人均FDI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导致行业内工资差距上升0.0612个百分点。     

外资进入与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

利用2004~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量化测算了我国企业层面的性别工资差距,并实证研究了外资进入对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对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有显著负向的影响,外资进入每增加1%,性别工资差距降低约0.13%。在使用不同外资进入的衡量方式,区分不同地区子样本以及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得到了稳健一致的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外资进入程度较高的地区和行业往往具有更大的竞争压力,以及外资企业推行的"同工同酬"价值理念为本土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     

贸易开放影响我国行业间工资差距的机制探讨——以制造业为例

制造业对外贸易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间接影响着制造业各行业的工资差距。贸易开放通过部门间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外贸结构的变迁效应、名义关税下降效应、发达国家的＂外购＂效应、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效应、劳动生产率效应六个方面的传导机制间接影响中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差距。加大教育投入、发挥贸易对低收入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传递效应、打破行业劳动市场的分割、给予加工贸易相应的政策扶持、采用政府再分配手段等措施有助于缩小行业间工资差距。     

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与性别工资差距——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理论上,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会降低运动技能的重要性,强调对认知技能的需求,由于男性和女性拥有不同的技能分布,当技术进步引起不同技能相对价格变化时,性别工资差距也会发生变化。研究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与省级技术进步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进步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分析表明,以研发投入衡量的技术进步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按年份、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单位性质和地区分组的回归结果也得到同样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更有助于缩小受教育程度低、职业技能水平低的劳动力的性别工资差距。本文的关键性结论也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产业数字化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

产业数字化会促进劳动者工资收入增长，并改变工资收入分配格局。根据“生产任务”模型和“肌肉—大脑”假说，产业数字化通过改变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相对价格、促进女性劳动力就业竞争力提升和相对优势发挥等，产生女性偏向的工资增长效应，从而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将地区（省份）的产业数字化水平与2014年、2016年和2018年CLDS数据库的微观个体混合截面数据相匹配，分析表明：在样本期间女性劳动者与男性劳动者之间存在显著的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增长，该作用对女性劳动者更为显著，从而缩小了性别工资收入差距；产业数字化可以显著缩小低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性别工资差距，但对高技能劳动群体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影响不显著；产业数字化对中低工资群体具有显著的促进工资增长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作用，但对高工资群体的影响不显著。因此，各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应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并优化女性就业结构，充分发挥产业数字化对工资收入分配的改善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嘉兴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现有研究对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会扩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两种不同观点。运用面板数据模型进行分析,虽然外商直接投资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扩大了嘉兴城乡收入差距,但也给投资地带来就业增长,从而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收入差距。利用1990－2011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 FDI 对浙江11个地级市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嘉兴城乡收入差距受 FDI 影响在全省排位情况,引入多个控制变量解释这种关系的影响路径,并提出建议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     

FDI对我国三大经济地带就业效应的实证分析

FDI的就业效应按其作用内容可分为就业数量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利用以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FDI就业效应的计量模型,对我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揭示了FDI对我国就业效应的地区性差异,得出FDI对东、中、西部地区就业数量和质量产生正面的直接效应和负面的间接效应.针对此提出应大力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对FDI在地区的流向按技术层次和劳动力素质高低分流;完善外资企业工资的立法制度等.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地区差异实证研究

1984-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特点为总体分布不均衡,集中于东部地区;地区绝对差距扩大和相对差异缩小;相对差距主要是由于区内差距缩小引起的。区域政策改善了落后地区的投资环境,吸引了FDI,但是投资环境的其他方面,例如区位优势、市场容量、市场化程度等因素对FDI有更重要的影响。     

要素成本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研究——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1年中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与招商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内资招商规模正相关,与外资招商规模负相关,而土地成本和内、外资引资规模的关系均不显著。分区域回归后发现,中部地区内资招商对劳动力成本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而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部地区,土地成本和引资规模的关系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产业;利用产业集聚自我强化效应的作用机制,积极促进本地产业集聚;政府应加大转变职能的力度,努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以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投资效应对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影响分析

经济增长率动态分析模型对我国1991～2001年各年份之间经济增长率动态变化进行分析,显示出我国的经济增长形态基本上还处于一种低效率型的经济增长.投资不足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加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快投资结构调整,提高投资效率和资本质量,完善投资政策等是加速我国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环境规制影响中国劳动力就业的区域异质性——基于产业结构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路径和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实践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和区域异质性。基于2003—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以产业结构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对中国劳动力就业存在非线性影响；从整体来看存在双门槛效应，当产业结构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由负转正；从区域比较来看，目前大多数沿海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已经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大多数内陆省份产业结构水平尚未跨越门槛值，增强环境规制会对当地劳动力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需要以发展和前瞻的眼光来看待环境规制，防范和减少环境规制的就业风险；根据不同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精准施政，合理引导环境规制下的劳动力再配置；积极施政引导劳动力技能提升和劳动力空间流动，实现环境规制在环保和就业方面的“双重红利”。     

经济开放会影响我国的熟练劳动供给吗

基于我国1999～200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了国际贸易、FDI等经济开放现象对熟练劳动供给比例的影响。与Avflos（2006）、Katz和Murphy（1992）的研究结果不同，对总体的实证研究表明，贸易依存度、FDI等经济开放因素通过教育投入而非熟练劳动相对工资对熟练劳动供给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熟练劳动相对工资...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区域工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东部地区FDI对工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呈现一定程度上的负向效应,但是中西部地区的FDI对工资却存在长期的正向促进效应。东部地区工资增长的真正动力是FDI以外的因素,而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来源于中西部低于本地工资的劳动力资源,加深了这一趋势。     

人力资本投资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需要各种制度更新,还需要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以改善转移的的速度、规模、层次。因此,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尤为重要。本文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在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效应以及具体的作用途径,提出了加大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的政策建议。     

英特尔投资成都的劳动力原因与启示

西部地区廉价的劳动力是英特尔投资成都的重要原因之一.西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劳动力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吸引发达国家及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进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效应的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对母国的就业效应日益明显。国内外的学者利用理论和实证的方法,论述了对外直接投资给母国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就业损失效应、就业不确定效应、就业结构效应和就业质量效应。本文对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高铁开通对企业异地投资规模和流向的影响

企业异地投资不仅有利于自身的市场拓展和竞争力提升，还可以优化资本要素空间格局和畅通国内大循环。高铁开通有利于商品要素资源在城市间的自由流动，从而对企业异地投资产生促进作用。采用200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异地投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异地投资规模的增长，该作用随着企业所在城市与投资对象所在城市之间人口规模差距、经济规模差距、技术水平差距、产业结构差距的增大而增强，从而强化了企业异地投资流向的非对称性（更多地流向市场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较高的城市）；高铁开通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存在最优半径范围（600~900公里）和“城市群效应”，对城市群内的企业异地投资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高铁开通对第三产业、技术密集型行业、新基建水平较高地区、高等级城市的企业具有更显著的异地投资促进效应。应加快完善高铁网络建设，破除区域间的市场分割，加强城市间的经济联系，有效促进企业异地投资增量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