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杠杆率、阈值与经济增长

基于居民杠杆率快速上涨和"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运用全国2007~2017年相关数据建立门限回归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居民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杠杆率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对生产总值具有典型的门限影响特征,我国居民杠杆率阈值为0.31。②居民杠杆率低于阈值的时候,其自身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高于阈值的时候,居民杠杆率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下降。③居民杠杆率低于阈值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负作用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高于阈值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能有效地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④无论居民杠杆率如何取值,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⑤居民杠杆率的增加有利于消费短期增长;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反而会下降。原因在于债务压力的积累抑制了消费,随着消费的减少,非金融企业部门不得不缩减生产,被动去杠杆使得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居民杠杆率、阈值与经济增长

基于居民杠杆率快速上涨和"结构性去杠杆"的背景，运用全国2007~2017年相关数据建立门限回归模型和SVAR模型，分析居民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居民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居民杠杆率和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对生产总值具有典型的门限影响特征，我国居民杠杆率阈值为0.31。②居民杠杆率低于阈值的时候，其自身和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高于阈值的时候，居民杠杆率和居民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下降。③居民杠杆率低于阈值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负作用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高于阈值的时候，固定资产投资能有效地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④无论居民杠杆率如何取值，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⑤居民杠杆率的增加有利于消费短期增长；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反而会下降。原因在于债务压力的积累抑制了消费，随着消费的减少，非金融企业部门不得不缩减生产，被动去杠杆使得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杠杆率"波动、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的非线性关联特征

采用"门限模型",基于1996-2019年的季度数据,从国家和省域两个层面验证杠杆率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的非线性特征,实证结果显示,杠杆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适度的杠杆率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过高的杠杆率则会产生抑制作用,因此应该将杠杆率稳定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门限范围内.研究结果为目前宏观"稳杠杆"的调控决策提供了经验和事实支持.估计结果显示,各省近几年的杠杆率水平均超过了第二门限值,意味着所有省份均存在着过度加杠杆的倾向,其中西部省份平均加杠杆程度最为严重,应当引起警惕.因此,从省域角度来看,急需降低杠杆率,以保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和严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投机性杠杆率的变动机制及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对投机性杠杆率的变动机制及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参与者的杠杆率是高度顺周期的,金融市场杠杆投资者的交易对沪深股市的波动率和收益率有显著影响。因此,监管机构应加强对各类金融市场参与者杠杆率的监测和控制,缓解杠杆率周期导致的泡沫和危机。     

管理者持股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杠杆率和债务期限内生的假定条件下,通过对分别以"债务期限"和"债务杠杆"为因变量的联立方程模型进行2SLS检验,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具体数据来研究管理者持股对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管理者持股比例普遍较低,管理者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远远没有达到一致,因此,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提高,管理者更关注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     

存货投资、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基于房地产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库存量大和杠杆率高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严重问题,在房地产企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中央大力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政策的背景下,论文以2007年—2015年中国A股房地产上市公司为样本,建立了财务绩效模型和市场绩效模型,探讨了存货投资、财务杠杆与公司绩效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存货增加会导致房地产企业盈利能力和市值下降;存货投资不能有效地提高样本公司的绩效;高财务杠杆对房地产企业的绩效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去库存""去杠杆"总体上有助于提升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财务绩效和市场绩效。     

结构性去杠杆对金融与非金融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以我国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08—2017年的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结构性去杠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果。通过构造门槛模型,研究得出金融企业的金融规模和金融结构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非金融企业的金融杠杆不存在门槛效应;运用广义矩估计模型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与前文一致。建议应采取结构性去杠杆的手段降低金融企业杠杆率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为基础重构杠杆率评估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

本文借鉴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经济类型的三种分类,将居民部门债务分为三类分别计算债务年度偿还额后,以全部债务年度偿还额加总/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方法构建居民部门结构化杠杆率,衡量居民部门债务负担情况。研究发现,2008年至2010年以及2016年至2018年居民部门结构化杠杆率快速上升,与我国经济金融政策较为吻合,偿还短期贷款本息额的增加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应从控制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及提高可支配收入两方面控制居民部门债务风险。     

高杠杆率:次贷形成的金融风险特征与监管

从次级贷款到MBS、CDO和CDS的交易都是通过保证金率和贴现率高杠杆进行的,形成了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权益资本高杠杆率,因为对风险资产缺乏敏感性,导致风险资本杠杆比率较低。因而各金融机构相互借贷形成蛛网状的金融网络具有三个风险特征:特定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有顺周期性、流动性成为杠杆率的核心问题。要立足于整个金融体系而不是单个金融机构进行金融杠杆率监管,在整个产品链和机构链中实施初始杠杆率和关键环节杠杆率限制,建立杠杆率与逆经济周期挂钩的机制。     

居民家庭"加杠杆"、消费升级与经济平稳增长——基于TVP-SV-VAR模型的传导机制与时变冲击检验

基于随机波动时变向量自回归(TVP-SV-VAR)模型,采用2002年至2019年宏观经济数据,探讨居民部门杠杆率、消费升级及经济平稳增长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与时变冲击.研究发现:第一,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居民消费支出及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交互影响,在不同时点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均有所不同,表现为时变和异质性特征;第二,从变量同期影响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提高对当期消费升级产生了负向冲击,对当期经济平稳增长产生了正向冲击;第三,从等间隔脉冲响应来看,居民部门杠杆率变化对消费升级的传递作用经历了"先降后升"的变化过程,对经济平稳增长的传递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化过程;第四,从特定时点脉冲响应来看,三个特定时点中居民家庭"加杠杆"未能有效促进消费升级,中长期房贷"挤出"了消费支出,但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这种负向影响逐渐减弱.这也对通过"结构性去杠杆"实现"促消费"与"稳增长"向纵深推进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文章主要立足于中国的特殊金融制度环境,采用多元回归模型,运用最小二乘估计方法,考察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因素,试图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是如何选择资本结构的.研究发现,赢利标准差、公司的赢利能力以及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财务杠杆负相关,这与理论研究相一致;而非债务税盾和公司的增长机会与财务杠杆正相关,这与国外理论研究相矛盾,却与国内研究相吻合.这种结论主要是由于我国财务制度以及企业自身无形资产较少所导致的.     

高杠杆率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使用Fare Primont指数法测度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针对2003—2017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可分析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年为转折点，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全国在2008年之前为去杠杆趋势，2008年之后总体呈加杠杆趋势；东部地区杠杆率偏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总体上，高杠杆率会通过降低技术效率和剩余混合效率的路径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高杠杆率会显著抑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影响。此外，经济开放、信息化水平和政府科研扶持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重点降低中、西部地区杠杆率，稳定东部地区杠杆率，并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等外部环境优化措施。     

我国高杠杆原因研究

目前"去杠杆"已经成为人们三句不离口的热词,2015年底,杠杆率之高使人们不得不对此加以关注,本文主要是对我国当前高杠杆的背景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和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主要从当前我国的企业和经济两方面分析造成杠杆率不断升高的原因所在,并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与想法,希望本文的研究成果能够为专家学者们为解决高杠杆问题提供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

基于中国201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降低了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缓解融资约束和减少非效率投资是数字化转型降低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两个关键机制；考虑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周期，相较于发酵期和去杠杆期，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处于债务危机早期和强化期企业债务违约的风险；相较于非困境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困境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更强。     

美国货币政策、企业出口与杠杆增长差异

以2003-2016年上市企业出口和财务数据为样本,研究发现美国货币宽松政策不仅对中国企业杠杆增长存在显著推动作用,而且对出口企业杠杆增长产生更大影响.原因在于,出口企业涉足国内外多个市场,拥有更稳定的现金流以及更广阔的融资市场来源,从而实现更大的杠杆增长.这一效应在出口收入更高、更加依赖长期债务融资、信贷收紧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更显著.面对美国2020年"量化宽松",一方面银行部门需警惕国内企业,尤其出口企业出现新一轮杠杆增长和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引导出口企业贸易结构转变增加出口企业对美国货币政策冲击的抵抗能力.     

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人力资本破产成本的概念引入高管薪酬的分析框架中,以2003—2012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公司债务杠杆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与债务杠杆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后根据Z值将公司分为财务困境公司和非财务困境公司,研究两个子样本在高管薪酬与债务杠杆的关系中存在的差异,发现财务困境公司高管薪酬与债务杠杆之间的相关系数小于非财务困境公司高管薪酬与债务杠杆之间的相关系数,从而表明公司经营状况对高管薪酬与债务杠杆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     

中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分析

对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影响因素进行检验的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影响因素较为稳定,内生性对其不构成显著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期限与企业规模正相关,与企业财务实力、资本结构负相关,与其他因素没有显著关系.对债务期限和成长性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应对成长机会变化的工具是财务杠杆而不是债务期限.代理成本理论不能解释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行为.     

改进杠杆率监管:次货危机给监管当局提出的重要任务

本文从杠杆率角度出发,分析了资本充足率、核心资本充足率与权益比率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说明了高杠杆比率的高风险,阐述了杠杆比率的顺周期性,杠杆率的调整和资本价格变化的互相加强作用放大了金融周期.本文最后指出监管者在审慎监管的过程中要重视初始定义的杠杆率指标,同时改善金融监管者之间的协调并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我国上市商业银行经营环境及业绩分析

选取30家上市商业银行,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于商业银行影响,并结合2017年上半年上市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业绩分析。在企业债务水平和杠杆率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宏观审慎评估(MPA)以及各种打击监管套利政策开始实施。加强监管并降低信贷数量在短期内会对商业银行利益产生冲击,但在长期看将降低行业整体风险。通过评价2017年上半年的净利差、净息差、中间业务收入以及资产和负债质量,解释商业银行运行现状。     

当积极财政政策遭遇"L"型增长:周期性财政政策的渐进稳健之路

常态下使用积极财政政策,意味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常态化.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超期服役而疲态尽显,有逐步走向稳健的需要.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和"L"型增长轨迹的确认,向稳健财政政策过度的基础已经基本具备.地方债置换导致的政府债务的累积,政府存款暴涨背后的政府支出低效率和由于财政收入增速下滑、财政支出增速的上涨给财政可持续性和公共部门的稳健运行带来的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其是去杠杆过程的推进,都要求适度稳健的财政政策.解决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不能依靠常规的周期性财政政策,而是应当引入结构性赤字和长周期预算,构建符合中国制度和发展特征的多层次财政平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