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崛起的战略选择

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当前在我国东部、西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取得巨大进展的同时．中部塌陷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在分析“中部崛起”在国民经济中的极端重要性的基础上，针对制约“中部崛起”的诸多因素，提出走区域联动这条“中部崛起”的战略选择的政策建议。     

东西部地区的"两环联动"与中部地区的"引体向上"

新世纪随着东部大开放的深入发展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之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提出，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东西部地区“两环联动”的发展态势，而中部地区在“东西夹击”下已成为全国的“经济凹地”，成为制约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在实现中国新一轮长期可持续快速发展中，中部地区应有效发挥综合比较优势，变“东西夹击”为“左右逢源”，主动伸展两臂，紧紧抓住东西部地区“两环联动”的重要战略机遇，加快实现自身的“引体向上”。     

区域冲突、区域合作与中部崛起

区域冲突与区域合作是区域关系的两种重要表现形式.由于受地方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以及在区域利益协调、要素流动及分工合作等领域还缺乏相应的制度基础,中部地区各省问的各种区域利益冲突时常出现,区域合作严重缺失.在"中部崛起"及区域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中部各省需要化解区域冲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中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和共同发展.     

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税收优惠体系

在2004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被列为2005年我国经济发展的重点之一，中部经济的塌陷现象成为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焦点，专家学者纷纷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政策建议。造成中部塌陷的原因有多种，现行税收优惠体系不合理是一个主要原因。改革和调整现有的税收优惠体系，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税收问题研究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中部崛起是区域统筹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我国经济二次大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运用税收政策促进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较为广阔的作用空间。     

城市化与中部崛起

中部崛起,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大局,也是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如何加速中部崛起,是区域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通过对中部地区城市化现状的分析,论证了城市化对中部崛起的重要性,提出了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思路,对我国加快中国崛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德国模式与我国“中部崛起”的财政政策选择

中部六省地处祖国内陆腹地,起着承东启西、接南进北的枢纽作用,在全国地域分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区域发展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财政政策历来是各     

区域协调发展法律机制研究——以中部崛起为视角

如何通过政府协调与合作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已经成为关系国家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整体格局中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发展中部地区是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要实现中部地区协调发展，必须构建区域协调发展法律机制，为此，要确立协调原则，建立协调机构，完善运行机理。     

构建"中部崛起"的区域联动机制

区域经济问题是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当前在我国东部、西部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中部塌陷"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三农"问题、工业用地和保护耕地的矛盾、高素质人才匮乏、协调发展意识不足等因素是制约中部崛起的主要障碍.区域联动是实现中部崛起的必由之路.     

中部区域内合作与区域外合作关系研究

加强区域合作是实现中部地区崛起的一个重要举措,区域内合作与区域外合作存在互动关系。区域内合作为中部地区崛起提供内生动力,区域外合作为其发展起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只有实现区域内合作与区域外合作相结合,共能促进,才能真正实现自身崛起。     

FDI溢出、人力资本门槛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采用永续盘存法(PIM)测算出FDI存量的基础上,利用1998-2012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在知识生产函数框架下,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来分析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通过把人力资本与FDI的交互项引入到模型中,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同时通过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人力资本门槛的存在。无论是从全国层面还是从区域层面分析,FDI并没有直接地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只有跨越相应的人力资本门槛,FDI才能有效地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灰色关联度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分析

首先建立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然后利用灰色关联度法对2010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区域自主创新能力进行总体和分项评价,对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明确各地区优劣势。评价结果表明中国省级区域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地域差异化明显,就总体排名来看,呈现东强西弱特征,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逐渐递减。东部地区的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最强,其次是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较弱。     

基于“潜力-创新力”组合视角下的旅游发展力测度研究——以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例

区域旅游发展力是旅游发展潜力和旅游发展创新力综合作用的结果。以旅游发展潜力为基础,以旅游发展创新力为引领,通过构建区域旅游发展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31个省、市、区旅游业发展力的差异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研究表明,中国东部省区具有较强的旅游发展力,一部分省区虽然旅游发展潜力不足,但旅游发展创新力较强,属于＂创新力拉动型＂,另一部分省区属于旅游发展潜力和旅游发展创新力叠加共振所形成的＂双力拉动型＂;中部地区旅游发展力相对较弱,旅游发展多数属于＂潜力拉动型＂,旅游发展创新力不足;西部地区部分省区旅游发展力较强,旅游发展属于＂潜力拉动型＂,但大部分省区旅游发展力较弱,属于旅游发展潜力和旅游发展创新力的＂弱同步区＂。     

我国东部产业集群的比较与对西部启示

产业集群战略在我国东部地区的实施及取得的成功表明了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发动机。我国东部地区三大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原因、背案、模式及政府行为都是不同的，其区域创新能力及民营企业的发展和融资能力也有差异，但其产业集群的成长均得益于对外开放和城市集群。因此，西部地区产业集群要发展壮大，必须加强其对外开放力度和城市集群的发展。     

深化对外开放与西部跨越式发展——基于FDI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FDI尚未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较少的FDI存量拉大了西部与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西部地区经济同质性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远未形成。西部在市场潜力、区位和区域科技创新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影响了外资流入;正在改善的基础设施则对FDI流入产生了较大促进作用;西部地区内部,在省际层面上,FDI选择因素存在显著性差异。     

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地域差异及对策

依据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选取18个指标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方法,计算中国30个省市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综合得分。结果显示,我国区域技术创新能力地区差异较为明显,整体呈现出从东到西依次递减的地区变化特征。应该通过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开放式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区域产业分工协作、加大政府财政支持和培育风险投资基金等措施的实施,推动西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缩小与发达省市的地区差距。     

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

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对构建可持续的旅游产业和健康的区域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关系的基础上。借鉴物理学耦合协调度函数构建了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与评价体系,并以此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国内旅游产业和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化”状态。     

劳动力流动、人口经济弹性与空间经济差异研究——我国东、中、西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对比分析

利用我国31个省份1997年～2009年的人口总抚养负担系数、从业人员比重以度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构建省际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总人口中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对经济的影响.鉴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的现状,分别对东部12省、中部9省以及西部10省的人口弹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地区的人口弹性明显不同.未来一段时期,如何更好地引导劳动力流向中西部区域,是促使经济均衡增长、产业顺利转移、解决结构性失业等问题的关键所在.     

区域创新体系与创新效率——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分析

采用2000~201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各区域的创新效率,并且重点考察了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与创新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创新效率在样本期内处在较低的水平,并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产学研合作和政府支持对我国区域创新效率有稳健的正向影响,体现出创新体系内部主体要素之间网络关系的积极作用。对不同创新效率水平样本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创新主体的构成和联结关系是造成我国区域创新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     

环境约束下中国省域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分析

通过构建兼顾污染排放和环境治理的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对绿色指数RGI,测算了各省的相对绿色GDP,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8～2009年考虑环境因素的中国30个省市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约束下的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存在非常强的空间依赖,表现出东高西低的两极分布空间集聚格局。政府环境管制、第三产业比重上升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对考虑环境因素的省域经济增长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间接促进了空间集群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所有制结构中的国有成分和对外经济发展对环境约束下集聚区域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逐渐减弱,而科技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