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二重开放下的产业空间演进研究

产业的空间演进是产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对其空间区位进行选择及变换的过程.基于区域二重开放的经济现实,在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之下构建两国三区域模型,比较垄断竞争条件下企业在各个区位的收益,推导出企业空间区位演变的判决条件,进而构建产业空间区位演进系统.分析表明:企业是否进行空间区位变换取决于其区位变换带来的收益与成本能否使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影响该收益与成本的关键因素则是贸易自由度、区域内的要素成本等区位因素.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调整和控制国家间以及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度来引导外商以及国内企业的区位演变,尤其是对于具有低工资优势的地区而言,加大该地区与国内其他具有高开放度地区之间的区际开放度,或者提升其直接对外贸易的开放度,都有利于吸引区外产业进驻该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的溢出效应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

现有的文献大多证明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围绕基础设施跨区域溢出效应的问题并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利用中国1990～2010年省级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相邻省份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本地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中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是显著为正的;(2)本地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远大于相邻省份交通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增长的影响,说明交通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远远超过跨区域的溢出效应;(3)铁路基础设施与公路基础设施相比,公路基础设施的本地效应更加明显,而铁路基础设施的跨区域影响更加显著。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充分发挥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对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尤为重要.基于全新构建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数据库,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及上述影响在企业及地区层面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地方政府产业政策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该结果具有稳健性;关于上述影响作用机制的检验表明,提升研发密度及产业集聚程度,是地方政府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两个有效渠道;此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表现出企业及地区异质性.     

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促进地区间要素流动而对经济发展具有空间溢出效应。采用2005—2015年我国30个样本省域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慢于GDP增长,交通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高速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的正向溢出效应显著,短期溢出效应尤其明显,但各等级公路密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存在“中部坍塌”现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应实现各地区间的协同,以充分发挥其促进要素流动的作用;同时,要努力减少交通基础设施原材料生产、建设施工和维护使用中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以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非线性关系、创新效率路径与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

产业协同集聚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方式,也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然而,现有文献对产业协同集聚影响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不够深入,关于两者之间非线性关系的经验分析尚未达成共识,实证检验中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方法也有待改进。本文认为：产业协同集聚会产生专业化分工、规模经济、要素共享、知识溢出等正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度集聚产生的拥塞效应和竞争效应也会有损经济发展质量,因而产业协同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具有倒U型非线性关系,并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要素禀赋的不同而表现出区域异质性,同时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如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对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产业协同集聚可以通过提高地区创新效率的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采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基于经济增长效率、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稳定性、福利改善和收入分配、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等5个维度评估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而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协同集聚总体上促进了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显著促进、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具有到U型关系”的区域异质性和“高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显著促进、低技术密度行业协同集聚影响不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地区创新效率对产业协同集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中介效应,但样本期间产业协同集聚的创新效率促进效应不显著;地区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会强化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效应,并在其创新效率路径中发挥调节作用。相比现有文献,本文在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产业协同集聚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非线性关系及其区域和行业异质性,并探究了创新效率的中介机制和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深化和拓展了相关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应重视产业协同集聚的合理边界,重点支持高水平的产业协同集聚,并提升产业协同集聚质量,加强人力资本积累及其与产业融合发展的匹配性,进而通过因地制宜的适度产业协同集聚有效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区产业多样化发展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 产业多样化发展有利于分散外部冲击,保持经济稳定性,促进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方法/过程 采用熵值法将地区整体多样化分解为相关多样化与无关多样化,并运用地区宏观面板数据分析地区三种产业多样化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经济、政策、区位三类因素的异质性影响。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我国地区产业多样化水平表现出明显的分散化区域特征,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呈相反趋势;部分经济因素明显表现出沿海省份“倾向性”影响,其中产业外部性、人力资本、相对城市化水平、信息化、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技术水平、开放程度对东部地区产业多样化的影响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因素与政策因素对相关多样化、无关多样化存在相反的影响,政府干预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多样化发展产生了抑制作用,却更能促进沿海省份产业多样化发展,直辖市具有产业多样化发展的区位优势。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税收竞争对地区经济韧性的影响与机制研究——来自14城市群183城市的经验证据

地方政府降低实际税负的税收竞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要素流入、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以及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高地区经济韧性，但其带来的这一系列问题也可能加剧经济波动，阻碍地区经济韧性提升。以“抵抗力—恢复与适应力—转型力”三维评价指标体系测度城市经济韧性，采用2005—2019年14个城市群183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14个城市群的经济韧性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东部地区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导致城市群之间经济韧性差距趋于扩大；地方政府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本地经济韧性提升，并存在吸引要素流入、促进产业多样化、提高创新能力3条影响路径；税收竞争的经济韧性提升效应随着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而增强，并表现出从东到西逐渐减弱的区域异质性，但税收竞争力度过大无益于经济韧性的提升。因此，应理性对待和有效发挥地方政府竞争的激励效应，通过完善绩效考核机制改善政府行为，使地方政府的税收竞争保持在合理的区间内，并积极构建更具韧性的经济和社会系统。     

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作用：来自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证据

国家中心城市肩负着引领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使命,其创新引领作用将为企业合作创新搭建良好平台。以实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事件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交错双重差分模型识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企业异地合作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能显著提高中心城市与其他城市企业联合申请专利的数量,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带动作用明显;异质性分析显示,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对东部地区、民营企业、同一学科内的企业异地合作创新影响效应更强;机制检验表明,国家中心城市通过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增强经济关联等渠道影响企业异地合作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中心城市的创新引领效应影响范围有限,但企业合作创新的质量较高,创新的持续性和稳定性较好。因此,地方政府应有效利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机遇,促进城市间企业合作创新,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制造业集聚——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空间依赖性和异质性角度，分别应用SDM模型和GTWR模型，实证分析FDI、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FDI和交通基础条件对制造业集聚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影响在地区间有明显差异，FDI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较弱；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存在典型的空间非线性递减效应，同时，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影响略低于东中部地区。因此，进一步改善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条件，加强外资配套能力建设，仍然是今后相当长时期促进中国西部地区产业集聚、破解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举措。     

企业异质性对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研究

以Ｂａｌｄｗｉｎ和Ｏｋｕｂｏ的异质性企业自由资本模型为基础,探讨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产业空间集聚的微观机制。研究表明：产业空间集聚程度与资本支出规模、贸易自由度和迁移企业的生产率密切相关。因此,政府在引导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时应综合考察区域的资本支出规模、企业生产率的差异与贸易开放程度等因素,合理引导企业进行迁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财政自主权与产业协同发展 ——基于京津冀城市群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产业集聚与产业结构升级两个角度理解产业协同发展，并据此分析财政自主权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财政自主权能通过财政支出结构灵活性、转移支付和政府竞争三个方面影响产业集聚和产业结构升级，从地区经济特征角度出发，财政自主权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抑制产业集聚。以2006—2017年京津冀城市群数据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虑内生性后的估计结果表明：财政自主权的提升能够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升级，但会抑制本地产业集聚，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这一溢出效应抑制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产业集聚。由此，可以为提升本地财政自主权，推动区域合作与交流，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政策启示。     

中欧班列开通能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自中国285个地级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产业升级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以中欧班列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多期DID模型考察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欧班列显著推动了开通区域的产业升级,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可能干扰结果的因素后,该结论依旧稳健,并且该促进效应主要通过创新驱动、金融发展及贸易增长等维度来实现.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中欧班列开通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具有更显著的影响,而且依托中心地区、运输廊道及内陆自贸区的中欧班列具有更强的产业升级效应.拓展性分析表明:基于产业升级视角,统一品牌后的中欧班列发展具有可持续性,同时良好的成本管控和央地关系也有助于中欧班列开通的经济效应发挥,但地方政府恶性博弈阻碍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以上结论揭示了中欧班列开通对产业升级的积极作用,拓展了关于中欧班列开通经济效应的研究,对班列后续建设规划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高铁开通、风险投资与文化企业选址

高速铁路作为一种重要的交通基础设施,其开通有助于促进时空压缩,对企业选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通过构建多期DID模型考察了高铁开通对文化企业选址的影响,并基于风险投资视角剖析了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是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持,邻近风险投资机构以获取资本助力是吸引文化企业选址的重要区位因素.高铁建设有助于拓展风险投资中心城市的异地投资范围,增加了高铁开通地区获取风险投资的机会,提升了这类地区对于文化企业布局的吸引力.相对而言,与主要风险投资中心城市有高铁列车连通的中小城市或边缘地区,其对于文化企业选址的吸引力相对较高.高铁建设通过时空压缩便利区际互动,可以增强异地主体间对于软信息的获取能力,拓展风险投资在地理上的可能空间,有助于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匹配投资与产业机会,进而促进经济活动布局的空间拓展,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高铁建设对经济发展的推进作用.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区域创新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区域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分布特征;整体来看,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促进了本地创新绩效的提升,对周边城市创新绩效提升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显著;不同区域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呈空间异质性.基于此,从协同创新、因地制宜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优化资源利用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区域创新绩效水平的提升,助力创新型城市建设.     

我国出口产业转移中的贸易成本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的分析

出口产业的科学转移对稳定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在现有异质性企业模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企业进行贸易方式和生产区位选择的异质性企业贸易模型,阐明了贸易成本对我国出口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影响机理。模型结论表明效率不同的企业会选择不同的贸易方式和生产区位。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数据,我们对模型的预测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符合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行为的假说。该模型的一个重要政策含义是可变贸易成本和固定贸易成本的变动对转移企业效率的影响完全不同:固定贸易成本的变化将使低效率企业首先转移,而可变贸易成本的变化会使高效率企业首先转移。因此,相比短期的土地政策和税收政策优惠,完善企业的经营氛围和激励体制在促进我国出口产业的科学转移中显得更为关键。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基于异质性视角的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分析

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线性和非线性双重视角实证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影响实体企业信贷融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对实体企业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且挤出效应具有企业规模异质性和所有制异质性。线性影响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对中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挤出效应大于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加入二次项和面板门槛模型的非线性影响检验结果再次验证了上述结论，其中与大型企业信贷融资的挤出效应具有门槛效应不同，对中小企业信贷融资为线性挤出，无论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大小均产生挤出效应。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淮安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战略是我国重要的发展战略。淮安地处淮河生态经济带,区位优势、产业优势突出,因此研究淮安产业的协同发展,无论是对淮安自身经济发展还是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对长三角地区与淮安的产业发展现状分别进行了分析,其次利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淮安产业的协同发展能力、产业结构相似程度、与长三角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测定,得出淮安产业的协同发展对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具有积极的影响,最后从协同创新产业体系的建设、产业分工协作、地方政策等方面提出淮安产业协同发展助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对策建议。     

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机制及效果研究

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现实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对地方财政可持续的影响以正向为主导，具有逐年递增的特征，且呈现异质性，在高创新水平、高人口规模、高人力资本的城市表现更为突出。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基础设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刺激公众消费需求、提高财政支出绩效等渠道发挥积极作用，但也会弱化政府征税能力、造成税收流失，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同时，投资冲动的影响效应不显著，使得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强化投资冲动作用于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机制被中断。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空间溢出性，能够带动地理距离相近和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城市提高财政可持续性。据此，从有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搭建财税领域的智能网络平台、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发挥先行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