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

通过理论分析，构建长江经济带包容性绿色增长评价体系，选用熵权TOPSIS法评价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的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运用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对数离差均值等差异性指标测度了长江经济带各区域内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均等化程度，并引入σ收敛模型、绝对β收敛模型和条件β收敛模型检验其收敛性特征。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以2013年为转折点，呈现先递减后上升的趋势；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扮演着长江经济带整体包容性绿色增长中最重要的两个角色，绿色生产与资源消费的重要性日益增强；区域差异以2013年为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着显著的收敛性，上、中游地区β收敛系数的绝对值明显大于下游地区，存在着上、中游地区对下游地区的"追赶效应"；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对各区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收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2002—2016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投入、产出指标，运用U-S-SBM模型和Tobit面板随机效应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在2002—2016年期间总体呈平稳增长趋势，上、中、下游地区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但仍未达到效率前沿，沿线11省市农业绿色生产效率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在投入要素方面和非期望产出方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冗余，生产资料的过量投入和农业生产中环境污染排放过多是农业绿色生产无效率的主要来源；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科技人员投入、机械化水平以及农村人力资本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生产效率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自然灾害、农田水利设施水平对其表现为负向抑制作用。     

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发展特征以及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选取绿色发展、经济质量、创新能力、人民生活、开放合作五个维度28项指标构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2008—2017年长江省域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区域间的发展均衡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处于稳步提升状态,但是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但是增长幅度不大,整体处于耦合协调的过渡区间,且具有省际差异。     

基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战略地位与发展定位

长江上游经济带肩负着引领西部广大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其发展在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战略取向应为：对内实施地区联合发展模式，对外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实现与长江中下游的良好对接；其发展定位应是：注重特色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发展，以成渝经济区为增长极。以城市化和工业化战略辐射和带动整个长江上游经济带发展，并实现生态建设和经济建设的有机结合。     

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互动效应的动态分析——基于山东省1978-2009年的数据

通过选取1978-2009年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DP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动态经济计量模型,对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且两者变动具有同向性,短期内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要强于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则更为显著.方差分解结果显示,山东省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冲击影响差异明显.     

川渝城镇化对比分析及对策研究

四川省是西部第一经济大省,重庆是西部唯一的中央直辖市,它们组成了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川渝城镇化建设对于长江上游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应对川渝两地城镇化进行比较分析,找出相同点,挖掘不同之处,提出解决方法,取长补短,共同建设长江上游经济带.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实证研究——基于分形理论的视角

采用非线性定量分析工具——分形分析方法,构建分形维数模型,对1996年—2009年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分形维数值进行测算,研究了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研究结果发现：其一,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其二,1996年—2009年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扩大速度因时而异,扩速有放缓趋势;其三,以居民收入为表征的分形双对数曲线呈现不规则移动。最后,就如何控制和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提出对策建议,为研究居民收入差距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丝绸之路经济带:省区经济增长与产业优势

应用偏离—份额分析空间模型,考察2005年~2012年间丝绸之路经济带14个省区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状况,并根据空间结构分量和空间竞争分量对14个省区的经济增长进行分类。研究表明:从地区经济增长来看,国家分量是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各省区经济增长的主因,而空间结构分量和空间竞争分量在不同省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同;从产业经济增长来看,各省区的经济增长均以第二产业为主导(海南除外),但各省区三次产业增长的偏离—份额分析结果存在较大差异。尤其从空间竞争分量来看,东部的江苏、福建和海南三省区的三次产业均具有竞争优势,而西北的甘肃、宁夏和东部的浙江、广东四省区的三次产业均不具有竞争优势。各省区可借鉴邻区经验,培育产业竞争优势,同时强化竞争优势,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西部大开发中重点区域的范围界定

根据“以线串点，以点带面，实行重点开发”的思路，国家确定了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作为西部开发的重点区域。采用“节点城市”和“轴线”的概念，可初步界定“二带一区”的范围包括西陇海兰新线经济带、长江上游经济带（西藏的重点区域放在长江上游经济带）以及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区域范围。     

长江经济带能源碳排放脱钩效应及其驱动因素

能源碳排放脱钩是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Tapio脱钩弹性分析模型实证分析长江经济带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效应,并在Kaya恒等式的基础上结合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对能源碳排放的内在脱钩机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7年,以六年为一个时段看,长江经济带经济增长与能源碳排放处于“弱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状态;经济增长对能源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能源强度对节能减排具有重要贡献,而能源结构与人口规模对能源碳排放分别有较微弱的负效应与正效应。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建设低碳示范区等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污染物排放强度的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污染物排放指标体系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污染物排放强度水平进行测算,运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以及对数离差均值三个具有互补性的差异性指标对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进行综合评价,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引入产业结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外商投资水平、能源消耗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等六个解释变量,选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了长江经济带整体以及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各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以2011年为转折点,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其中上游地区的差异最大,中游地区次之,下游地区最小;三大区域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各解释变量对不同区域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作用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     

长三角FDI空间格局演变与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利用锡尔熵指数和相对熵指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长三角FDI分布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变异以及FDI对经济增长的效应，结果表明：FDI在长三角地区空间分布上呈现先集中后扩散的趋势；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存在差别。宏观政策在扩大长三角地区FDI的引进规模、利用成效的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注重区域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与重庆的通道战略

推动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交通体系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作用，对落实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长江经济带提出的背景、战略意义、空间布局以及中国物流空间格局演变入手，探讨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体系现状与问题、规划目标与建设重点，以实证分析重庆战略与长江经济带交通体系建设的契合，为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长江上游经济带的范围及其经济核心区研究

长江上游经济带是一个国土综合开发区，是从攀枝花到宜昌的长江干支流所流经的沙丘、平坝地区所在的以县级行政单元为基础的空间地域体。长江上游经济带由成渝经济区、三峡库区和长江上游江南地区三部分区域构成，其中成渝经济区是其核心区。成渝经济区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是西部大开发的火车头，是中国的战略后方基地和21世纪发展中的重要增长极，也是国家实施“五个统筹”方针的关键地区之一。     

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长三角16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长三角16个城市2000~2011年的Moran’sI指数进行计算和分析,发现长三角16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并且在时间维度上表现出逐渐增强的变化趋势。用市场潜能作为反映空间溢出效应的指标,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对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潜能对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正向影响与空间距离呈现反相关的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已经成为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启示是:长三角地区未来的经济增长可以把空间溢出效应作为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以全面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需要从“发展导向”“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机制创新”四个维度，通过“社会福祉共同增长与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共享发展”“增加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密度”“缩短要素流动的时间距离”“以改革开放创新减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分割”四条路径推进。智能化因素的融入，使四个维度有了新的赋能：在“发展导向”维度突出“普惠共享”的价值导向，在“经济增长”维度突出提高“智能产业”的密度，在“要素流动”维度突出利用“云”缩短距离，在“机制创新”维度突出通过“万物互联”减少分割、创造发展机遇。长江经济带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支撑带，但存在着发展不协调的“亚健康”问题，应率先实施全面智能化战略，通过全域智能化和全业智能化推进长江经济带的协调发展和智能社会建设。     

经济密集地区FDI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长三角16城市为例

本文通过建立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利用1990—2009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中国经济密集区长三角16城市的FDI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发现,FDI不但存在地区内溢出,同时也发生了地区间溢出,且从动态上来看,地区间溢出由前期(1990—2001)的不显著到后期(2002—2009)的显著并高于地区间的影响。这表明一城市的FDI不仅是本地区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推动其他(周边邻域)城市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力量,而且后者在经济密集区的重要性有增强趋势。研究还表明,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模式支持内生增长理论的"干中学"观点并具有空间依赖性特征。文末讨论了主要结果的政策启示。     

长江经济带大都市圈发展格局与竞争力分析

伴随着地区工业化、经济现代化和区域基础设施的完善，一些大城市迅速崛起，城市空间急剧扩张，城乡日益交融，显现出连绵成片、跨界发展的都市圈。长江经济带是我国一级流域经济带，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刺激了大都市圈不断发展而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增长极，有力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和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进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大都市圈协调发展还需要注意提升首位城市能级，增强都市圈城市集聚力；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区域统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