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将会持续扩大，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根据2003-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43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矫正误差（PCSE）方法估计，重点研究东道国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双边关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将样本分为“新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比较两条路线上的异同。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与我国OFDI显著正相关；中国对“一带一路”的OFDI一般集中于政治风险高、文化距离近、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原因在于东道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与东道国良好的双边关系降低了投资风险；地理距离对中国投资有负影响，中国对东道国出口对OFDI有促进作用。此外，政治风险、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对OFDI的影响在“一带一路”两条路线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按东道国研发资本密集程度划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不同作用和机理,并利用2003—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都能够产生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通过人力资本消化吸收;虽然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不显著,但国内研发资本存量对中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显著的吸收作用。     

投资便利化及其效应:来自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OFDI的证据

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投资便利化指标体系，测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便利化程度及特征，进而采用扩展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东道国投资便利化程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GDP以及投资便利化总指标在吸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具有显著的正面作用。进一步考察分区域和分指标效应，发现不同区域投资便利化的效应不同，其中技术的促进作用在所有区域都很显著。中东欧国家除了技术因素效应明显外，其微观营商环境的便利性也对吸引我国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东南亚国家除了技术效应外，双边产业园区的建立也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技术获取型中国OFDI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技术获取型中国OFDI为视角,运用"一带一路"沿线上国家的相关数据,采取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模型,探究在不同程度的O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获取型OFDI存在单一门槛6.46百万美元,在门槛值之前在东道国技术影响下OFDI限制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在突破门槛值之后技术获取型OFDI能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合理化。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作用于中国OFDI企业技术效率:机制讨论与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经济生态,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奠定了基础.以2012-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备案结果公开名录》中企业的匹配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技术效率视角探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显著提升OFDI企业技术效率;企业竞争地位和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企业竞争地位、数字金融发展作用机制的发挥,因企业内在异质性、所处行业及区域异质性而存在差异.从企业技术效率角度深入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效应,一方面有助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与OFDI企业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对OFDI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的异质性,另一方面也为政府部门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OFDI格局重构问题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结构布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OFDI格局重构提供了历史新机遇。"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OFDI格局重构对中国经济转型及全球经贸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实现中国OFDI格局重构,已成为当前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基于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OFDI统计数据,分析中国OFDI格局重构的思路,并提出中国OFDI格局重构的实现机制及具体措施。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新趋势、新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了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质量."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持续深化也加快了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培育,加快了经贸合作的一体化发展以及经贸合作空间的重构等.随着"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深入推进,数字化、全方位开放合作、高质量发展成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新趋势.然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合作机制不完善、外部竞争压力不断加大的问题愈加凸显,只有加快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数字化发展,构建"一带一路"经贸合作的高质量合作机制,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层次才能促进"一带一路"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效率研究

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效率及潜力。结果显示,贸易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伙伴国的政治稳定性、中国对伙伴国的直接投资,以及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伙伴国的高税收负担降低双方的贸易效率。因此,应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制定有针对性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政策,发掘贸易潜力,提升贸易效率     

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与企业OFDI——基于东道国主流新闻媒体的情感量化分析

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频遭国际负面舆论的困扰,如何有效破解国际负面舆论的不利影响成为中国企业高质量"走出去"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基于网络爬虫技术,批量抓取2010-2018年中国主要投资伙伴国主流新闻媒体的50多万份涉华报道,量化和构建涉华舆论偏向指数,实证研究东道国负面舆论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OFDI,但这种抑制作用仅在当期显著.(2)负面舆论偏向对技术密集型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但显著抑制了资源能源类、环境敏感类企业和国有企业OFDI.(3)东道国政府换届并没有加剧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并没有改善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不利影响,而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双边经济互补性增强以及高层互访频率增加能够有效缓解负面舆论偏向对企业OFDI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为企业识别、规避和减轻东道国负面舆论偏向的不利影响,推动企业高质量"走出去"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效率测算及贸易潜力拓展研究

文章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潜力，采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做分区域讨论，分别从贸易潜力大小、贸易效率高低以及贸易效率变动趋势的视角，对区域差异和重点国家做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潜力拓展、贸易效率提升以及实施差异化推进策略的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东道国腐败控制指标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东道国经济效应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2~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东道国腐败控制指标如何影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给其带来的经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腐败控制力度对于发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果有着明显的门槛作用:当东道国对腐败控制较好时,我国对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反之,则无法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投资便利化建设是否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东道国异质性的门槛检验北大核心CSSCI

系统构建了一套投资便利化测度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评估了全球107个国家(地区)2009~2016年投资便利化的发展状况,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了异质化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理区域投资便利化发展差异较大,大洋洲、欧洲、北美洲、亚洲、非洲与南美洲投资便利化指数依次递减,投资便利化指数较高的国家多为欧美发达经济体,而投资便利化指数较低的国家主要集中在非洲与南美洲的欠发达地区;从全样本来看,东道国投资便利化建设显著促进了中国跨国资本存量的增加,而从分样本来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推进投资便利化发展,可以有效吸引中国跨国资本的流入,但中国对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则较少考虑投资便利化因素;从门槛结果来看,经济规模较大,劳动要素丰裕或与中国投资合作信任度高的国家,通过改善投资便利化环境,将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反之,则促进效果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