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研究--基于“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比较分析

选取"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法,比较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升级会抑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链低端环节进行投资存在被"替代"风险;东道国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仅在已承接较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存在,且第二产业的诱发力最强,中国企业进入第二产业具有较强的相对优势和较小的投资风险;"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产业结构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诱发作用比"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更为显著,但"海上丝绸之路"的区位要素更具吸引力。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研究——规模、效率与潜力

投资规模、投资效率和投资潜力是高质量投资的核心内容,在推进"一带一路"倡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基于2011~2017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57个国家的OFDI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模型,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质量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为提升中国对外投资效率和发掘投资潜力提供新的解决思路,也为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明确方向。研究结果显示:就投资规模而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总量越大时,将显著吸引中国对该类东道国的OFDI,但中国与"一带一路"东道国距离以及东道国自身的经济自由度越高,反而会降低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就投资效率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顺梯度OFDI效率没有明显提升,但逆梯度OFDI效率有稳定上升;就投资潜力而言,中国需要挖掘对东亚、中亚、南亚以及东盟地区投资的新增长点和投资新契机,目前中国对独联体地区的投资相对薄弱,有待加强。     

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但投资存量主要分布在发达经济体和亚洲经济体,分布地区相对集中,存在地区差异。本文采用K-M分析方法、COX比例风险模型和Weibull生存分析模型,基于东道国语言相通与否、发达与否,以及是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三个视角,探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语言相通地区、发达地区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较长;东道国中国企业数、地理距离、企业投资广度对投资持续时间促进作用差异,以及东道国外资净流入、市场规模、企业出口额、企业规模负面影响差异,导致了对外直接投资持续时间的地区差异。     

主权债务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例,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主权债务风险与OFDI的结构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企业OFDI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及长期偿债能力则与OFDI存在正向联系,而且东道国长期偿债能力的提高对于OFDI的增长具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及双边贸易规模四个因素也对OFDI形成正面的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OFDI中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     

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一带一路”国家的分析

“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东道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纳入经济政策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9年73个“一带一路”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和差分GMM模型，从静态角度和动态角度分别研究东道国经济政策对中国OFDI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以显著扩大中国OFDI规模，且上期OFDI规模会对当期OFDI规模产生累积效应。本文研究对推进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分析: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样本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走出去”战略的推进,带动了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影响中国对外非金融直接投资的宏观经济体量因素主要有三个：人均GDP、外汇储备余额和对外贸易依存度。以2009-2014年的中国经济季度数据为基础,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而将人均GDP、外汇储备（FER）、对外贸易依存度（DFT）作为解释变量,对它们进行相应地回归分析。多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人均GDP和对外贸易开放程度的影响显著,而受外汇储备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中国要实现“走出去”扩张战略,应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以增加中国经济总量;应保持对外贸易出口优势,以进一步提升外贸开放程度,应向境外适度扩散外汇储备,以提升外汇储备使用效率。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现状、动机与政策建议——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59个国家2006~2015年的面板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不同因素,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表明:(1)从整体来看,中国在该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主要以市场寻求为动机,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和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是影响OFDI进入和规模选择的主要因素。(3)不同于高收入国家,中国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则具有明显的资源寻求动机,较高的资源密集度会提高中国OFDI的规模。最后,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在该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展和风险防范提出了相关建议。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中国对中亚5国OFDI的实证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

随着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进一步推进,中国对地处丝绸之路中亚经济带核心区的中亚5国的直接投资急剧增长。基于2003~2013年中国对中亚5国OFDI的数据,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分析框架下,采用动态面板差分GMM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OFDI动因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研究结论显示:一方面,获取中亚5国丰富的自然资源是中国进行OFDI的重要动机,东道国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密集度越高,中国OFDI的流入就越多。另一方面,东道国的产业内贸易程度越高,越能吸引中国的OFDI流入,这是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一些产业向周边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以便从事专业化生产,提高生产分割效率,发挥规模经济优势。最后针对实证结果提出意见和对策。     

制度变迁同步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6~2016年中国对78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了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对OFDI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双边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OFDI规模,分别体现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中;其次,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变迁同步化均对OFDI具有显著推进效应,与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同步化的OFDI效应则更大程度上与经济制度相关;再次,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变迁同步化水平构成中国OFDI的“推动力”与“吸引力”;最后,多样化的OFDI动机与不同维度下的制度变迁同步化密切相关。可见,国家制度变迁的整体效率以及不同维度间的制度配置效率是推进以OFDI为载体的中国国际化战略的关键。     

“逆全球化”是否冲击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基于熵理论计算出世界各国"逆全球化"程度,通过"就近集中权衡"理论解释"逆全球化"程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机制,并使用2003~2018年我国对全球107个国家的OFDI数据,实证检验东道国"逆全球化"程度对我国O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依据测算的全球"逆全球化"指数,2016年以后"逆全球化"已经打破了原有的经济全球化趋势。（2）东道国的"逆全球化"水平对中国OFDI造成负向冲击。（3）东道国政治风险强化了 "逆全球化"对中国OFDI的负面影响,而贸易壁垒却呈现相反效应。（4）中国的OFDI对发达国家"逆全球化"造成的负面冲击更敏感。从实证结论出发,就应对"逆全球化"冲击、深化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论中国境内西北沙漠绿洲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丝绸之路是古代东方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大动脉,沿丝路有龙门石窟、秦陵一兵马俑、莫高窟、十二木卡姆世界文化遗产,从20世纪30年代起,相关学者即开始研究丝路蕴含的文化宝藏。丝路起点东延伸至洛阳,历史年代跨度自西汉至清代。现在西北丝绸之路正在作为一条文化线路联合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在实地考察和查阅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简述了广义的丝绸之路,然后就西北丝绸之路的生命周期,线路分支及沿线的文化遗产,丝路人员往来促进东西方的物质文化交流进行了论述,最后展望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景。     

中国O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研究——基于2003-2014年28个经济体面板数据

在国别差异视角下选取2003-2014年2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并将所有样本国家分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借助于投资引力模型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市场因素、资源禀赋因素和技术因素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明显的国别差异，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技术禀赋因素的影响，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同时受到市场规模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的影响，另外还发现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和运输工具的革新，距离不再是我国OFDI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     

新进入者劣势、累积学习经验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兼论“五通指数”的调节作用

利用2006~2018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7个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结合跨国公司与组织学习理论,系统考察包括地理及制度性因素在内的"新进入者劣势"对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验证对外直接投资累积学习效应及其对"新进入者劣势"的调节作用;同时利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指数",系统考察互联互通对中国企业"新进入者劣势"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除经济距离外,其他距离因素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累积学习经验及"五通指数"在经济和地理距离方面的调节作用较为明显。企业自身学习经验的累积以及政府在政策、经贸、人文、基础设施方面的互联互通均有助于促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在一定程度上规避"新进入者劣势"的消极影响。     

中国OFDI影响出口的质量效应与成本效应研究——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

基于异质性产品价格分解模型，运用联合国UN Comtrade 2003-2016年产品-目的国层面出口数据，考察中国OFDI影响本国出口的质量效应和成本效应。研究发现：中国OFDI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对出口产品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从目的国收入看，金融危机前，中国OFDI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以及对出口产品成本的降低作用，主要通过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而金融危机后，则主要通过对中低收入国家的投资实现。从产品类型看，中国OFDI显著提高了差异性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出口质量，并对两类产品的成本产生降低作用；但对同质性产品和最终产品，只对其出口产品成本存在显著降低作用，对出口质量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以投资带动贸易仍然是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利用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得出,垄断优势论、邓宁的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说、规避贸易摩擦的动机理论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而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优势理论和拉奥的技术地方化优势理论并不能够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由于假外资的存在,策略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在我国并不存在。     

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2007—2017年中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及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OFDI对中国制造业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发现:OFDI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滞后3年仍然具有显著性影响;不同技术水平类别下也都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于低等、中等和高等技术制造业的影响程度呈现先增后减的态势,其中对中等技术制造业的积极作用最为明显;针对处于不同价值链地位的制造业,OFDI的分位数回归系数基本呈现先升后降的格局,即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和高端的制造业行业中,OFDI对价值链攀升的促进程度相对较弱,而在处于价值链中端的制造业行业中,促进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