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更新中“绅士化”现象对广州转型社区建设的启示

本文介绍了西方国家"绅士化"现象的发展过程及动力机制,并剖析了其产生的正负双面影响,尤其是其对原住民产生的消极影响。希望通过总结西方国家在绅士化过程中涉及的原住民被迫搬迁并造成的原社区社会结构瓦解的经验教训,为目前广州转型社区建设提供的一些有价值的借鉴。     

大事件视角下城市更新的社会绩效评价——基于重庆主城更新后原住民的实证调查

2008年以来,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冲击,各地政府开始了大规模城市更新计划,它本身反映了作为大事件背景下应对全球经济变化的应急反应。就大事件的视角,研究更多强调其在城市物质环境改善、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正面效果,往往忽视了城市更新带来的负面社会绩效。以重庆主城为案例,对全球经济危机下的大规模更新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了实证,对更新后原住民日常生活、就业和通勤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以验证大事件导向下城市更新负面效应的假设。研究表明,原住民的生活、就业及通勤均受到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生活成本上升、就业机会减少以及通勤成本增加等。最后,对大事件导向的更新方式进行了思考,认为其作为一种城市营销活动符合地方企业化特征,但其短期经济回报和长期社会绩效损害,要求其更加关注社会利益,强调内生性、多重目标的解决方案。     

城市绅士化进程中的公民住宅权保障

城市绅士化带来的住区隔离和贫困集中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外来人员和低收入市民群体实现住宅权的重要因素。从国内外城市发展的经验看,绅士化现象是政府住宅与城市规划相关法律及政策实施的结果。针对城市绅士化过程中涌现的社会问题,特别是其对低收入居民住宅权的负面影响,应树立住宅权保障的理念,防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对公民住宅权的侵犯,进一步明确和强化政府保障公民住宅权的责权,在普遍、和谐和包容的城市绅士化进程中保障和促进各个阶层公民住宅权的实现。     

租差、绅士化与再开发:资本与权利驱动下的城市空间再生产

绅士化是西方国家再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心区更新(复兴)的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现象。Smith的租差理论从生产/供给的视角,认为绅士化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的逐利性。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范式与路线,借助土地产权的理论视角,对Smith的租差理论进行重新诠释,认为绅士化与再开发,不仅是资本主导的"回归城市运动",更是资本与权利驱动下的城市空间再生产过程。由再开发转向再生产,从关注城市物质空间的变迁转而关注社会空间与物质空间的互动机理及其相应的空间效应,将是未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城市空间研究的必然趋势。     

社会组织参与城中村社区治理的过程与机制研究——以北京皮村“工友之家”为例

城中村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就业差异与贫富差异必使得部分低收入人群流向城市中的资本与消费低地,城中村的出现是自发的经济选择结果。但由于城中村大多处于脏、乱、差之境地,其公共环境和建筑风格很难兼容于城市的现代化诉求,故无论是政策界还是主流学术界几乎都主张"终结"城中村,试图用"大拆大建"这一物理消灭的手段来去除城中村"毒瘤"。但其客观结果不外乎城中村不断地向外转移,城中村问题并没有真正缓解,反而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并恶化了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和通勤条件。通过对北京城中村的实地考察,认为在新城市化时期,城中村的治理应采用包容性治理理念,在村级治理体系不适应于治理人口之际,适当引入社会组织,可用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完善城中村的社区治理体系,提高城中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以期做到现代化与城中村的适度平衡,创建"共享型"城市。     

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决定机理和影响因素——对北京市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城市增长和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居住-就业"空间关系逐渐由"职住合一"向"职住分离"演变.基于城市空间结构及区住选择的经典理论和最近的理论创新,结合中国城市的制度环境特点,建立了对通勤时间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并利用北京市的两套就业者微观样本实证研究了各种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分为就业机会、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机会三大类)对通勤时间和通勤流量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相关理论能够较好地解释北京市的"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工作机会、住房机会和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是影响"居住-就业"空间关系和通勤时间的三个重要因素.同时中国城市中特有的历史路径依赖性和制度转型特点.增加了"居住一就业"空闻关系的复杂性.论文认为,应致力于减少对劳动力自由选址的制度性约束,在促进产业用地充分集聚的同时,调整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改变其过度集中于城市中心的现状,同时在交通便捷的区位提供符合当地劳动力住房需求的住房供给.     

城市绅士化与城市更新--以南京为例

城市绅士化(Gentrification)是西方国家再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中心区更新(复兴)的一种新的社会空间现象.文章分析比较了南京城市绅士化与西方城市绅士化在表现形式与动力机制等方面的异同,指出南京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中心区产业结构的转型、政府的政策引导、市民的择居观念与行为等是推动当前南京城市绅士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引基础上指出了南京的城市绅士化与城市更新的互动关系,强调尽管发展阶段与表现形式存大差异,但中西方城市绅士化的本质是相同的.因引,为了避免在今后的郊区化过程中出现城市中心区的"空心化",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吸引中产阶级居住在城市的中心区是保持城市发展活力的明智之举.     

中国城市学区绅士化及其社会空间效应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不均衡是引发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原因之一。教育设施的差序格局与社会阶层分化共同推进了城市居住空间分异演化格局的细分化,进而产生重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的力量之一:学区绅士化现象。在分析转型期中国社会空间分异特征的基础上,介绍国外教育设施与社会空间分异关系的研究热点,分析了中国城市教育设施不均衡及其引发的学区绅士化现象,认为学区绅士化现象存在值得思考的负面效应与社会风险,包括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俱乐部化"、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非均衡格局与居住空间分异格局的加剧等。     

“边缘化”与“游牧性”:扬州拖砖人社区的社会空间研究

基于社会空间统一辩证的视角,选取了扬州城北拖砖人为实证对象进行特定流动人口社区的社会空间研究。通过问卷、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从群体和个体两个层面对其工作生活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进行了深描,展现了当前城市制度下,以拖砖人为代表的非正规性零散就业人口的生活状态和对未来生活的真实期许。研究发现,拖砖人空间在城市拆迁的挤压下如同游牧人一样"逐水草而居",实体空间的变动影响了他们社会空间在地化的表达。其社会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边缘化"和"游牧性"的特点:居住空间多囿于城乡结合地带;在城市中的生活空间多局限于一些最基本的设施;社会网络呈现出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内卷化。这三个层次相互离散,被动地依附于城市主流社会空间,游牧在城市的边缘。     

大城市功能外迁中双向通勤现象探析

大城市空间扩展造成了通勤距离、通勤时耗的不断增加.近年来,由于行政中心、高等院校等纷纷外迁和城郊大型住宅区的开发建设,形成了很多规模较大、配套不完善的单一功能用地或功能区.居住与就业功能的双重空间失配和出行时间、方式具有规律性的通勤交通,不仅导致高昂的通勤成本,还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流动特征.以济南为例,通过对典型功能区居民通勤的抽样调查,分析了出行者属性和通勤特征以及双向通勤现象对交通成本、道路负荷和城市运行效率等方面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城市规划、城市管理和交通规划等角度,提出了保障功能布局与交通互适、居住和就业平衡的建议.     

公共交通网络下的城市中低收入人群就业可达性研究

便宜、快速、方便的大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与长时间、长距离通勤、上下班高峰期"交通拥堵"并存是目前中国大城市发展中面临的主要城市问题。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失配(职住失衡)被认为是导致以上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以就业可达性方法来测度城市居民的居住与就业(职住)空间关系,并以广州为例,揭示公共交通系统网络下,中低收入人群职住空间关系的特征和差异,以为城市公共住房、公共交通、产业等规划和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基于广州案例有两个发现:第一,低可达性人数多于高可达性人数。其中,低可达性"蓝领"较"粉领"多,且其主要居住在非中心城区;而居住在中心城区的高可达性"粉领"人数较"蓝领"多。第二,与国外大城市相似,居住在中心城区能给广州中低收入人群带来一定的就业可达性优势。不同点在于,居住在广州非中心城区的高可达性"蓝领"人数多于居住在中心城区的高可达性"蓝领"。     

我国城市居民通勤负担差异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通勤是城市居民的基本交通需求,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通勤负担的社会分异现象日益显现,制约着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和社会公平的实现。基于天津市居民通勤特征调查数据,构建两种通勤负担模型,比较分析不同社会群体的通勤负担,实证结果显示:党政机关或事业单位工作人群通勤负担较轻;年龄和学历与通勤负担呈负相关;非天津户口、以私家车为通勤方式居民通勤负担较重;低收入、非天津市户口居民空间失配现象显著。研究结论表明,城市政府在关注居民整体通勤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应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积极应对不同群体通勤负担分异问题。     

关于公租房社区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匹配问题——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公租房建设的大规模开展,公租房社区的居住与就业匹配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基于对重庆市的3个公租房小区的实地调研,在考察各个社区居民结构、居住成本、通勤方式与成本、家庭收入等情况后,利用住房与交通综合可支付性指数,结合通勤时间与通勤距离,分析了公租房小区居住与就业空间的匹配状况,并在公租房建设选址、城市轨道交通规划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基于多源全样本数据的深圳市过剩通勤空间特征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大型城市"职住分离"程度持续增大,深圳市作为一线城市,人口规模大,经济发展迅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职住分离"状况,产生了通勤过剩现象.以深圳市为研究对象,运用线性规划模型和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深圳市多源全样本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计算深圳市过剩通勤指标,分析深圳市过剩通勤空间特征.研究结果表明深圳市过剩通勤处于较高水平,但整体通勤消耗率中等,城市过剩通勤存在空间分异情况.本研究可服务于城市规划和城市交通规划,对评价和优化深圳市职住空间提供重要的参考,同时为深圳市改善城市交通问题、合理制定规划政策提供重要依据.     

我国城市居民通勤特征与通勤方式选择行为研究--基于天津市的微观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天津市居民住房与交通状况调查问卷》微观数据,利用空间插值法刻画天津市居民通勤特征,并构建MNL模型分析居民通勤方式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天津市居民通勤距离由内向外呈跳跃式衰减圈层结构,居住中心性与就业岗位郊区化并存;跨区域通勤以内部通勤为主,侧面通勤、逆通勤为辅;非机动化程度较低,以共享单车为主体的绿色出行模式初现;通勤距离、私家车及自行车、电动车拥有状况、性别、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居民通勤方式选择行为影响显著。基于此,从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打造慢行交通系统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城中村居民就业的空间特征及其对其收入的影响

近年来的研究开始认识到,尽管城中村存在许多问题,但它是大量外来务工人员适应城市化的基础,对城市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就业和收入的角度分析,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体的城中村居民为研究对象,利用城中村区位、居民通勤特征及工作地点三类空间变量,对城中村居民就业的空间特征进行了分析,通过构建包含空间虚拟变量的回归方程,定量揭示了居民就业的空间特征对其收入的影响。     

东京大都市区轨道通勤体系的演进与功能分析

随着国内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都市区化已成为城市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趋势。城市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是城市集聚经济的重要表现,而城市空间低密度、无序蔓延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桎梏。东京大都市区的发展历程表明,提高城市时空转换能力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视角和方式。尤其是大都市区轨道通勤体系的建立,能够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压缩通勤时间距离,提高城市就业可达性,从而拓展城市集聚经济边界。回顾了东京的发展历程,重点分析其"二战"后数十年间的积极转型,认为轨道通勤体系在提高其时空转换能力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东京的成功经验也为我国城市化建设提供了可借鉴的思路。     

都市区就业空间演化及规划策略探讨——以济南市为例

都市区的发展催生了就业空间研究的兴起,当前国内这一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而二线城市则较少涉及。首先介绍了都市区就业空间演化的规律,然后以二线城市济南市为研究对象,以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比较分析2001年至2008年间济南市就业空间整体格局、分区格局和通勤格局的演化特征,并归纳了济南市的就业空间结构,得出济南市当前处在都市区就业空间演化的起步期,中心区集聚增长和向心型通勤是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最后从就业中心构架、职住平衡实现、基础设施支撑等问题入手提出相关规划对策。     

大都市郊区化下的社会空间分异、社区碎化与治理

本文运用城市空间公正的"社会论"观点,从"城市生活空间质量观"的角度,分析中外国家城市郊区化的社会内涵、机制与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在对中国快速郊区化过程中大城市郊区社区碎化的现状和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对应空间治理措施.     

乡村绅士化对旅游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以成都竹艺村为例

乡村绅士化是传统村落实现复兴的重要方式和过程,而游客、新村民等绅士群体的介入常导致地方主体趋于式微。选取成都竹艺村为实证案例,聚焦乡村旅游社区中的原住居民这一脆弱群体,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质性方法,基于日常生活理论的微观视角探讨绅士化对居民认知、行为和情感的影响,并延伸对其地方认同及地方身份建构的讨论。研究发现：绅士化重构了乡村空间形态和功能意义,原住居民为获取更高的旅游收益,选择接纳绅士群体对于地方空间的价值认知,而对旅游资源的争夺使邻里关系由亲密转为竞争;乡村空间功能的居游交织要求原住居民进行身份转换,其日常生活围绕旅游业而展开,生计行为具有明显的服务业特征;绅士介入和地景变迁拆解了社区关系,造成地方记忆的集体失忆和原住居民的失所体验;原住居民的地方认同及地方身份建构与其日常生活互为反馈,共同实践缺失、经济收入和社会阶层分化导致社区认同消解,而个体尺度的收入增长和对于地方的价值认知有利于其积极身份的建构。基于此,提出了提升居民地方身份认同、打造多元共治的乡村旅游社区的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