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集聚与辐射效应比较研究——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

将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研究对象,测算了其集聚能力和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半径,可得生产性服务业在三大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效应均为"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基于此,提出三大城市群有效利用中心城市产业优势的政策建议。     

“十三五”时期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战略探讨

"十二五"以来,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发展迅速。但与国内其他城市群相比,城市群集聚效应不明显,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城市分工体系尚未形成,产业同质化竞争趋势明显;城市配套设施不完善,港口规模、集疏运、综合交通运输、人才支撑不足;城市合作协调、利益共享、政策保障障碍仍然存在。根据"十三五"时期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目标,城市群应着重从功能空间、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区域资源、体制机制入手,加快推动经济区实力再上一个台阶。     

京津冀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应成为国家战略

正当前,北京已成为我国"城市病"最为典型和严重的城市。北京"城市病"的主要成因,不是全行政区的人满为患,而是中心城区的人挤为患。要缓解北京"城市病",关键在于大力疏解中心城区的功能、避免过度集聚。这不仅需要立足北京市域、加快城市副中心建设,实现城市功能在市域内的合理布局,还需要与京津冀城市群联动发展,实现人口、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等在城市群中的较均衡配置。没有一个均衡发展     

基于金融企业网络的京津冀城市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城市之间基于各种"流"的联系正在促使我国区域城市网络的形成,作为生产性服务业中掌握城市正常运转资金流的金融业,在城市网络结构的形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选取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企业数据,从企业组织角度测度京津冀城市群的网络结构特征,依据京津冀区域金融企业分支机构数量等数据,构建企业网络服务值、企业网络连接通量、连锁链接数等多个指标分析京津冀城市群网络结构的网络性、中心性和功能性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京津冀城市群已初步形成网络化格局,城市间通过企业流的作用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网络联系且层次分明;其次,区域中心城市发展差异化明显,北京的金融服务能力和中心性远高于其他城市,在空间格局上,天津作为区域双中心之一,其对外辐射能力明显不足,城市群多中心发展趋势仍然有待加强;再次,区域功能极化明显,区域金融产业集中于北京、天津、石家庄,其他中小城市的金融产业功能有待培育。最后,从金融产业层面提出构建世界级多中心网络型城市群,促进京津冀城市网络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推动城市群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是我国开展城镇化布局的重要依据。近年来成熟型城市群如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表明,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在城市群培育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不协调问题,具体表现就是城市群层面的系统性疾病:核心城市"大城市病"+外围城市"工业病"及两种疾病通过产业外移、空间侵占、污染跨界传输、发展断层等因素在城市群层面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因此,要调整优化核心城市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和功能,提升外围城市产业集聚效率和质量,建立核心城市—外围城市污染减量转移机制,建立核心城市—外围城市资源环境产权交易体系,优化城市群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构建城市群层面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和环保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机制。     

基于修正引力模型的关中城市群经济联系研究

本文以城市"质量"和产业分工协作为基础,通过构建城市质量指标体系以及引入克鲁格曼指数对传统模型进行修正,并用修正模型定量分析了2013年关中城市群经济联系的强度。研究发现,关中城市群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严重;西安、宝鸡与铜川的分工协作较明显,渭南、咸阳、宝鸡与西安的产业分工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关中城市群的经济联系呈现出以西安为中心向外急剧减少的规律,外围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很少;各城市经济联系总量差距较大,强度等级结构不合理。因此,需加快西咸一体化,构建大西安,着力培养二级中心城市,扩大关中城市群辐射范围和经济联系强度。     

基于微博大数据的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

通过网络数据挖掘获取微博签到数据,从中提取微博用户的位置变换信息以测度城市间联系强度,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BGLL分类算法对我国城市群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基于位置变换测度的城市联系强度并未包含城市地理坐标和所属省份等属性,但各城市群组团均呈现出严格按省级行政边界划分的特征,说明我国城市间联系存在较强的省级行政边界效应;②18个城市群组团被划分为11个单中心组团、4个双中心组团和3个多中心组团,多数为单中心结构,仅有3个城市群组团已发育为成熟的多中心结构;③多中心化的组团结构通过平方增长效应提升该组团的网络总体联系强度,在同等规模下相比于单中心结构能使其核心城市的网络中心度大幅增加,进而提升该城市群组团在全国城市网络的相对核心位置。     

中国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比较

选取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利用多个指标模型综合评判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特征与发展规律。研究认为,三大城市群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总体呈现经济上的分异和空间上的趋同。2003-2014年间,京津冀、长三角城市群内城市生产性服务业平均相对专业化程度均有增加,并主要表现为外围地区拉动;京津冀、珠三角中心城市的相对多样化程度有不同程度提高,城市职能趋向综合化,外向生产性服务能力增强。进而三大城市群形成了"专业化中心+专业化外围"和"多样化中心+专业化外围"两种不同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空间集聚特征测度的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在三大城市群内部集聚均呈不均衡的极化发展趋势。受城镇化和工业化所处阶段影响,十余年间,京津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幅度最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区位吸引力最强;长三角生产性服务业平均集中率最高;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的集中程度,相对于全国的平均占有率均较低,行业发展的相对优势有所减弱。     

我国主要城市群的城市流动态比较

城市流描述了城市的基本活动,反映城市的对外服务职能,而城市流强度则是定量描述城市流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我国15个主要城市群城市流强度与结构的分析,从城市流视角探讨我国城市群对外服务功能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增长情况。结果表明,京津唐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为高城市流强度中心,是城市群外向服务能力和城市群综合实力最强的三个城市群,且国内较高城市流强度的城市群基本都分布于沿海和沿江的经济地带内;此外,城市群外部贡献率的高低也是城市群演化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联系测度研究——基于引力模型的社会网络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涵盖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采用引力模型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算2013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分析各个城市在经济网络中的节点中心性、中心城市影响范围并划分城市群次区域。研究结果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联系网络已形成了"武汉—长沙"双中心结构,武汉和长沙的影响腹地范围较广,而南昌的中心城市地位还有待强化;武汉城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的城市之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已形成由中心往外辐射的圈层结构,环鄱阳湖城市群城市之间联系相对较弱;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三个子城市群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不够,三圈融合过程仍需进一步加强。在此基础上,从提升经济联系网络的角度为促进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协同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物流竞争力层级划分

为探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物流发展现状，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物流产业规模、物流需求和物流发展潜力四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同时收集长江中游城市群2017-2021的相关数据，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物流竞争力进行测度，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31个城市划分为中心城市、副中心城市、主要节点城市和次要节点城市四个层级。     

城市群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基尼系数对我国城市群创新能力进行了空间差异研究,以解决我国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区域不平衡等问题。研究发现:各城市群的创新能力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城市群创新能力的总体差距呈减弱趋势,而城市群之间由于要素的流动和共享,相邻区域的创新能力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正向激励。因此,应发挥榜样城市的示范作用,对周边区域形成示范带动效应;推动京津冀一体化提速,充分发挥珠三角城市群的产业联动延伸,以此带动其他城市群,使各城市群之间实现整体协调发展。     

中原城市群升级的主要矛盾及战略路径

制约中原城市群转型升级的主要矛盾是"郑州中心城市规模小、实力弱、层次低",根源在于"多中心"大都市区和"多核心"大都市圈没有构建起来,中心城市缺乏空间和经济支撑。应坚持做大中心、强化核心、放活外围的战略取向,优化中原城市群内部结构,加快中原城市群转型升级,突破郑州中心城市弱小的主要矛盾,率先将郑州目标定位提升为国家中心城市,构建"多中心"大郑州都市区、"多核心"大郑州都市圈、中原城市群外围副中心城市圈,加快中原城市群一体化,积极构建"郑汴港金三角"都市区。     

中国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

以城市群为单元的区域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我国区域发展正在由"带状"转向"块状",区域经济正在由省域、行政区经济转向城市群经济。基于2002—2013年城市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VAR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法实证考察了中国五大国家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五大城市群经济发展呈非均衡态势,由基尼系数刻画的经济发展相对差异呈总体下降趋势;(2)长江中游、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区域内差异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他城市群区域内差异呈总体下降趋势;京津冀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区域间差异呈总体上升趋势,其他城市群区域间差异均呈总体下降趋势;区域间差异是总体差异的主要来源。(3)10%显著性水平下,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对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具有单向溢出效应,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城市群之间存在两两双向溢出效应,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之间无显著溢出效应。     

"中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现状分析

"中三角"城市群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起于2013年2月的《武汉共识》,此后"中三角"城市群的主要城市也出台了多项纲领性文件,但在各城市群整体经济产业大发展的今天,"中三角"城市群的旅游一体化仍进步缓慢,没有发挥出旅游产业的引领作用。本文对"中三角"城市群旅游发展的现状进行梳理,找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而解决问题。     

3E模型:特大城市产业优化的理论构建与策略设计——城市群演化视角下北京、上海与重庆的比较

尝试构建一个城市群演化视角下特大城市产业优化发展的理论分析框架,即环境、效率与均衡三维协同的3E发展约束模型(3E模型),用以分析特大城市产业优化发展所需,同时兼顾考虑环境约束、效率约束及均衡约束。以长三角城市群的上海、京津冀城市群的北京和成渝城市群的重庆3个特大城市为对象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一,当前我国特大城市产业发展面临环境、效率和均衡方面的严峻挑战,在水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方面仍处于较低水平,综合劳动效率和各产业的劳动效率等仍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就业—居住均衡偏离较大,产业亟待优化推进;二,特大城市产业优化要协同考虑城市面临的环境约束、效率约束和均衡约束,推动水资源、能源等的消耗水平大、产业劳动效率低且职住均衡较难实现的产业退出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形成特大城市产业发展的门槛约束;三,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采取差别化的产业优化调整政策,分别采取一体化导向下实施产业功能提升策略、功能疏解导向下的区域协同策略和极化发展导向下的聚焦重点产业升级战略,推动不同阶段特大城市产业的优化发展。     

城市群地区交通运输服务发展对策

正随着城镇化进程和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集群化趋势日益明显,城市群的发展进入快车道。交通运输系统作为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引导和支撑,应当得到足够重视和实现较快发展。一、城市群交通运输发展现状(一)基础设施网络逐步完善,技术等级不断提高目前,我国主要城市群己初步或正在形成以核心城市为中心、辐射区域内其他城市,以及重要城镇和重     

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结构及其效率

基于交通和信息流数据,从流空间视角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网络结构,并对其效率进行判断分析。研究表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流网络结构呈东南向西北倾斜的态势,交通流对综合网络结构影响较为明显;信息网络结构虽整体处于均衡发展状态,但城市群内仍出现"三高"分布格局;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网络密度偏低,子城市群网络密度较高;长江中游城市群网络化效率偏低,应注重多元发展。针对城市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核心城市联系、促进区域合作、培育区域中心城市、促进省际毗邻城市组团发展等建议。     

双向关联视域下城市网络与经济发展——基于社会网络与空间计量的实证分析

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方法与引力模型，测度长三角与京津冀城市群双向经济联系规模及网络空间结构，纳入异质性城市层级结构，验证城市中心性与城市网络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北京与天津的中心性突出；长三角城市群呈现核心—半边缘—边缘的多中心结构特征，空间结构较为扁平化。核心—边缘结构中城市中心性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效果较小且空间外溢效应不显著，但多中心城市结构下中心度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显著推动城市群整体发展，且边缘城市在城市网络中获益最大。     

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

对于城市群来说，在保持中心城市经济附着力的同时，强调“建立完善跨区域城市发展协调机制。以城市群为主要平台，推动跨区域城市间产业分工、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等协调联动”。近期，以京津冀为代农的区域一体化建设逐渐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