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商誉减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策预期、盈余管理动机与企业并购商誉减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政策预期会增加上市公司通过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降低上市公司"盈余平滑"盈余管理行为的概率.进一步考虑市场化水平、产权性质和审计机构排名的调节效应后发现,在低市场化水平、非国有企业和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上市公司更容易受政策预期的影响,通过商誉减值的手段实现"洗大澡"的盈余管理目的 .本研究丰富了商誉减值影响因素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为准则制定机构完善商誉后续计量准则、资本市场监管方完善相关监管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实证研究——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本文对我国上市公司2007～2008年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的状况进行了统计性描述,并利用统计检验的方法对商誉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差异分析,同时在控制会计师事务所类型以及财务状况因素的影响下,采用2007～2008年的截面样本数据对影响商誉减值准备的盈余管理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其他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率、合并商誉规模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等因素对商誉减值测试有显著影响。上市公司合并商誉减值测试存在明显的盈余管理动机。     

巨额商誉减值的风险应对

2018年上市公司业绩频频爆雷,而巨额商誉减值的集中计提便是本次频繁爆雷的根本原因,由此导致商誉减值问题成为今年年初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本文梳理了商誉减值改为摊销的预期和证监会的风险提示的影响,认为"业绩爆雷"的导火索是商誉减值和商誉减值计提的严厉要求,但商誉减值所引致的风险实际上源于并购时非正常确认的巨额商誉。最后,本文以巨额商誉产生到后续计量为时间线,提出了风险防范措施。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在新资产减值准则执行背景下,选用2004年至2009年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新准则颁布实施对于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有所抑制;经济因素对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影响较实施前更为显著;同时,盈余管理动机对资产减值变动的影响程度反向变动.由此可知,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问题实证分析——来自浙江的数据

由于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存在模糊性和灵活性,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上市公司调节盈余的重要工具。《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更加细化和明确了资产减值准备中的问题。如何有效遏制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成为会计理论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浙江上市公司2005年和2007年资产减值的总体计提情况,研究发现,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制约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并购商誉、商誉减值与股票错误定价

以近年来上市公司频发的并购重组为背景,选取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加剧了并购方的股票错误定价,高商誉的公司股价被严重高估,计提商誉减值能够向投资者传递增量信息,缓解商誉导致的股票错误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会计稳健性和投资者情绪在并购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商誉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在管理层持股高、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情况下更为显著,上市公司大股东及管理层存在利用并购商誉导致的股价高估实现高位减持的行为。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对并购商誉正确定价,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