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 商誉减值风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投资者股价高估和管理层盈余管理两个方面,结合2018年出现的政策预期,考察2015—2018年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因素。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股价高估程度越高,未来商誉减值的风险就越大,此时,成长性较差的上市公司会比成长性较好的公司面临更高的商誉减值风险。相比民营企业,股价被高估的程度对国有企业商誉减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此外,政策预期增加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进行“洗大澡”管理的行为,减少了上市公司通过计提商誉减值的方式进行盈余平滑管理的行为。     

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经济下滑还是财务"大洗澡"

文章选取2010—2018年存在商誉减值的A股上市公司,分析了业绩下滑因素和盈余管理动机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提高能否抑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结果表明:经济因素对企业发生大规模商誉减值概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财务"大洗澡"动机会提高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概率,说明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主要受管理者财务"大洗澡"动机驱使.此外,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有效遏制企业大规模商誉减值的财务"大洗澡"动机.     

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研究

本文选取2012—2019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商誉减值对企业审计意见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盈余管理强度的中介效应和企业净资产纯收益率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商誉减值规模越大,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概率越高;盈余管理是商誉减值与审计意见正相关的中介变量,企业商誉减值伴随着盈余管理,盈余管理导致企业更有可能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扣除商誉减值的企业营业绩效存在负向的调节作用,营业绩效越好,相同商誉减值计提规模下的企业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概率更低.     

共享审计能抑制并购商誉饱沫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7年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事件为样本,考察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并购双方共享审计显著降低了新增并购商誉金额,且在并购完成后,显著降低了并购商誉发生减值的概率以及商誉减值的计提比例。进一步探究作用机理发现,共享审计能够显著抑制并购方的应计盈余管理行为。同时,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共享审计对并购商誉泡沫的抑制作用主要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情境下成立,表明上述作用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得以实现的。     

资产减值"不可转回"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分析

文章结合上市公司案例,探讨了上市公司选择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和资产减值"不可转回"对限制盈余管理行为的意义和局限性,以说明资产减值准备"不可转回"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为透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和资产减值准则的修改完善打开一个新视角.     

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基于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从盈余管理、内外部监督角度探究市场对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判断。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与股价和股票收益负相关,说明投资者对发生商誉减值的公司给予负面评价。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亏损公司的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低,内部控制质量和审计质量高的公司商誉减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较高。上述发现表明,商誉减值信息具有价值相关性,且其价值相关性的高低受到盈余管理动机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影响。     

新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文章在新资产减值准则执行背景下,选用2004年至2009年房地产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回归模型,研究新准则颁布实施对于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过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行为有所抑制;经济因素对于房地产业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影响较实施前更为显著;同时,盈余管理动机对资产减值变动的影响程度反向变动.由此可知,新资产减值准则的颁布实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     

高管特征对企业并购商誉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4—2018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高管特征与企业并购超额商誉之间的关系,以及盈余管理动机下高管特征对后续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团队平均年龄、团队稳定性、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以及非国有企业团队规模都可以有效抑制商誉泡沫的产生,其中高管团队的稳定性会直接负向影响商誉减值的计提,团队规模和平均年龄可以有效抑制企业盈余管理动机下增加商誉减值的行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人员占比在有无盈余管理动机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均不显著。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合理配置高管团队、控制高管人员流动性、加强市场对并购事项的监管等相关建议。     

资产减值准则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分析

以2006年为分界点,以浙江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准则变革前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会计行为方式进行细致考察,揭示出资产减值准则变革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具体影响,具体包括准则变革前后上市公司减值计提行为及减值转回行为的变化及特征.     

上市公司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问题实证分析——来自浙江的数据

由于计提和转回资产减值准备存在模糊性和灵活性,能够满足不同类型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因此资产减值准备成为上市公司调节盈余的重要工具。《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更加细化和明确了资产减值准备中的问题。如何有效遏制过度的盈余管理行为,成为会计理论和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分析了浙江上市公司2005年和2007年资产减值的总体计提情况,研究发现,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实施制约了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     

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选取部分公司作为样本,对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准则实施后影响资产减值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明显。这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高了资产的质量,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来自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从我国沪深两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中选取部分公司作为样本，对2007年和2008年计提资产减值的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准则实施后影响资产减值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因素，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不是很强，只有亏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明显。这说明现行资产减值准则的实施提高了资产的质量，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

审计委员会中海归成员日益增多,其对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有何影响值得关注。基于此,以商誉减值计提为切入点,选择2008—2016年间中国资本市场发生商誉事项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试图通过检验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与商誉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审计委员会治理的有效性。研究发现:(1)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能够显著促进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提高;(2)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越显著;(3)审计质量弱化了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4)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增加审计费用,且商誉减值计提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丰富了海归人员经济后果领域的相关文献,有助于明晰审计委员会海归背景对商誉减值计提的影响机理。     

亏损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以2006年首次被ST公司为例

本文以亏损情况极为严重的上市公司——ST公司为样本,研究其在发生亏损前后三年间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ST公司在亏损前一年并未出现显著的盈余管理行为,而是在亏损后一年才开始＂洗大澡＂。     

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9-2018年间连续两年ST企业的第三年财务数据为研究对象,首先以理论分析的方式对盈余管理视角下ST公司异常扭亏、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关系进行假设,然后利用实证分析的方式对假设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商誉减值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商誉减值对审计风险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会加剧审计风险,出于盈余管理动机的ST公司异常扭亏对审计风险的加剧作用更为显著;ST公司异常扭亏正向调节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的相关性,出于盈余管理动机下ST公司异常扭亏对商誉减值与审计风险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资产减值准则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新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的背景下,选用2001年至2007年沪市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建立经济模型,研究了新会计准则执行后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与转回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影响减值准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自身经济因素造成的价值损毁;新资产减值准则的执行前后,上市公司利用新准则的规定,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准则执行后上市公司减少了长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同时加大了短期资产减值准备的计提。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抑制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吗

利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政策分阶段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借助PSM+DID模型检验我国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否会影响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及其影响结果,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抑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且审计报告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多,盈余管理程度越低。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于聘请“四大”的上市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政策的实施对聘请“非四大”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且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对这两类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都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收入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显著抑制盈余管理行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越多,上市公司获得交易成本较低的应收账款商业信用越多,主要是因为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新准则关于资产减值新规定的效应研究

为了考察在上市公司中长期资产减值不得转回的新规定对资产减值计提的影响,本文以2005至2007年在深交所上市的部分公司为样本,对执行资产减值新准则后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抑制效应进行了研究。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公司2006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与2005年的相比没有明显差异,而2007年计提的资产减值损失则明显少于2005年,这说明资产减值新准则中的新规定时上市公司利用资产减值政策进行盈余管理产生了明显的抑制效应。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     

高业绩承诺下企业合并商誉减值研究 ——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例

高额合并商誉往往伴随着高业绩承诺,其目的是为了有效降低并购溢价风险.同时,高额合并商誉的存在可能会造成管理层利用合并商誉减值进行盈余管理.文章以传媒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2016—2018年传媒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高业绩承诺下传媒行业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业绩补偿承诺会对高额商誉上市公司的合并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业绩补偿承诺期对合并商誉减值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