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二元经济结构的强度和人力资本均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基于此,认为要扭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趋势,根本途径是消除二元经济结构,通过提高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和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来加快向一元经济结构过渡。     

技术进步偏向、资本效率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化

本文构建了一个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变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分析框架,并使用中国1990～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要素替代弹性显著大于0,且显著小于1,并且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是偏向于劳动增强型的,表现为劳动效率持续快速提高,而资本效率则持续下滑,正是偏向劳动增强型技术进步的速率高于资本深化的速率直接导致了劳动收入份额相对于资本收入份额的持续下降.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则表明,导致资本效率下滑引起劳动收入份额也持续下降的深层次原因则主要是中国企业没能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拓展升级其生产价值链,以致没能实现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型升级.而政府经济政策偏差形成的银行业高利差导致的扭曲性收入转移、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持续飙升导致的实体经济企业房地租成本上升,以及政府税收的持续快速增长对实体经济企业收益的挤压,则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广东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及对策

广东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份额持续下降,从1978年的60.57%下降到2010年的44%,降幅达到16个百分点。广东劳动报酬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变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完善的分配机制以及金融体系的不健全。只有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公平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等深层次调整和改革,才能不断提高生产总值中劳动报酬的份额。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与效应

本文从金融化影响企业市场势力和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角度出发,通过理论推导将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联系起来,分析实体企业金融化如何通过成本加成渠道和利润分成渠道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影响。并利用2008—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化程度加深使实体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利润分成下降,最终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抑制作用,并且在东部地区、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以及货币政策紧缩时期金融化程度加深对实体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强。进一步,本文还对金融化不同动机以及不同配置方式的差异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关系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基于市场套利动机下的实体企业金融化则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更明显;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劳动收入份额主要是通过发放贷款及垫款与投资性房地产发挥作用。     

合理提高劳动报酬 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

正当前劳动报酬总体水平仍然偏低提高劳动报酬势在必行劳动报酬份额不断下降劳动报酬份额是指一定时期内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率。比率越高、份额越大,表明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分享程度越高,收入越趋合理。一线职工工资水平偏低在调查的20家企业中,2012年一线职工的月平均工资除3家国有企业达到3000元和5家民营企业达到人均2500元     

“逆向混改”：国有股东参股能否促进企业内部共同富裕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有利于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此，选取2007—2021年民营企业的数据，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视角出发，考察国有股东参股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有助于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对于高融资约束程度和低创新意愿的企业，国有股东参股对于劳动收入份额的积极效应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股东参股对普通员工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效应更明显，以及不存在最优的国有股东参股比例。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分配制度、推进共同富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抑或抑制了企业出口？

2001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本文旨在考察对外直接投资究竟对企业出口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利用高度细化的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首次从微观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而且还提高了企业出口的概率。此外,通过引入生存分析模型的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了企业退出出口市场的风险率,即倾向于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期。本文从微观层面证实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出口创造效应,这一核心结论在剔除贸易中间商、排除加工贸易、剔除投资于避税港的企业以及采用最近邻匹配样本进行估计时都非常稳健。     

中国GDP出口分解及贡献新测度

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方法,构建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GDP出口分解框架,分析中国出口对GDP及GDP增长的贡献和变化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国家层面和产业层面出口对GDP及GDP增长的贡献均呈现先增后减的倒“U”形特征。制造业贡献起主导作用,需要巩固传统优势,培育新优势;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大的服务业贡献相对较小,需要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贡献的变化主要是基于产业增加值出口比重的增长,产业结构变动产生了一定的阻碍作用。     

数字贸易与制造业就业——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基于2011—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借助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这一准自然实验,本文建立双重差分模型研究数字贸易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实施显著扩大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同时也促进就业结构升级;政策实施通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优化人力资本供给作用于制造业的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要素密集度、出口行为、所有制性质、产业技术特征和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不同都将带来差异化影响;数字贸易进一步促进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研究结论从数字贸易视角丰富了对劳动者收益变动的思考,为以稳就业夯实民生工程提供了政策启示。     

《社会保险法》实施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研究中国社保征管制度改革与要素收入份额变动之间的关系，对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以2011年《社会保险法》的实施为切入点，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社保征管力度加强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增强社保征管力度显著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原因在于社保和薪酬福利增进产生的“收入效应”十分显著，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的要素“替代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社会保险法》实施和社保征收机构变更叠加引起的社保征管力度“加码”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显著增强，降低企业社保费率也有助于充分发挥社保“严征管”在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中的推动效应。通过合理评估社保征管制度改革产生的要素收入分配效应及厘清其作用机理，能够为精准提升社保征管效率和有效缩小收入差距提供新的现实证据。     

商品贸易结构变动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本文从贸易结构变动出发为研究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原因提供一种新的视角。近年来我国商品贸易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动。理论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不仅通过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直接影响,还通过要素密集度变化和技术进步偏向等机制产生间接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出口发展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进口发展则具有正向作用。进出口贸易对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的影响程度与方向存在差异。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提升的趋势研究——基于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呈下降趋势,且水平低下,但自2004年以来,已开始缓慢回升。这表明,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后,由于中国比较优势的转变,劳动力供给脱离了以往无限弹性的状态,劳动报酬份额将会处于上升通道。本文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预测得出,2020年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会提升至55％左右,2025年会提升至60左右％,2030年会稳定在65％左右。要实现这一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和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无疑是提升中国劳动报酬份额的必要手段。     

国资参股与民营企业共同富裕——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

本文基于劳动收入份额的视角探讨国资参股对民营企业共同富裕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国资参股能够显著提升民营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促进民营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进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另一方面,国资参股可以抑制民营企业的高管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国资参股的确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其对民营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在西部地区和处于低竞争地位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并且国资参股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还有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本文丰富了国资参股民营企业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视角,为国有资本与民营企业有机融合提供了客观的经验证据。     

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选取2012—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创新驱动发展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以及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创新驱动发展能够有效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施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均能显著增强上述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盈利水平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且当企业处于成长期和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以及为非国有企业时,上述关系更显著。研究结论表明,特别是处于成长期与衰退期、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大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并辅之以高管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可以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和谐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述评

全要素生产率(TFP)既是经济增长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当前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文章系统地梳理了研究中国制造业企业TFP变动影响因素的国内外文献。从市场因素、结构因素、政府因素、R&D、FDI和国际贸易六个方面,基于地区层面、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三个层次对中国制造业企业TFP主要影响因素的影响方式和经济后果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制造业TFP的未来研究展望,以便对TFP主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中国制造业产权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2008至2019年制造业下分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产权结构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结果 表明,非国有经济成分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正效应,制造业中非国有经济成分在企业产权比重中每上升1个百分点,企业创新投入比重提高0.004个百分点;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具有负效应,外商投资企业占行业比重每上升1个百分点,企业创新投入比重降低0.016个百分点;对外开放度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投入没有显著影响.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推进国企改革,促进产权多元化,并完善企业创新环境.     

论港澳台投资与大陆经济增长

本文通过运用平行面板数据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投资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与人力资本结合时效果更为显著。为了使不同来源FDI对中国经济产生更积极的影响,对港澳台投资企业实行更为优惠或宽松的政策,在引进FDI过程中强化人力资本积累,加强消化和吸收,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和二元转型关系的相关思考

众所周知,我国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特征:熟练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似,属于稀缺要素,非熟练劳动力(尤其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却存在无限供给的异质性特征。本文通过统计我国二元转型程度和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相关数据,发现我国二元转型程度不断深化,劳动收入份额近年来呈持续下降的态势。本文认为,要想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现状,最根本的措施是加快推进我国二元经济转型。     

中国经济非稳态增长典型事实及解析

"卡尔多事实"总结了发达国家经济稳态增长典型特征,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经济呈现非稳态增长,不符合"卡尔多事实"。本文按照王诚(2007)关于典型化事实研究的研究思路,提出中国经济非稳态增长典型事实,并利用时变弹性生产函数模型加以刻画和解析。通过推导时变弹性分解公式,解释1995年以来资本弹性上升、劳动弹性下降,是由于资本边际产出指数大于资本生产率指数、劳动边际产出指数小于劳动生产率指数的结果。研究认为,提升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报酬的比重,关键在于劳动报酬增长不慢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文试图在建立中国经济非稳态增长典型化事实及解析方面做出初步探讨。     

克服“三大悖论”

中国的家电制造业正在面临三大悖论,面对这三大悖论,企业不追求变化就是等待死亡。中国家电制造业面对的第一个悖论就是,“销售额越来越大,利润额却下降”。通过分析家电行业上市公司的报表后,发现整个家电行业中,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大多数企业,总体上都是利润下降,这边是销售额增长,那边是利润额下降,如果利润再下降,出现亏损,那么销售额的增长也不复存在。第二个悖论是,在国际上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多,但是中国创造的名牌太少。近年家电的出口有很大的增长,但却一直没有自己的品牌。另外,国外企业往往还规定,不管产品打谁的牌子,只要是你做…